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断阿富汗与世界的致敬

如果说，对于斯坦因三次中亚考古探险中所发生的事情，对于斯坦因在得到敦煌石室遗书的表现而毁誉并存，智仁互见的话，那么，涉及到斯坦因个人的品行素质，在对其所从事的科学工作的高度责任意识和献身精神方面，中外学术界有口皆碑，给予了高度评价。

首先是他为实现奋斗目标的坚忍不拔的毅力和精神。

作为一个受到种族歧视的家庭的孩子，斯坦因从小就和贪图安乐绝缘。良好的家庭教育为他日后的大器而成提供了养分，使得他从小学起，在远离亲人的情况下，就树立了远大的志向，并以优异的学业来打好实现志向的基础。在青年时期，无论是什么方面的挫折和烦恼，都未能使得他放弃自己认定的发展方向，而是主动地去披荆斩棘，开创未来，直达通途。

其次，是他工作实践中的务实、循序渐进态度和一丝不苟的作风。

斯坦因三次中亚腹地的考古探险，大都是在极其艰辛的环境下所进行的。这里既有自然界的严酷，也有社会的阻力。斯坦因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异乎寻常地发挥自身的公关能力，以务实态度对付一切人际关系方面的困难，以诚挚来化解已经或可能出现的矛盾。像马继业、寇松这样热爱中亚考古，又是行政长官的权力人物，给予斯坦因很大帮助。又如在中国西域，所到之处，上自封疆大臣文官武将，下至地方士绅、贩夫走卒，大都能积极支持斯坦因的考古探险。连政治动荡中的“革命党人”，同样能对斯坦因表示出谅解和善意。甚至敦煌莫高窟的王圆箓道士，尽管和斯坦因唱了一出“孙庞斗智”，但如果斯坦因纯粹靠拐骗和马蹄银，王道士肯定是不会打开藏经洞的门的。

青年时代就醉心于克什米尔古代文化与地理研究的斯坦因，在资深学者未能得到收藏于克什米尔山地部落的珍贵梵文手抄本的情况下，孜孜不倦地深入山地，最终得到了它，并据此完成了他的成名作《克什米尔诸王编年史》一书。

19世纪90年代，就在西域考古热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之时，在西方东方学研究领域内出现了一些“未知文字”的写本和印本，真伪难辨，连英国最负盛名的东方学家都相信真有其事，煞费精力进行研究。正是斯坦因，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认真严谨作风，在对中亚进行考古探险的同时，专程前往这些“文物”产生的新疆现场深入调查，最终人赃俱获，揭露了一桩几乎影响西方有关学术研究进程的“阿克亨写本伪造案”。

身为著名学者、专家，声名显赫的斯坦因，在中亚考古探险的日日夜夜里，常常在高山、峡谷、冰川、草地、戈壁、沙漠里支起一顶帐篷，和工人、助手共同操作，进行实际勘测和发掘，在一堆堆发出强烈异味的数世纪遗留下的垃圾堆里仔细翻检可能是珍贵文书的烂纸破布。他没有任何大人物的吹毛求疵和拿捏，也从不居高临下俯视普通工作人员，有的只是一个虚怀若谷的学者风度，以及缜密的科学态度和工作方法。

再次，是斯坦因为事业的献身精神。

中亚腹地，除了个别沙漠绿洲之外，绝大部分为雪山、冰川、沙漠覆盖，许多地方千余年来人迹罕至，只有堆堆白骨诉说往日的幽怨。广袤的罗布泊沙漠，在那古代遗址的处所，滴水不存，只有枯树朽木在疾风中摇曳。在烈日酷寒下分崩离析的石块，遮天蔽日的沙暴，克什米尔险峻陡峭的山口，都成为斯坦因前行途中一个个巨大的路障。从兴都库什至帕米尔，从昆仑山到罗布泊，从废芜了的古代丝绸之路到风沙掩埋了的古长城烽隧，斯坦因一步步走了过来。为了保证在沙漠中发掘，他每次中亚考古探险总是选择在冬天进行。尽管每次出发前都进行了精密的计划安排，但仍发生过在横穿沙漠时差一点未能走出的危险。在高山雪地里，他的足趾曾被冻掉了几个。坐骑失控，腿部摔坏，很长时期才得以恢复。在吐鲁番，碰到过携带现代枪支的强盗。斯坦因在中亚的经历与艰险历程，直追我国唐代高僧玄奘，他的不畏艰难，不怕困难，甘愿为实现自己认定的目标奋进的精神、理想和行为，也和这位圣僧相仿佛。难怪他几乎在自己的著作里，处处、事事都以玄奘为师表。也难怪在敦煌莫高窟和王道士的“斗智”中，将自己对唐僧的崇拜作为敲开藏经洞大门的有力武器。

