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堆里的博士

从斯坦因三次中亚考古探险的实践观察，他是最有职业道德、最注意保护文物的学者之一。

关于斯坦因对我国古代文化遗址的大规模发掘，至今仍是千篇一律的证词：破坏。事实果真如此吗？在没有下结论以前，最好让我们伴随着这位实干家的足迹到中亚腹地走一趟，看他到底做了些什么。由于这个问题是对斯氏讨伐中的重点所在，适当地占用篇幅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论及第一个问题，亦即斯坦因“盗掘”说辨析时，我们已经将他三次探险中主要的考古发掘按时间做了排队梳理，根据历次发掘情况，可以将斯坦因的考古实践归纳出6种方式方法，即：清理垃圾，找古代“字纸”；清理遗址废墟，寻找文书；挖掘古墓；清理遗址壁画、塑像，进行拍照；分离切割，搬走残留壁画；剖切文化遗址。

1.清理垃圾

如果告诉那些一味指责斯坦因的人，斯坦因发掘出来陈列在大英博物馆的那些珍贵文字文书资料，竟然相当一部分是从臭不可闻的垃圾堆里翻出的，相信的人不会很多，人们总愿意把斯坦因和当代的盗墓贼联想在一起，以为他穿堂入室，然后一件件地拿走其中珍宝。事实却是，斯坦因每到一地， 目光首先倾注于遗迹的垃圾堆。这是因为，经过当地“寻宝人”，亦即文物盗贼的多次光临，容易得到的遗迹中珍宝类文物大都丧失殆尽。而保留有文字文书资料的古代垃圾，是任何“找宝人”不屑一顾的，这正好为斯坦因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在丹丹乌里克遗址，斯坦因“在此共忙碌了十四天。这在我是一个很快乐的时期，充满了发见，长了不少的经验”。发现了用和阗文、婆罗谜草体、汉文书写的唐代文书和文件碎片。“但是这些文书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其上所有年代的证据。这些文书都放置于为居室或厨房的底层房屋垃圾堆中。”

大规模的尼雅遗址发掘：“从方才的发掘看来，遗址古代居室中凡有价值以及尚可适用东西，如不是被最后的居人，便是他们离去不久被人搜捡一空，这是很明白显然的。所以我之希望再得一些考古学上的发见，只有大部分求之于垃圾堆中，这些希望不久便很可喜的证明了。”

“这些发现当然很有希望。但是在这为一普通住宅的西端墙垣半破的室内，古代遗物究竟是否丰富，我仍不敢臆断。等到系统的发掘开始以后露出一层一层的木牍， 同各种废物混杂在一起。随即看出这是多年以来积聚而成的一个古代垃圾堆，并且还有古代可以称为‘废纸’的遗物， 只不过年代稍为错乱而已。从那一堆高出原地面四英尺以上的硬垃圾里，末了我找出两百片以上的木牍文书。全混在破陶器、草毡片、各种毛织物残片、零星皮块，以及其他恶味的硬废物层中。那时微微的东北风从刚才掘起的垃圾中扇起一阵微尘……我工作了整整的三个长日子，饱吸了古代尘土的气味，虽在凡多世纪以后，仍然异常刺鼻。”

安德悦遗址发掘：

“我们的第二步工作是清除帐篷附近一所较大一点的建筑遗迹。 这里的墙壁及墙壁之间或许可以存留的东西完全腐蚀无余，只有褪色破裂的大柱高耸着，露出木料间架的位置。但是我考查一所形同门房或廊房底下的地方，立刻看出这原来是一层一层的大垃圾堆堆成的。照以前的经验，有充分的理由使我们去发掘这种臭堆，虽然已经掩埋了一千七百年，而刺鼻的臭味依然放射不已，加以清新的东风，于是细尘，死微菌都吹进眼鼻咽里去了。我们忍耐着一层一层掘开，掘到离表面足有七英尺的底下，最后发现一个大约是以前居民用来盛垃圾的小小木箱。里面有各种各样希奇古怪的废物，如：绵毡混合织成的毯，铜质和骨质的印，绣花的皮，木质的笔，漆器残片，木质破用具等。”

