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圆箓纪念馆

最后，该归纳一下王圆箓的功过是非了。

先说功。到目前为止，骂王圆箓的人多，给他脱干系的人少。至于认为他有功，恐怕在中国找不出几个持这种观念的人。功在何处？人们一定要质问了。

第一，是王圆箓，而不是什么别的人发现了藏经洞。固然，发现藏经洞只是一种机遇，碰到谁身上结果一样，也就是打开洞子取东西罢了，纯属偶然。可是，历史上许多大事是从偶然开始，从偶然结束的。

王圆箓是一个“狡猾”的人，其精明之处在于处心积虑，把石室遗书尽量掌握在自己手中，奇货可居。连斯坦因都佩服他这个能耐，而恰恰因为这个能耐，使他实际上成了藏经洞的保护者。他小心翼翼，东一卷、西一卷地四处打散，希望将满窟古董变换成银子，但大宗经卷却仍藏在洞子里，以待善价。直到斯坦因等人的到来，双方交易满意为止。由于石室遗书经由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带往西方，“敦煌学”这门显学才得以成立和发扬光大，中国敦煌学也才奋起直追，后来居上。而如果不是王圆箓，是由另一个人去发现藏经洞；如果不是1900年，而是在这之前之后的年代发现，这一段历史将可能会是另一个模样了；要么是在天灾人祸中自生自灭，像许多著名文物古董的下场一样。要么被在家门口的“寻宝人”搜盗而尽，最终下落不明。有例为证：1901年冬，斯坦因发掘了尼雅遗址，得到了大量佉卢文木简，收获颇丰。而尼雅遗址却是当地“寻宝人”和村民给斯坦因提供线索和引导才找到的。当地人随便将珍贵的写有佉卢文的木板拿给孩子玩，烧火或丢弃路上，根本无人知道其文物价值。在新疆许多地方，当地不信偶像的村民对壁画随意破坏，甚至将壁画砸碎作为田地里的“肥料”。

至于纸绢为主要载体的敦煌石室遗书，其易于流失损坏可想而知。

第二，凡王圆箓经手卖给外国人的石室遗书，至今没有一件毁损，全部静静地躺在国外的博物馆、科研单位里。而流失于国内的，历经灾难，见者极少，十之八九，估计早已不存在了。在这里，我们不妨以敦煌学上有名的“李盛铎案”为例，似更能说明问题。

李盛铎，字椒微，号木斋，江西德化人。清同治十五年殿试“榜眼”。属于高层次文化人，初为翰林院编修，后任国史馆协修，一生之中，仕途显赫，曾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京师大学堂总办、使日钦差大臣、内阁侍读学士、顺天府丞等职，并获英国剑桥、牛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辛亥革命后继续从政，被委以重任，直至20世纪20年代。晚年家道中落，陷于官司之中，境遇窘迫。李氏本人于1937年去世。切莫切莫轻看了此君，他是敦煌学研究上的一个焦点人物，只是一般人不知而已。这个李盛铎，出身于累世藏书之家，他本人为饱学之士，也是有名的大藏书家，特别在敦煌秘笈的收藏上，在当时久负盛名，影响中外。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中称李氏诸书，“诚为千载秘笈，闻之神往……此诚世界宝籍，不能以书籍论矣”，略见一斑。

这“闻之神往”的敦煌秘笈，究竟是何物，又如何到了李盛铎手中呢？前文已经说过，敦煌藏经洞文物，经王道士，斯坦因、伯希和之手流播于外以外，剩余经卷中的大部约六七千卷终于辗转数千里，于1910年抵京，收藏于当时的学部。但是，正是这个大名鼎鼎的学者李盛铎，伙同其亲戚朋友，用卑劣手段，将黑手伸向了这批宝藏，巧取豪夺，最终使中国敦煌学研究受到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据罗振玉记载，1910年敦煌文书抵京后，为当时任甘肃藩司、代理巡抚何彦升之子何震彝所滞留，由其岳丈李盛铎“截留于其寓斋，以三日夕之力……拔其尤者一二百卷，而以其余归部”。在这三天三夜的劫掠中，除了李盛铎岳、婿二人外，参与者还有李盛铎的亲家刘廷深及亲友若干人。当时李刚从国外归来，尚未外放，暂于学部任职，而刘亦为学部大臣，因此二人得以联手行动。

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敦煌文书收藏家的李盛铎，精通版本目录之学，所得多为佛经以外的典籍文书。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景教经典《志玄安乐经》和《宣元本经》二种。 因为敦煌藏经洞写本虽然多达数万卷，但其间关于景教与摩尼教二教典籍却罕为仅见，弥足珍贵，李氏深知其贵重，所以绝无放过之理，捷足而盗之。

