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使一门崭新的学科——敦煌学由此诞生。如同《红楼梦》里一块顽石引发情种冤家纷纷下凡走一趟那样，五万多件石室遗书使“西方列强”趋之若鹜，并被“瓜分”到世界各地，留给大清学部的只是“取其精菁”的“劫余”。而中国做敦煌学学问的人们，一代比一代的爱国主义感情炽烈，百年前的一个文化发现，一个学术潮流，在口号声里，俨然成为百分之百的阶级斗争。做学问的和做政治的，统统不自觉和自觉地搅和到一起，面对流落于域外的国宝，面对敦煌斑斑驳驳的壁画，将斯坦因、伯希和等杰出的学者和华尔纳之流的文化败类统统纳入百丑图”，一言蔽之曰“强盗”“窃贼”。

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绝对不会脱离历史本身，这是马列主义基本观点之一。藏经洞于20世纪初被发现纯属偶然。传统的观念和宣传口径是：藏经洞的发现使“帝国主义强盗”纷至沓来，形成抢劫文物的高潮。而这些“披着文化外衣的”所谓学者们的行为，又体现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亚腹地的战略争夺。

显然，这个结论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含有很大的臆断成分。事实是：以斯坦因、伯希和为首的学者和冒险家们不约而同地蜂拥中亚，是20世纪初期的一种文化现象。这和14至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15至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18至19世纪的工业革命等一脉相承，一个道理，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非阶级斗争的产物。藏经洞的发现只不过起了某种文化交流催化剂的作用。至于极个别人是否真是披着文化外衣的间谍，那不是问题的症结，也不可能否定历史的潮流。最有说服力的一个简单例证是，斯坦因当初到敦煌，并不是冲着藏经洞来的，他只是在考察原定计划中的古长城遗址，到敦煌听说了有关藏经洞的传闻后才赶至莫高窟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藏经洞的发现这回事，“西方列强们”的考古探险足迹仍然在那一个时期会光临中亚腹地的。没有什么确凿证据可以证明，他们个人的中亚之行负有军事、政治、经济的目的。

至于造成藏经洞文物流落国外与散失国内的原因，我们已经在评介王道士功与过的章节中详尽论及，这里就不赘述了。还是那句话：内因是决定的因素，外因只是通过内因起作用。

欣慰的是，近年来，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开放，在我国学术界已出现了对于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重新评价，尽管这种评价如履薄冰，谨慎小心，但毕竟也是一种良好的文化现象。我们认为，对这些杰出学者的正确评价，绝不仅仅是对他们个人名誉的摆正，更重要的是，这已经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连这点都搞不清楚，都不愿尊重历史，怎么谈得上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走在世界前列呢？

这里，我们将用一定量的笔墨，用我们所掌握的资料，用我们自己的观点，给读者介绍一下世界敦煌学的发展历程及其代表人物。我们相信，只有这样，才可以在以后的篇章里，更好地理解国内敦煌学者们为敦煌学回归故里所做出的杰出的忘我的工作与奋斗，以及他们无私的奉献和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