米阮遗址：

“沿着东西墙垣内部试掘的结果，更其证实此事，但是同时又显出这里有一座很丰富的矿藏，等待考古的搜求。和那掘出来的半在地下的小室成反比例的，是差不多堆挤到顶的灰尘垃圾。挖掘开始，便得一些上书西藏文的木片同纸张。 曾住此地的居民所遗下的一层一层的垃圾堆中陆续发现此种文书，有整有残，一直到底。第一日的工作，忘记所得将近两百。此外如各种无用的器具，破烂的布片，兵器之类，亦复甚多。各种物件指明这些富于考古学上的趣味而又特别脏污的垃圾堆，是在西藏人占据此地的长时期中堆积起来的。

“残堡第一次的试掘，便十分满足了我们的希望。第八第九两世纪荫蔽西藏戎军的房间同半埋地下的小室，在计划同建造上都简陋不堪，但是却有很好的垃圾堆，供我来清理。在从龛里扫出的看不清的尘土、草席、破烂布片以及器具之中，找出很多写在木板同纸上的西藏文书，其中许多都已残破，但常有很完整的。有一间小室，烟熏的墙壁仍然保存一部分，我们找得的文书就有一百件以上。有些处所的垃圾堆常常高达九英尺左右。

“我对于清理古代的垃圾堆，有机会得到比较广博的经验，知道如何去鉴别。但是就废弃物之多，而且密，气味之年久不变而言，我常要把那些西藏战士幸福的‘废物’放在前面。一年以后， 当我在和阗以北五百英里外的马扎塔格山上清除一所小堡的残迹时候，甚至在未得到任何古物的证据之前，就垃圾的气味，我便能很正确的辨出此堡为西藏人所占领。”

楼兰遗址发掘：

“但是最大的收获还是得之于衙门西头外面，就在一百英尺以上的一片大垃圾堆里。这座臭味依然刺鼻，而在那层层的垃圾堆和其他废物中间，却得到很多写在木板同纸片上的中国文书。”

够了！读者一定对这样不厌其烦地列举垃圾忍无可忍了。但是请注意，斯坦因在中亚腹地的严寒的朔风中，就是这样地以极认真、仔细、满意的态度，从一个又一个古代遗址的垃圾堆中，翻检筛选出了那成千上万被我们称之为“国宝”级的各类文书。不错，斯坦因也曾有过不触及垃圾而得到文物的，如在藏经洞那样，但那种好事毕竟不易经常碰到。大量的、经常的、首先必须进行的，则是翻掘“世纪垃圾”。不这样做的话，斯坦因的光辉发现便肯定要大大地打个折扣。

当我们现在一味指责斯坦因从西域挖掘走了大量珍贵文书时，闭口不谈挖掘垃圾这个事实，所以久而久之，我们也以为大量文物的获得，一定就像挖掘秦始皇兵马俑、就像国家考古队那样正正经经地挖下去。谁也不曾想到垃圾堆里也有宝藏（国内有人撰文，说“垃圾”即考古学俗称的“灰堆”，讥诮笔者没有考古学常识。作为大考古学家的斯坦因真连这一点都不懂吗？非也！斯氏著作中这两方面表述得清清楚楚，“房屋垃圾堆”和“地下遗存物”是两个概念，怎么能随意置换来混淆视听呢？）。我们痛斥斯坦因的时候，何不反思一下，在斯氏同时或之后以至于今，国内有地位、有本事、有条件的学者，有几个会像斯坦因那样，冬天去罗布泊地区，去大漠戈壁里，深挖垃圾不止，并且在挖掘垃圾中“积累了广博的经验”呢？

当然，有人会说，垃圾也是中国的，尽管斯坦因获得中国当局的同意进行考古探险，但是……

从理论上探讨，这种质疑也许是对的。但一切理论总应该为实践服务。中国西域辽阔广大，斯坦因也只不过发掘了数处而已，在这个问题上，不必深究，毕竟还有千千万万的历史垃圾堆等待着国人去开发，只要我们自己愿意。

2.清理遗址

除了遍翻垃圾外，斯坦因获得以文牍为主的文物的另一个途径是清理遗址。如果说，在古代的行政官署、边关军事要塞、长久居住点的遗址中，斯坦因首先将目光瞄向那硬化了的垃圾堆的话，在寺院、佛塔等宗教性建筑遗迹里，他则二者并举，或者以清除掩埋了遗迹的土砂为主，孜孜不倦地在废圮和倒塌的遗迹里寻找考古字意义上的古代遗物。

