何为敦煌学？可能在学术界有不同定义。胡同庆的“敦煌学是一门以敦煌文物、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似为精当。

胡同庆的敦煌学概念，虽则简练，但信息量可观，很有现代意识。其实，我们现在所诠释的敦煌学与敦煌学这个名词诞生时的含义是有区分的。前者广义，泛指以敦煌为中心的地域性考古文化为对象的研究过程。后者狭小，专指以藏经洞遗书为主的专题研究过程。

最早提出“敦煌学”概念的，是我国著名学者陈寅恪。 1930年，其在《敦煌劫佘录·序》中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20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

1930年前推20余年，是1900年至1910年之间。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风起云涌在中亚包括中国西域进行考古探险的高潮期。陈寅恪为敦煌学诞生所划定的日子，当属斯坦因1907年从王圆箓处得到大批量藏经洞写本的那一天起。 自然，第二年即1908年伯希和亦通过王圆箓得到另外大批更有价值的石室藏书，也可以作为敦煌学的诞生时期。因为这连续两年中，藏经洞的主要文物从千年幽暗中流落西方，然后再通过种种途径，在世界范围内流布、播散。随之有若干国家，许多学者、专家和工作人员，以此为圭臬，做出了被陈寅恪命名，并被全世界学术界认可的一门学问——敦煌学。尽管在斯坦因、伯希和之前之后，藏经洞写本已有少量外流，但大规模推向西方，又反馈于全球的只有斯坦因和伯希和之人而已。所以说，敦煌学这个名词的最初含义是狭义的，并不包括早于藏经洞发现前若干年、19世纪末西方学者在敦煌地域内的发掘与发现。如果是那样的话，陈寅恪就不会用“二十余年间”这个具体数据了。

只是当敦煌学发展到了一定阶段，这个学说羽毛渐丰之时，敦煌学家们才发现敦煌学的内涵及外延都比陈寅恪命名的要深广。换言之，只有从广义上研究敦煌，敦煌学才能更加健康的发展，这就产生了目前学术界较有影响的新的敦煌学的定义。

陈寅恪虽然从狭义上为敦煌学命名，但他认为敦煌学是自藏经洞文物问世流布后二十余年间由东西方学者共同治学，做了大量贡献后形成的。这的确是真知灼见，是符合世界东方学这一总潮流的。这是所说的“诸国学人”自然包括了中国学者。

敦煌学自陈寅恪命名至今，又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敦煌学的发展自非当年所比。站在学术立场上来看，敦煌学的发展轨迹基本上是一条曲折不大的直线，虽然这条历史的长河中老一辈敦煌学家们的汗水历历在目。像任何学说的发展一样，敦煌学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它的发展中有些时代特征足以使往者感叹，来者深思的。

敦煌学是在互补、认同、开放的过程中形成的。

敦煌是敦煌学的故乡。但是，汉唐时期，敦煌却不是后来人们意念中那个深藏于大漠戈壁之中的中国西陲的一个闭塞之乡。 自佛教东渐传入中国，丝绸之路光彩夺目之时，敦煌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化城市，莫高窟壁画中许多画面生动准确地记载下了那个使人难忘的场面。从文化上来看，敦煌地区也是中外文化交融汇合东传的大本营，以佛教文化为纽带的敦煌文化给中原乃至东亚文化留下的深刻印痕是举世公认的。没有印度佛教文化，就没有敦煌文化，而没有敦煌文化，中原文化乃至日本文化的篇章，都得重新去写。当然，敦煌文化不光是奉献，它也曾大口大口地吮吸中原文化的母乳。十六国时期，中原文化精粹从战火中避乱于西域，也极大地丰富了敦煌文化本身。敦煌就这样在历史的大开放环境下形成了震惊世界的敦煌文化。

随着丝绸之路的荒芜，敦煌的繁荣成了明日黄花，敦煌文化却并未消失，它浓缩淀积，终于在九百多年前深深地隐藏于大佛脚下莫高窟那个著名的山洞里。

一直到20世纪初，当新的历史的一页刚刚翻开后，三个人重新揭开了沉寂了近千年的敦煌莫高窟的旷古奥秘。这三个人就是我们都熟悉的王圆箓、斯坦因和伯希和。

由于王圆箓发现了藏经洞，又由于斯坦因与伯希和使石室遗书流向西方，一门崭新的学说——敦煌学的曙光才从藏经洞中冉冉升起。尽管以上三人均遭受到国人的唾骂，但事实是，敦煌学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