李盛铎之流的卑劣不仅在于窃取，更在于破坏。因卷子出敦煌时有总卷统计在先，为了往后不被察觉发现其盗窃事实，他们将一些长卷肆意割断，或一分二，或一分三，以少充多，掩盖其劣行，这就为以后学者研究带来很大的麻烦，同时也使文物遭到空前劫难，令人发指。综观中外，无人敢对敦煌卷子如此下手。大学问家行害，于此为烈！

李盛铎晚年因输于其妾诉李遗弃、伤害罪官司而被判罚以重金。罚款无法筹措，只得出卖藏书，债务难平，遂又将家藏敦煌写本精品以八万日金售于日本人。共计三百六十件之多，其中就包括有名的景教文献《志玄安乐经》。根据《李文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李盛铎所藏的来自敦煌藏经洞真品，已售于日本某氏。但这些珍贵卷子，到日本后即不见踪影，至今下落不明。

李盛铎染指敦煌文物，只不过是敦煌学发展中的一个插曲而已，但此音诚为恶音，是对敦煌学研究的一大污染。李氏所作所为，不由使我们想起了敦煌学上的两个人物——王圆箓与华尔纳。

人们斥责王道士将敦煌藏经洞大部文物卖与洋人，是勾结强盗的卖国行径。但王圆箓出卖文物的初衷不是偿还私债或为个人计，而是为了莫高窟的维修与扩建。这一点，王圆箓比李盛铎要强得多。

人们说王道士与斯坦因、伯希和进行的交易是“监守自盗”，可这个李盛铎，不但在敦煌剩余卷子抵京时截留于宅中尽情搜盗，而且在卷子存于学部后，凭借自己和亲家刘廷深学部大臣身份，继续盗窃不已，成了真正的“监守自盗”。从这一点看，李盛铎是没有资格和王道士相论长短的。

从李盛铎盗取和破坏敦煌卷子的行径，我们马上就想到了华尔纳。李盛铎敢于把完整的敦煌经卷割裂开来，华尔纳敢于把莫高窟一些最精美的壁画用胶布粘去，其何相似乃尔！李盛铎，中国博学的大藏书家；华尔纳，美国著名学者。作为文化人，他们破坏文化的手段竟如出一辙地令人发指，这实在是世界文化史上发人深省的一种特异现象。是不是在私欲膨胀下，文化层次愈高，其于文化发展的阻力、破坏力就愈强？记得在“文革”后媒体揭露，对当时包括故宫博物馆文物进行大肆破坏劫掠的，恰恰是那些最有文化底蕴和身份的掌权者们。

李盛铎之流对敦煌学造成的损害不止于此。李盛铎死前盗取了不少敦煌卷子，并将大宗售于日人，最后下落不明。其死后子侄中又产生了伪造高手，加之李盛铎藏书所钤印章，悉数流于坊间，奸商推波助澜，结果是假敦煌卷子遍地开花，弄得真假难分，乌烟瘴气，给敦煌学学术研究人为地制造了许多障碍；一些流传于世的著名卷子，至今难辨真伪。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王道士卖于斯坦因、伯希和的敦煌文物，迄今基本上完整无缺地保存着，而李盛铎盗走的极有价值的敦煌卷子，现在迷失已久，不知存世与否。“比既运京，复经盗窃，然其存者尚六七千卷，归诸京师图书馆……遗书窃取，颇留都市，然或行剪子析，以易升斗。其佳者或挟持以要高价，或窃匿不以示人”（罗振玉《石室书序》）。就凭这一点，我们也应加强对他的批判。

这说明，虽然王圆箓和斯坦因等人的交易严重损伤了中国人的感情，使国宝流失国外，但谁也不能不承认，这件事客观上使石室遗书中的精菁部分保存了下来，于敦煌学大有幸焉。

也就是说，在19、20世纪交替的动荡年月，适逢西方优秀的、卑劣的探险、考古者们，纷纷前往西域探宝之时，历史创造出了一个老谋深算的王道士，与职业道德和个人素质都堪称当时一流人物的斯坦因、伯希和相遇了。这真是不幸中之大幸。

也许没有人同意上面的分析，他们不止一次地说，如果藏经洞在1949年之后发现，那将会是多么壮观的景象，五万多经卷和其他所有的文物一件不缺地展现在我们每个人的眼前！如果真是这样当然好，但是，敦煌学怎么办？那也要最起码推迟半个世纪。更糟糕的可能是，藏经洞发现于1966年之后的那可怕的10年，特别是该死的藏经洞里90%以上是佛经！