从斯坦因前三次中亚考古探险的撰著仔细检索，笔者尚未发现有任何一处经斯坦因挖掘过的遗迹是原封不动的。换言之，遗迹全都是被破坏过的。这里存在两种状况：一种是自然的破坏。例如在罗布泊沙漠里的一些遗址，在强烈的自然力如风、沙、 日晒经千百年不断交替摧毁下趋于消失的一些遗址。另一种是人为的破坏。首先是朝代更迭、民族变迁、非佛教信仰者对佛教遗迹的大肆破坏。其次是“找宝人”的破坏，这些“找宝人”由于土生土长，极为熟悉当地遗址状况，且又世代相传，以此为职业，寻宝时不择手段，乱挖乱掘，根本不考虑文物价值，一心一意放在寻找金银珍宝上，所以给考古学带来的危害比起其他形式的挖掘破坏性更为厉害。在斯坦因所到之处，总有“找宝人”的存在。正是依靠这些老的年轻的“找宝人”，斯坦因才到达了一座座的遗址前，凭着他深厚的考古知识，从“找宝人”为找“金叶子”等珍宝而多次出入的废墟中，找出了真正有价值的文物来。

1900年冬，斯坦因第一次进入和田沙漠，给他当向导的老杜狄，便是一个资历很深的“找宝人”。在和田古都城的约特干村，村民们的“找宝”活动竟然已经进行了35年光景，“找宝”行动一直挖掘到了地下很深处的“文化层”。老杜狄甚至还属于和田地区一个“找宝”的“小团体”，可见当地“找宝”活动的猖獗。难怪斯坦因在约特干村的发获仅仅是一些陶瓦烧像及美术陶器的碎片而已。尽管这些碎片表露了鲜明的犍陀罗艺术风格，具有很高的考古价值。其他地方如丹丹乌里克、米阮等遗址中“找宝人”活动的痕迹也非常触目惊心。

自然环境对遗迹的破坏有时也很大，特别是风力、盐碱的破坏更明显。好多遗迹，在年复一年，一个世纪一个世纪的自然力破坏下，建筑物分崩离析，基础坍塌、下陷。有些土坯房基已完全回归为原来的泥土形态，许多精美建筑大部或部分趋于消失，包括其中的壁画、塑像。这种情况，在斯坦因所摄照片中反映得很清楚。尼雅遗址、楼兰遗址、米阮古代佛寺遗址或枯木败露于沙外，或寺院残埋于地下。罗布泊沙漠一个奇形怪状的大台地，是史书中的“龙城”遗迹；塔里木盆地中一处居民较多、灌溉繁密、古物不存的地方，竟是有名的“轮台”遗迹。唐代吐鲁番都城高昌遗址，历年以来，被附近乡村的村民将此地堆积尘沙的遗迹拆去，以为肥田之用，有许多掘剩的小建筑物也被他们铲平，以便多得耕地。在吐鲁番盆地、长城沿线上的若干古遗址，从照片上看确系一堆碎石烂瓦，若有若无。

斯坦因第二次探险时，在新疆焉耆舒尔楚克地区的“明屋”遗址发掘，也是被国人所贬行状之一，认为这是破坏行径。实际情况如何呢？斯坦因写道：

此地因为地下水分含有盐质，气候又不如塔里木盆地那样干燥，所以一切建筑全都毁了……一九〇七年的十二月，我能够清除大群倒塌了的佛寺……这些残址排成长列，室宇彼此分开，大小不等，而构造和形式却全一样，多雇人伕，不难有系统的予以清除。所有佛寺，除受风雨摧毁之外，还曾遭了很大的火灾，此地所得古钱年代直到西元后第九世纪，所以很可以说此事与最先入寇的回教人不无关系。但是不管摧残偶像是如何热烈，气候情形是如何不适，发掘的结果得到很丰富的古物，大殿内部以及走廊上尘沙堆积的深处，找出许多很好的小塑像， 以前大约是用来嵌在壁上的，黏土塑像经过火烧， 变得像陶器一样硬， 因此在当地那种显著的气候条件之下，还能不受损害，保存至今。