为了事业，他终身未娶，陪伴着他的只有书籍和装满工作资料的箱子。但一旦投入到考古探险中，他犹如强健的牛，负重而不回头。上天似乎专门赐予他野外探险的体魄，以至于在中亚崎岖山间攀登时，被地方当局派去协助的兵士竟在速度上赶不上这位年过六十的“斯坦因博士”。

怀着对佛教艺术的执著追求，斯坦因一生钟情于佛教艺术形成与传播重要一环的阿富汗。由于战争及其他原因，几十年间他始终未能实现去阿富汗实地考古探险的梦想。但斯坦因始终没有放弃他的期望。1943年10月，81岁高龄的斯坦因在美国驻喀布尔公使的努力下终于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入境许可。但这个准许来得太迟了。10月24日，斯坦因突患中风，两天以后，不幸逝世于美国驻喀布尔公使馆。一代著名学者，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探险家，在他梦寐以求的征途中找到了最后归宿。根据斯坦因本人遗愿，他的遗体安葬于喀布尔的基督教墓地里。10月29日，阿富汗王国的国王、外交部长及有关部门都派代表参加了葬礼，前往墓地的道路临时修整一新并洒上了水，以表示阿富汗对这位大学者生前未能赋予和表达的崇敬之情。美国、英国、伊朗、伊拉克等国公使，苏联临时代办以及其他友好国家驻喀布尔公使馆的代表参加了斯坦因葬礼。

斯坦因一生学术研究领域极为广阔，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说都堪称国际敦煌学研究的开山鼻祖之一。他的中亚考古探险的成果证明了该地区中国文化与西方以丝绸之路为纽带所反映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的特征，也是当代敦煌学研究的主体。斯坦因一生勤于著书。除了实地考察外，所有时间都几乎用在了写作、编辑上。他著作等身，载事信件无以复计。他的关于中亚的考察报告与研究论著一直到现在仍然是敦煌学研究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珍贵原始资料，此外在南亚、西亚等地的考古探险活动，也同样在相关研究领域里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诚然，斯坦因不曾、也不可能是一个完人。尽管在西方学术界，他所处地位极高。他从英国、印度、美国、法国、瑞典、比利时等国及他的祖国匈牙利得到了各式各样的奖励、荣誉。他的画像高悬于英国伦敦国家肖像画廊和美国曼彻斯特市美术馆，他的专著被许多国家所翻译。但是，他的考古实践毕竟损伤了中国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心。特别是他第四次中亚之行，反映出作为一个著名学者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迟钝，在东方民族觉醒过程中的不合潮流。

斯坦因和与他同时代并为他尊重的杰出中亚探险家斯文·赫定一样，都不是政治家。他甚至在政治敏感上远不如斯文·赫定。因此，斯坦因缺乏对时代发展变化的理解和把握感。而他本人并未清醒地认识这一点，于是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第四次中亚之行的败局，这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在斯坦因的三次中亚之行，特别是在敦煌莫高窟的历史性事件中，他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一个英国绅士对东方民族的优越感。他也曾用俯视角度去观察王道士。这就免不了要造成他心中的困惑，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尽管从总体来看，斯坦因对中国民众是有真挚感情的。

至于通过斯坦因之手流落国外的中国西域文物的责任问题，我们不得不再次重复自己的基本观点。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和其他著名的中亚考古探险家，都是完整意义上的学者专家，并非某些舆论暗示的那样，将他们归入负有某种敌国政治军事责任的一类人中。尽管科学工作的区域、分工不同，有的是考古家，有的是探险家，有的是二者兼顾，但他们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和环境下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对中亚这块广袤大地千百年来历史发展的认识。而对这块神秘领域的认识，国人不可能早于或同步于这些西方学者的足迹，这也是历史的安排。如果按照某些人的想法，希望历史的安排迟一步，由我们自己心安理得地在家园里清理历史的遗迹，这种想法无疑是一厢情愿。事实证明，历史并不溺爱后行者，尤其在文物考古这一方面。动机和效果要统一起来看待，这也是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

问题的焦点，最终归结到发掘物的归属问题。地球在宇宙中微乎其微；人类的文明史在历史的长河中，在时光隧道中，也不过一瞬间；北京至伦敦的距离，从太空间来看只不过咫尺之间。何况中亚文化遗产自古就没有什么明确的国界截然分开，有什么必要过分地去强调中亚文物的“外流”呢？中亚文化遗产包括如今分别珍藏于世界各国的西域文物，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人类文化遗产。存放于西方、东方各大博物馆里的中亚文物，只不过是某种意义上的“保管”而已。如同世界上任何事物“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法则，有那么一天，也许所有的中亚文物，会集中陈列于一起，超出任何国家的狭隘国界。那才是一切热爱中亚历史的人们的节日。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毛泽东词云：“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留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在评价斯坦因个人功过的时候，我们不妨拥有这种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