我们这种天方夜谭式的幻想可能太不严肃， 因为藏经洞仍旧发现于1900年，发现人王圆箓。

不论承认与否，破坏文物的现象以后确实是一直存在的。

1958—1959年，在“破除迷信”的日子里，许多地方受到冲击。古城兰州名胜五泉山上一些最精美的佛塑如“千手观音”等被拆除。城西金天观一幅被美术界公认为珍品的明代《老子》巨幅壁画被破坏，粉刷后画上了表示“大跃进”成绩的东西。

60、 70年代，对全国文物古迹的破坏遍及到最偏僻地区，包括敦煌莫高窟，一些清代塑像作为替罪羊被砸碎。

80年代以后，随着商品价值观念的重萌，保护文物的努力遭到了最顽强的抵制。报载，南方某地挖掘出几具具考古学重大意义的清代完整女尸，在抢劫尸骨佩饰物件的人们的各种农具下变得稀烂。而在北方，一姓之族的某地，人们生怕祖宗的陪葬品被他人所得，居然竞相自掘本家先人坟墓，搜取墓内财宝。

1994年，河南西陵发现保存数量、规模、品种堪称世界第一的恐龙蛋化石群落。这种8000万年以前的白垩纪形成的珍贵化石，在国外一枚价值2万美元。贪婪的破坏者们如蚁群打洞布满了该地，大量的化石流失于国外黑市上。

莫高窟也难逃90年代的大厄运。几个由无业游民、社会渣滓组成的盗窃集团，将465窟壁画分割偷走，后虽追回复原，但壁画受到了永久性损伤。

这些由个体进行的强盗行为，没有丝毫的信仰因素，纯为私利所驱。比之当年王圆箓的行为，不知恶劣多少倍。而那些在政治运动驱使下， 自觉破坏文物的人们，也比王圆箓出卖文物高明不到哪里去。

余秋雨在其散文《道士塔》中，对王道士尽情针砭之后，想象当年斯坦因他们从敦煌运送古物的车队被“我”所拦，生发了想象：

我不禁又叹息了， 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了， 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晚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 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 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我好恨！

此恨绵绵无尽期。余秋雨其实大可不必如此，我们没有必要把王圆箓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他是在一种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出卖文物的，这种特殊交易客观上找到了最理想的买主，得到了最理想的归宿，因为对方是学者而非强盗。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论怎样苛刻评价王圆箓，他确实是有功劳的。就是让他们自己身处王圆箓时代，也可能找不到更好的办法。

可是，原谅了王圆箓的这一面，我们不能不清醒地认识他的做法的另一面，即主观上保护文物客观上却损坏了文物这个“罪行”。

王圆箓住持莫高窟后，面对残破不堪的旧栈梯、流沙碎石塞封的洞窟，破损的塑像，曾尽力修复。以至最后不得不求助于斯坦因、伯希和的“马蹄银”来凑募捐总数。他恢复了“三层楼”，参建了“九层楼”修建工程，堪称“功德”。他修了香客的住舍、宽敞的经堂，这些都无可非议。他增添了一些道教塑像，也说得过去。惟独他在千佛洞里将一些古代佛塑大动“手术”，使之红红绿绿，其风格“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完全失去了原来的艺术性。他还将一些洞窟的壁画随意涂盖，然后画上他最敬仰的“大和尚”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他这样做，无形中干了一桩愚不可及的事，破坏了窟内文物的真正价值，给我们敦煌学研究工作设置了障碍，以至于许多学者，面对这些粗俗不堪的塑像嗤之以鼻，断然在心理上拒绝，错误地做出了莫高窟艺术的下限时间止于元代，将一些确实有艺术价值的泥塑连带也排除在外。

而王圆箓这种令人讨厌的破坏行为，却是他本人至死难以理解的。

此外，他同样从良好愿望出发兴修的“古汉桥”，虽然方便了朝山进香者通行各窟的便利，但因为穿凿搭接，使一些洞窟内的塑画受到“无情的破坏”。这也是不可原谅的。

斯坦因在《亚洲腹地考古记》中曾记录下一件鲜为人知的事：

关于这一点，我在一定数量的古老的灰泥浮雕上，找到了证据：这个自封为这里护卫者，把它们从龛楣上搬进了他的储藏室，显然地打算拿来取悦于远方的来客。 当他全部受了我的作为换取他的手卷的捐献时，为了表示他的热情，把各式的浮雕匾牌拿给我看。至于它们的年代的出处，则得不到确实的证明……据这王道士说， 自从我上次来过之后，他清理一所大的石窟佛堂，在沙子里发现的。但是，据我看来，更有可能是从中楣上搬下来的。 因为在我的回忆中，我曾经在这个石窟群最顶上一排，靠近中央的一个大石窟的岩壁上看见过……王道士作为重修的人，大力进行活动，将墙壁都加以粉刷，掩蔽了一些古老壁画的遗迹，并大量建立新的，可是丑陋不堪的泥塑像，表示他的虔诚的努力。