像这样一处饱经人祸天灾，完全成为一片废墟的古代佛寺遗址，被斯坦因这样的饱学之士发掘，得到许多珍贵的具有犍陀罗风格的艺术品，究竟是福还是祸？反言之，任其消亡或被当地“找宝人”破坏，难道是我们所希望的吗？从这个意义上讲，斯坦因三次中亚考古探险中对古代遗址的发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不可一概视为“破坏性发掘”，“使新疆地下文物大量外流”。

3.发掘古墓

这里主要指斯坦因第三次考古探险时在新疆吐鲁番对阿斯塔那墓地和哈拉和卓墓地的发掘，获得大量写本、丝织品、陶俑、钱币等文物。世人对此次发掘也颇有微词，认为是一种文物破坏行为。

从斯坦因考古报告来看，这些墓地大部分是于19世纪回疆大乱以后阿古柏执政的时候被人盗发过的，殉葬品中值钱的东西被盗墓者搜掠一空，连棺木都被缺乏燃料的人们拿去烧火了。通向墓室去的通道已完全为流沙阻塞。正是在这种状况下，斯坦因招募了很多自愿的工人，对这些唐以前的古墓遗址进行了开挖，并作了有系统的研究，获得了许多具有考古价值的文物。然后，斯坦因“为安慰自己的良心”，“重新堵塞了所有墓道”。

像阿斯塔那古墓，在遭到当地盗墓贼“找宝”破坏，并且这种破坏将不会停顿下来的情况下，被斯坦因从研究和考古两方面出发，进行科学发掘，这也是惟一的最好的选择。除此之外，真想不出来还有其他什么可以替代的较好办法。

4.剥离、搬走壁画

剥离壁画并运出国外，在斯坦因三次中亚考古探险中进行了两次，即第三次考古探险中对米阮遗址的重访和木头沟伯孜克里克遗址的发掘。

米阮遗址，是斯坦因于1906年第二次探险中发掘的，这里曾经是中国史书所载新疆鄯善的古都城，在公4世纪前即已废弃。自汉代以来，从塔里木盆地南草地到敦煌的通道即通过这儿，是中外交通的主要路线。玄奘和马可·波罗都从这儿通过沙漠。斯坦因“搜取”的壁画就来自这里一些废圮的佛寺。遗迹的地面建筑由于风力的剥蚀，已经完全没有了，壁画残存于地下被掩埋了的部分，根据斯坦因较详细的记录与叙说，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一次的考古情景：佛寺里边清除以后，发现了兀立的残壁下一层一层紧压着的带着石灰层的壁画，这些壁画以前都是绘制在高塔之上的，以后脱落下来，就堆积在墙下的瓦砾堆上，再为流沙掩落，幸而得以保存，但整理收拾极为困难，斯坦因为给这些残落壁画装箱很费了一番功夫，这些壁画是他米阮遗址所得的一部分。运到不列颠博物院后，经精心拼补，显示了佛传内容，所示释迦牟尼穿一件托钵僧棕红色架裟，右手高举，作有名的“保护式”手势。佛陀旁立六位弟子，一律的披剃和尚形状。背景是在一花园或树林中。由于画面仅此而已，所以难以确定其究竟是佛传故事中的哪一则。

此外，斯坦因还在这处遗址塔内护墙板上得到了七块绘有带翼飞天的残存壁画，也安全送抵英国，后分存于不列颠博物院和新德里博物馆。这些飞天虽只绘上半身，但仍栩栩如生。其形态既不同于欧洲教堂绘画艺术中带翼天使，也与敦煌莫高窟的飞天迥然不一，显示了一种二者之间的过渡。

在离这处遗迹不远，斯坦因发掘了另一个土堆，发现了一座与前述佛寺结构一样的更为大一些的遗址。其中的壁画内容形式都使斯坦因更为惊叹不已。佛寺里面的佛塔，被“找宝人”破坏得很厉害，以至于有一段入口处的围墙竟然被他们踏平了，因而原来一整圈环绕佛塔内壁的壁画变成了南北两个半圆形。北面墙壁上的画已基本损破无存，但是其下部护墙板上虽已褪色但基本完整的画面依然存留。上面画有一宽条花环以及在花环中的一些青年男子和女郎的半身像，他们或手持酒杯，高举右手，做饮酒猜拳状，或拨弄琵琶，以乐相奏，还有手执瓮瓶，做聆听状。其中还有一位光头的印度王子形象。使人惊奇的是，这些画中的人物似乎完全与宗教无关，而是一群无忧无虑的青年们欢聚花园，共度节日。

