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贪婪的当地僧侣打交道”。注意，这里“贪婪”“无知”是指印度的僧侣，并不是指王道士。虔诚作为其虔诚信仰的一部分”而感到担心，以至于“我告诉我忠诚的秘书，印度的经历教给我，最可能成功的策略是与那些常常既无知的幻觉。他感到很激动，旋即又被他认为的“中国人的守口如瓶很可能是出自把对神圣洞窟的消息后，他和马继业推荐给他的中文秘书蒋孝琬——蒋师爷到达莫高窟。雄伟奇特的洞窟艺术使斯坦因产生了一种仿佛回到史前洞穴文化

1907年3月，斯坦因在敦煌听到藏经洞

当时王道士出外化缘，两个月后才回来。从一个居住千佛洞喇嘛的徒弟、年轻和尚处，斯坦因和蒋师爷亲眼看到了藏经洞写本其中一个长卷。同时也了解到，大量的写本还保存在藏经洞里。

事实证明，斯坦因的顾虑不是多余的，当他5月间从沙漠归来后，王道士正等待着他。斯坦因第一印象是这样的：“他看来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极其狡猾机警。他不知道他所保管的是什么，他对于有关神同人的事充满了畏惧，因此一见面就知道这个人不易于捉摸。”一年一度的敦煌千佛洞浴佛节也给斯坦因敲了警钟：“这个盛大的节日是一种宗教定期集市，据说吸引了那里成千上万名虔奉宗教的敦煌居民……通过谨慎的思考，我在壁画、塑像方面的考古活动必须限制在以拍照和绘图等手段对艺术遗存进行研究的范围内，简言之，不能引起民愤。”这一段话已经将斯坦因与华尔纳之流完全分离，是出于一个负责任的学者的胸襟。现在有人总爱引用这段话作为斯坦因“强盗”行径的旁白，恐怕是很大的曲解。

总之，斯坦因渴望获成功，却又不无顾虑，特别是发现王道士并不完全是他想象中如同印度的那种“无知又贪婪”的僧侣后，谈判的筹码增大了。“我内心准备着要经历漫长艰苦的折磨”，他已经有了某种预感。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发生的事情的全部细节，由于缺乏详尽资料的记载而永远成为历史之谜，但其基本轮廓却是清楚的，因而这一历史事件的基本性质并不因有些说法显得那样含糊。当事人王圆箓道士和斯坦因，站在各自立场上，为了自己的追求和目的，展开了一场精神战，最后双方皆大欢喜，都认为在这场较量中占了上风。

交易刚开始时，王圆箓对斯坦因疑虑重重，后来当斯坦因发现了王圆箓在新建的凉廊里绘制的有关《西游记》内容的壁画时，双方才找到了共同语言——对这位大唐圣僧的崇敬。斯坦因提到了玄奘和他自身对圣徒旅行者的献身：“我想应告诉王道士……我如何沿着玄奘的足迹从印度走了一万哩，翻越荒凉的大山与沙漠；如何在这一朝圣途中不管有多么困难地去寻找现在的遗址， 即玄奘曾虔诚地参观并加以描述的那些圣所。”

斯坦因的这些话对于王道士而言不失为一种策略，但认真地讲，这些都是斯坦因的心里话。

事有凑巧，仿佛上苍要有意帮助这个“洋人”，与王道士谈妥允许借阅一卷子佛经写本的蒋师爷蒋孝琬，天亮时带着胜利和惊恐的神色对斯坦因说，这份卷子是某佛经的汉文译本，其书尾题署中称系从印度取回并由玄奘本人翻译。斯坦因认为这是上天说话了：“这岂不是那位圣洁的巡礼者在紧要关头自行显灵，把石室秘藏许多写本暴露出来，作为我在考古方面恰当的报酬么？”

几小时以后，斯坦因面前被王道士用砖封闭起来的秘室打开了。

尽管如此，王圆箓不知出于策略需要，还是精神压力，他一度外出又躲藏了几天。

斯坦因则很有耐心地，用金钱来促成这笔交易的顺利进行。最后用200两银子换走了12箱写本、绘画和刺绣品。

综上所述，斯坦因与王圆箓以神圣的莫高窟藏经洞为背景，演出了这出“悲喜剧”（我们之所以不止一次地将这一历史事件称作“悲喜剧”，是因为从这件事情的结局，从当时中国的衰落以及因为这种衰落无能力保护而导致国宝外流，由人家来保护我们的家珍，这是历史的悲剧。而从这件事情发展的过程，从斯坦因和王圆箓“斗法”来看，不啻是一场精彩的喜剧。从相互猜疑到逐渐信任，从颔首相赞复又疑窦丛生，绕过来，转过去，一会儿红脸，一会儿又是白脸，最后双方言和，互为平手，各自的最初目标都认为已经达到。这很像中国戏剧中的曹操、刘备；诸葛亮、司马懿之类人物的表演，充满了喜剧色彩）。

王圆箓这个人，在前面的文章中已分析过，不是等闲之辈。从和斯坦因打交道的总体水平来看，也真可说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争取到了最大的好处。他的犹犹豫豫、反反复复，不断抬价而又适可而止，使得斯坦因这个探险老手也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从刚开始多少带有一种反感到最后产生了一种“感动”，这说明王圆箓并非人们认为的那样低下。余秋雨在其《道士塔》中所说：“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 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这里虽不乏诗人的激情，但给读者的感觉是言过其实。平心而论，假定历史不是让王圆箓，而是让当时莫高窟的其他任何僧众人等中的一位来担当此重任，不见得比王圆箓干得好到哪里去。

至于斯坦因，也实在说不上“欺骗”“贿买”，他只不过是将其与王道士对玄奘的崇拜这一共同点巧妙地运用到了一桩买卖中，并且使用了心理学，最后取得了理想效果。而王圆箓又渴望用斯坦因的马蹄银来重振千佛洞雄风，这就产生了成交的基础。至于总共700两银子值不值数万余件石室遗书，这不好评判。在当今一件名人字画动辄卖到几百、几千万美元的价码前， 自然没有了可比性，但在当时，尽管斯坦因本人也为价廉而沾沾自喜，但他也没有认为就不该做这笔生意。王圆箓就更不必说了，700两银子在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他不具备文物的价值观念，让他具备这个能力也是一种超越历史的苛求。他一文不少地将出卖藏书的钱全部用到了他所热衷的宗教事业上，自然也就无“贿”可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