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恩怨藏经洞

恩怨来之一洞，这在世界近代史上，恐怕绝无仅有。

然而，敦煌的盛名，早已有之。藏经洞发见于斯，是天意，亦非天意。

敦煌，古称三危。敦煌东南二十里的三危山，据说就是那个传说中“怒而触不周之山”，造成“地倾东南”，害得女娲补天的共工氏，被舜流放之后的住处。

考古学告诉我们，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在现今敦煌被称之为“古董滩”的地方，就有先民们生存。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元狩二年，经著名的“漠北战役”后，受到汉军重创的匈奴被迫远遁，汉王朝设置武威、酒泉二郡，结束了“漠南无王庭”的局面。十年以后，即公元前111年，又分武威、酒泉地更置张掖、敦煌两郡，是为“河西四郡”。同时置建阳关、玉门关两个军事要隘，实现了东汉对河西的牢固控制。

“敦煌”一词，始见于《史记·大宛列传》中张骞给汉武帝的报告：“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关于“敦煌”二字的解释，随着“敦煌热”，近年来流行说法是这样：敦者大也，煌者盛也。敦煌者，大且盛名也。乍听起来似有道理，其实是一种流俗的望文生义，尽管持此说法汉唐已有，也算是据之有本。历代学者倾向于“译音”说和“少数民族语”说。笔者认为少数民族语一说最有可能。 以“兰州”这个词为例，来自“皋兰”这个少数民族语音的汉译。故“皋兰”之“兰”，绝非“兰花兰草”的“兰”。有人据字面认为“兰州”就是因为地多有兰而得名，这是不对的。同理敦煌”当为少数民族语的汉文音译，只不过译者可能在选词上遵循了“雅译”的原则，玩弄了文字技巧而已。

但是，敦煌在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确是事实，那就是南北朝以降直至汉唐盛世。

南北朝时期，由于“五胡乱中华”之故，河西地区（指凉州、甘州、肃州、伊州、西州、辰州、沙州等）由于独避战乱，相对安定。因而当南朝文化衰落时，北朝则因为原在南方的文人学士的大量涌入而使“汉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这种独特的历史现象不但使凉州，也使敦煌受益匪浅。正如胡同庆所写：“文化教育展，中原人士大量流寓河西，使凉州一时成为‘多士’之邦。其中许多人士来到敦煌，使敦煌成为一个人文荟萃、名家辈出的文化昌盛之地。”河西地区在文化教育上有重大影响的文人学士，差不多都出在敦煌。加之在“河西儒学”中占有很大分量的敦煌大儒们的存在，敦煌成为一枝独秀的文化之邦。名家辈出，不同凡响。

首先开发敦煌的，是中国历史上那个“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苻坚。他“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 目的是将敦煌变成征服西域的桥头堡，但淝水之战粉碎了他的这一梦想。

第一个开莫高窟洞子的是乐尊和尚，时间是公元366年，初秦建元二年。第二个洞是和尚法良开的。

五凉时期河西佛教传播和发展，除了表现在大量的翻译佛经外，还表现在开窟建寺上。隋、唐是莫高窟的全盛时期，共建洞窟近四百个，大大超越前代，而且塑像壁画的精美程度，从总体艺术性上来看，其他建窟朝代难以望其项背。这也是这一时期经济、政治、军事发达的折射。

吐番统治时期，由于统治者大事礼佛，莫高窟建窟的速度继续加快。归义军张议潮、曹议全时期，社会相对安定，丝绸之路畅通，莫高窟新开重建工作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在壁画创作上，大有建树，给后世留下了如《张议潮出行图》这样的一些宏构巨制。

西夏之后，经蒙元帝国，三百余年间，莫高窟数次易主，但由于统治阶级礼佛不衰，或开新窟，或修旧洞，或覆壁重绘，或营造塑像，皆有功德在世。

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敦煌由元转为明辖地，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敦煌为吐鲁番占领，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明朝闭嘉峪关，敦煌遂沦落到异教徒手里，佛教圣地屡遭毁坏。此时，真所谓“春风不度玉门关了”。

藏经洞，与西夏占领敦煌有关。西夏是古代党项羌人政权，几经波折，于公元1036年占领瓜、沙、肃三州，此后统治近200年，是敦煌建郡以来历时最长久的少数民族政权。

关于藏经洞的封闭时间及缘故， 目前推测不下四五种，其中以宋初避西夏之乱说和“垃圾说”较为普遍。前者依据的是藏经洞写本的下限纪年，持此说者又以写本中不见有西夏文书为佐证，因而推测由于慎祸于西夏，莫高窟住持把寺内珍藏佛经、典籍封存于洪巩影窟里。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藏宝之人消而失之，藏经洞就此密闭八九百年，直至王圆箓把它打开。

持“垃圾说”者认为，藏经洞虽然藏的东西不算少，但内中连一个整齐划一的“宗卷”都没有，也不曾发现整部大藏和珍贵物品。好多东西断简残篇，只言片语，形同废纸且品类纷杂，虽然在我们看来弥足珍贵，但在当时人来说不一定有很多价值，甚或根本就没有什么价值。本来就不是什么藏经洞，充其量也就是寺院里堆放的杂物而已。年长日久，无人管理，终于为流沙所淹没。