南面残墙上，长达18英尺的壁画，则是一幅本生故事，显示了释迦前生的有名故事，绘画风格和北部墙壁一式。难以使人相信的是：在这组壁画中，保留有绘制者的名有一小段佉卢文字，斯坦因回国后请专家翻译，证明画家是一名罗马人。在丝绸之路发挥作用时候，一位罗马画家东至新疆是不奇怪的。至于这其中的具体关系，斯坦因认为，只要仔细考证推敲，是不难弄清楚的，但由于时间关系，只得作罢。对于这些虽然残缺但艺术价值极高的壁画，要想分离保存，最少得一个月的工作量，由于斯坦因要在冬季结束前赶往下一站敦煌，所以只有悔恨之余，将这种困难的工作留给后来去做。而由于天气和其他困难，对这些壁画的照相只进行了一部分，并没有全部拍摄。只好在笔记本上简要地予以记录，并重新掩盖整个遗址。如果斯坦因能预知这些壁画以后遭到的厄运，那他无论如何也要在这儿多留一个月了。

1908年3月，斯坦因抵和田，一方面在当地进行考察，一方面做回印度的准备。但他念念不忘米阮佛的那些珍贵壁画，他派遣得力助手奈克兰星从和田去米阮遗址完成这项工作，但奈克兰星由于患青光眼症，相继双目失明，未能完成使命。

1914年1月，当斯坦因再次回到米阮遗址时：

我不禁大吃一惊，我自己同后来奈克兰星把寺院内部再用沙石瓦砾仔细掩盖的工作还不足以保护。据说在我发现此地以后若干年，一位有考古学的热忱，而缺少准备和专门技术以及经验的少年日本旅行家到此，用一种很坏的方法，打算把壁画搬走。这种企图，结果只有毁坏，这从有画的硬泥板残片在南半边底下过道那里，狼藉满地，便可很清楚地证明。这种不幸的考古学手续的努力幸而在未到北半边便行放弃。于是我们对于这一部分壁画上的护墙板，经过很长而辛苦的工作，从事搬动，居然没有损害告了成功。但是我最初所找到的一大部分的绘画，我的照片既不完全，便只有靠着我笔记本上的一点记录了。

米阮佛寺遗址的大量出土物在构成斯坦因中亚考古探险所获上占有很大分量的比重，可以说仅次于千佛洞藏经洞和伯孜克里克遗址所得。我们不知道，究竟还有谁在中亚获得过如此众多，又有在判断佛教美术、佛教艺术在东渐演变过程中显示了代表性的实物物证。特别是残留壁画等美术品，直接表现出希腊风格，却又给观众展示了很成熟的佛传故事内容，说明了古代鄯善地区佛教的盛起与佛教艺术和中国本土文化结合的努力。这种具有断代意义的典型风格的壁画，极其难得。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坦因替我们保存了一部分珍贵文物。如果不是他想尽办法从大自然、“找宝人”以及鲁莽的探险者等破坏力量下，使这部分文物转移到国外，我们肯定会使佛教美术史、佛教历史以及敦煌吐鲁番等学科领域内蒙受一大损失。引以为憾的是，斯坦因对全部壁画未完成摄影，致使这些西域瑰宝中的一部分永远在地球上，在人类文明中消失。

另一起公案即是在木头沟伯孜克里克遗址大规模剥离壁画之举。斯坦因在其著作中是这样述说的：

到了（1914年）十二月中旬，我们从吐峪沟移到木头沟下面重要的伯孜克里克遗址。伯孜克里克遗址位于流灌哈拉和卓沙漠的河流西岸斜坡砾岩台地上，在荒山狭窄的峡谷之中，俯瞰着吐鲁番主要的盆地。这里有很广阔的一连串倒塌了的寺院，一部分是凿石而成，墙上都绘有壁画，为回鹘时代遗物，画的是佛教故事和崇拜，种类风格极为复杂，就丰富和美术方面而言，吐鲁番盆地中任何同样的遗址都比不上，而同敦煌千佛洞丰富的古画可以相抗衡。在一九〇六年，格伦威德尔教授以他渊博的佛教图像学和美术的造诣，曾对这些精美的壁画作过仔细地研究，选了许多好壁画拆下来运回柏林，故勒柯克教授以前也曾弄回过一些很好地保存在那里。