这一点关于剥取洞窟佛塑龛楣浮塑的揭露，是王道士真正自觉破坏千佛洞文物的惟一例证。尽管影响不太大，但也总归是破坏，毋庸置言。

历史就是这样经常捉弄人，让一些没有丝毫文物保护知识的人去充当文物护卫者，结果适得其反。前几年，据报载，法国一所普通学校的师生主动到绘有史前壁画的洞穴中去清洗游人留下的胡写乱涂，竟不小心把一些炭粉画的珍贵原画洗掉，使文物保护单位大发雷霆，威胁要把他们送到监狱里去。

幸亏王道士上述罪过造成的损失比之他保护下来的石室遗物要轻微得多。

人们不能谅解王圆箓的主要点是，通过他的手，敦煌数以万计的国宝流落域外，成了外国人发起敦煌学的源泉，成了他们炫耀的资本，而我国学者只能步其后尘，在资料索取上有时还得花钱去买， 自己老先人的东西本土难归。

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观点，无疑是值得倡扬和光大的。几代敦煌学者的追求、思恋值得钦佩。全中国、全世界华人对于中国近代以来遭受列强欺凌，包括文化侵略的愤慨也是完全应当和可以理解的。但是，遵循“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道理，如果实事求是地冷静分析敦煌千佛洞文物流失这一历史事件，我们就不能把责任归结于王圆箓、斯坦因、伯希和以及那些地方官吏身上。他们在自己的职业道德方面并没有做出什么太大的劣行（这里强调一点，华尔纳那样的真正意义上的“文物强盗”除外）。

造成敦煌文物外流的罪魁祸首，当是中国政府自己，是近于崩溃之际的清政府。众所周知，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腐败与黑暗的王朝之一。特别是后期，镇压维新力量，死守封建统治，在列强侵凌面前，忽左忽右，最终丧权辱国，将中国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连人民死活都顾不了的政府，怎么指望它去保护文物呢？“国运衰微”四字，可说道尽了敦煌文物流失的根源。

敦煌千佛洞石室遗书， 目前已散存于英、法、俄、印、美、 日及北欧一些国家。有没有“珠联璧合”的一天？我们对此持乐观态度。根据是，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进程中，敦煌学在全世界的发展和影响将越来越大，历史造成的裂痕将逐渐得到修复。敦煌学本身也绝非任何一个国家所能垄断的，自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7年宣布敦煌莫高窟为“世界文物遗产”之时就已宣告了这一点。敦煌艺术是全人类的艺术，全人类有权利有义务用各种方式去保护它。近年来我国利用联合国和日本的资金，大力修复、研究、保护石窟艺术的举措也证明了这一点。历史的长河中，九十几年是极其短暂的一瞬。如果我们对那个特定年代里发生的不愉快事情始终耿耿于怀，我们就会因此错过今后的机会。莫高窟只有一个，它是全人类文化。让我们切记这一点：敦煌艺术的中心是佛教艺术，在形式与内涵上它又是西方艺术、印度艺术和华夏中原艺术融合的结晶。即便是藏经洞文物，也是用各种文字，在不同时代，不同宗教信仰甚至不同国家的人们一笔一笔写就、画成和制作的，有谁能将其划分为“中国的”“外国的”呢？

地球，只是银河中的一个小点。敦煌，又只不过是小点中的一个微点，当历史的种种原因，千百年来造成的这批人类遗产从四面八方汇集敦煌，又从敦煌流向世界各地，基本没有受到大的损伤。我们除了庆幸之外，大可不必再计较思想，爱国主义也好、民族虚无主义也罢，都不是问题的焦点。问题的焦点是，如何保护研究莫高窟，如何把我们的敦煌学水平大大提高一步，使其永归故里，如何密切进行学术交流，使敦煌学更加发扬光大。“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对于敦煌学来说也是一样吧！我们无法解决的事，不见得我们的子孙们也无法解决。在保护和研究敦煌文物时，我们还是记住鲁迅的主张，“相逢一笑泯恩仇”。

至于王圆箓，对于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增添了丰富内容的“小道士”，功过自有历史的继续评判。在目前，如果陕西省和湖北省愿意为他建立起一个小小的纪念馆，我想，宽容的人们是不会计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