这两种推测，第一种影响比较大。最早提出此观点的是斯坦因，他在其著作中指出：“这些卷子的年代大概自第五世纪的最初以迄于第十世纪的终了。研究所得的这些年代以外，再加以伯希和教授的材料，比观互较，可知道一部大藏书室之封闭，一定在十一世纪初左右，其时西夏人征服此地，有危及当地宗教寺宇之势，因而如此。”“据中国经卷文书所记的年代，藏书之最后封闭约在西元后十一世纪初年，同绘画上发愿供养人所记的年代完全相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证据。但是这所小小的秘室，在以前有一时期，也许曾作为各寺院不需用的祭祀物品收藏之所。无论如何，石室封闭的时候，有许多东西为时已经很古，那是一定的。”

斯坦因从藏经洞写本的下限纪年和内藏佛教绘画上发愿供养人的记年，结合中国史书记载，确定藏经洞封闭于西夏人占领沙州之际，这是比较科学的有说服力的。他关于藏经洞内容中包含“各寺院不需用的祭祀物品”的看法也是很得当的，可是这里产生一个问题，即藏经洞里还保存有一定数量不是祭祀物品的东西，这又派什么用场呢？

第二种观点虽然也有一定道理，但论据不足。首先假定为寺院废弃物的话，就不必专存一室，且砌墙封闭。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凡书写过的“字纸”，不能随意丢置，一般都是以火焚之，更遑论佛经了。其次，藏经洞虽则内容杂乱，但基本上还是分类清晰。特别是占主要分量的佛经，10轴为一卷，装于专用布套内，码放整齐，井然有序，这是斯坦因、伯希和亲眼所见的。既然如此，怎么能说是废弃物、垃圾呢？

笔者在基本同意斯坦因之说的前提下，稍微做一点修正，即藏经洞封藏之物，除了寺院的佛经和祭祀之物外，其余物品均来自地方官方和显贵个人的资料文书档案。

根据西北师范大学敦煌研究所李并成统计，敦煌遗书的数量，卷式遗书47700多件，藏文箧页9648页。当然，这里包括敦煌其他地区在不同时间里出土和所发现的。虽然藏经洞当年究竟封藏了多少东西已不可考，但大约在四五万件之间。

藏经洞遗书，除了宗教文献（包括佛、道、摩尼教、景教），还有儒家典籍、文学资料（包括诗歌、变文、歌辞、话本小说、俗赋、词文、杂文）、社会经济资料（包括族谱志传、籍账、差科簿、社邑文书、契约、政府文书等）、历史、地理资料、科学技术资料、少数民族文字文献。这样内涵丰富的收藏，充分体现了藏经洞集档案资料与宗教资料于一身的特征，这决非单纯寺院内藏所能表现的。

高国藩的《中国民俗探微》中，提到了一件有趣的事：伯希和卷子代号伯2702号写卷背面有四幅男女交媾图，表现赤裸裸的男女性爱。作者感到奇怪，为什么在庄严肃穆的佛教洞窟中，发现了男女交合图？为什么和尚们竟对男女做爱如此感兴趣，并将它们藏入敦煌石窟之中？其实，不光敦煌寺院才有佛经卷子，地方显贵、私人都有可能拥有。许多经卷是个人的发愿物。这里不排除还愿者的“杰作”如男女媾合图之类。当然，平头老百姓也不会去干这个事，但达官贵人们是最有精力、最有可能的设计者。

其实，藏经洞的封闭时间，在没有发现确凿物证可以表明年代前，认同避西夏之乱说，也只须定个大致时期就行了，有些很有影响的学者如常书鸿、高阳都很有把握地说封洞时间为宋仁宗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或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后者是指西夏王元昊攻占瓜沙肃三州时，前者不知是否亦指同一事而误记？总之，所据者为敦煌沦陷年代。但根据藏经洞写本排放整齐、封闭严谨来看，封闭者的工作是在一种从容状态下进行的，这就不大可能是在西夏兵临城下的举措，也不会是“鬼子”进了村方才进行的“坚壁清野”。根据常识，可以想象，要在莫高窟那样一个小范围里隐藏数万件卷子文书而不露馅，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这件事要想做得人不知鬼不觉，只有早点下手，让岁月充当掩护，消除人为痕迹。时间上应在沦陷前几年最为恰当。因此，藏经洞封闭时间目前只能估计为公元1036年前几年的某月某日，说得太死反而让人难以置信。那么，这个颇为神秘的洞窟究竟是几月几日被发现的呢？说起来使人汗颜，这个小问题在中国学者中却得不到解决。公元1900年这个大日期基本上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但是在具体月日上，众说纷纭。有说1900年6月2日的，有说1900年5月26日的，还有说1900年阴历四月二十八日的。现证据较为确凿的是：光绪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说（公元1900年6月24日）。五月二十六日分明是阴历，有人把它当成阳历，那是毫无道理的。至于阴历四月二十八日，是根据莫高窟上寺的易喇嘛回忆推算的，据易喇嘛说，藏经洞开封的那天，他适逢在现场，那一天正是药王庙庙会的第二天。可惜这种说法没有旁证，只好姑且存之。从推算月日这一件小事上，可以看出，有些学者也是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懒得动脑筋。这也说明，我们的敦煌学研究，还有好多事情需要去做细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