几百年来此地的壁画为不信偶像的回教徒有意地损坏不少。到了近年本地人又破坏一次。他们很鲁莽地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拆下来卖给欧洲人。最近的将来会再加以毁坏，那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在目前的情形之下，要把中亚这些精细的佛教绘画美术遗迹中特别的标本尽量予以保存， 只有很仔细地用系统的方法搬走。我于是利用我的帮手……继续不断地做了两个月苦工，竟告成功。为着指导他们的工作， 曾仔细地预备了画好的图样。

折下来的这些壁画，足足装满一百多箱，装箱时很严密地依着我第一次装扎米阮寺院壁画的专门方法。这些脆弱易破的大泥板，如何用骆驼犁牛驴子运输，经过近三千英里的路程，沿途最高处达一万八千英尺，安然运到印度的详细情形，此处不能细说。

伯孜克里克遗址的剥离壁画，是斯坦因考古探险中费时最长，所得最多的一次。在两个月时间里将“60座满是精美壁画的洞窟搬空、装箱”。在中亚考古探险的所有西方人中，算得上比较行事谨慎。考古发掘讲究科学性，具有英国绅士风度的斯坦因，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究其动机，有这样几方面：

首先是这里的洞窟壁画，已失去了被保护的环境和依托，不拆除的话，将不可能得到系统的保护。伯孜克里克遗址，不同于敦煌莫高窟，莫高窟有王道士、易喇嘛等人专门管理，香火不断，附近民众时常朝拜，作为其屏障的各种窟外建筑基本存在。而伯孜克里克遗址却已经是佛寺坍塌，成为废墟，留下了孤立无援的洞窟壁画，成了“找宝人”不停下手的目标。因此斯坦因到达莫高窟时，他提醒自己，尽管这里有不少的遗物可以为研究佛教美术之用，但还是以限于考古学方面的活动为好，不要激起民众的愤怒。这就是斯坦因在莫高窟为什么费尽口舌，想方设法从王道士那儿得到了石窟遗书，却不曾染指那布满所有洞窟的精美壁画的主要原因。并非斯坦因不懂得这些壁画的价值，他在看到伯孜克里克遗址壁画时马上能判断出其可与莫高窟“相抗衡”，证明了他的博学；也并非没有时间去得到莫高窟的壁画，斯坦因及其手下人员共3次到达莫高窟，与王道士洽谈“交易”之事；也并非王道士不允割让壁画，众所周知，王圆箓对于佛教美术一窍不通，他对莫高窟壁画并不感兴趣，要想从他手里得到古代壁画，远比得到他所独钟的佛经写卷要容易得多。华尔纳轻而易举地用胶布粘去壁画，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斯坦因没有想过去动莫高窟壁画，是他并非一个文物破坏者的明证。伯孜克里克遗址就不同了，在斯坦因到达此地后，已经由于历史上的民族破坏，德国人考古探险时的鲁莽举动带来破坏，以及当地“找宝人”开始不停地一块一块割下来卖给外人的有意破坏，使得大规模保护这处遗址的可能性不复存在。

其次是在斯坦因到达的前8年，即1906年初，由格伦威尔德领队的第三次王家普鲁士吐鲁番考察队来到了伯孜克里克遗址。这是西方人第一次的到达。

格伦威尔德是当时著名的东方学家，在考古实践上素以坚持一条尽量不移走研究对象为原则而受到人们的好评。在伯孜克里克遗址，他把精力放在临摹、记录、绘制平面图等工作上，除了收集一些脱落或遭受过破坏的壁画残片外，反对任何想取走其他壁画的企图。而和他同队的勒考克则持相反态度，他背着格伦威尔德拿走精美塑像和剥离完好的壁画。在第四次考察时，勒考克在格伦威尔德未参加的情况下，放肆地剥离了更多的极为精美的壁画。

在这种情形下，斯坦因在敦煌不曾萌发的意念欲望在伯孜克里克就不可制约了。他认为如果再不动手，这些显示了佛教美术和佛教艺术极为丰富内容的古代壁画将被破坏殆尽。勒考克的德国考察队的盲目采集也刺激了斯坦因，促使了他的决定。斯坦因是一个在考古探险上永不认输，在行动上对竞争对手有着近乎疯狂般地“妒嫉”感的学者，这在历次中亚探险中暴露无遗。最后对这次事态起作用的，肯定还有近一年前的米阮遗址的教训。由于当时未对米阮遗址进行完全的壁画剥离，致使那很大遗留部分被人为地完全破坏，永远消失，造成了考古学上不可弥补的损失，这一点，斯坦因绝对不会在仅仅不到一年后就忘记的。

诚然，由于伯孜克里克遗址毕竟不像米阮遗址那样已处于毁灭的边缘。尽管我们也深知任何文物保护所遵循的原则，即第一尽量不要使文物离开遗址现场；第二在文物留在遗址现场面临被严重损坏的情况下，应尽量在科学的措施下使其移离现场。但斯坦因大规模地剥离伯孜克里克遗址壁画仍然给人心中造成某种不平衡。虽然斯坦因自我辩护道：“我可不想在大庭广众面前作无益的忏悔，也不想让柏林博物馆那些正在反唇相讥的好汉找到口实。惟一能受我安心的就是：知道我曾花去足够时间，把那么多东西从不可避免的破坏中挽救出来，并使它们回归印度。这类艺术的主要成分正是来自那里。”

可惜的是，根据有关协议，斯坦因拿走的伯孜克里克壁画全部归于新德里博物馆。而给斯坦因发放通行证的北洋政府、新疆省政府根本没有要求过这一点。后者曾经产生过阻止的念头，那也仅仅限于从军事方面考虑，何况那也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就其行动的本质而言，斯坦因对中亚考古探险路途上的地理勘测，纯粹是其考古探险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存在任何军事目的。

因此，对于最有争议性的事件之一，斯坦因对伯孜克里克遗址壁画的大规模剥离，如同对待他得到石室遗书那样，我们除了叹息和无可奈何地认同外，也同样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既然历史通过斯坦因之手保全了这些壁画，虽然被块块切割后合并留下了触目惊心的伤痕，但总比遭不断破坏消失为好。历史的谴责究竟由谁承担，历史的罪人究竟为谁？这一点自然会有公论的。

除了以上各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外，斯坦因在中亚腹地的考古与探险活动记录下来的还很多，这里难于一一探讨。

至于斯坦因第四次中国之行，由于时代的变迁以及斯坦因对这种变化的反应迟钝，使他一无所获，在这里也无须多谈了。我们讨论的范围止于前三次也就足够了。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作为20世纪杰出的学者之一的斯坦因，他在地理考古与探测上也取得了极大成功，其成就卓然超群于同时代其他同行之上。凭借着深厚的地理知识与舍身为学的精神，他的足迹遍布亚洲腹地最艰险的地域，有巍巍的雪山冰川，有险峻的深谷幽峡，有寸草不生的盐碱渍地，也有人迹罕至的大漠戈壁。通过系统的深入的地理考古勘测，斯坦因的中亚探险所得到的考古成果无论是论点、论据，都显得条理分明，视觉生动，品位高雅，极具说服力，给人以高度的美学的享受。被我国敦煌学学者向达翻译过来的《在中亚古道上——在亚洲腹地和中国西北部三次考察活动简述》这本并非斯坦因最重要的专著，原著342页，插图照片就有147幅之多，令读者耳目一新。难能可贵的是，通过这些艰难的地理勘探，斯坦因解决了其考古探险中的一系列疑难之点，其中不少观点具有权威性，至今在中亚考古学和敦煌学方面一枝独秀，无出其右者。

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斯坦因被当做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代表人物痛遭舆论的鞭鞑，加上宣传媒介的倾向，斯坦因这个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的这方面成绩，被有意和无意地掩盖了，以至于许多中国读者在这方面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