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经洞悖论

1.斯坦因、伯希与与王圆箓的交易的性质问题

在这个触动中国人中枢神经的极其敏感的问题上，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总是占据上风。对于王圆箓，连斯坦因都认为，是“虔诚的宗教热情、天真的愚昧与狡滑固执的奇特混合物”。国人自然没有更好的评价。而对于斯坦因、伯希和与石室遗书的交易，重则莫不冠以“西方列强”“强盗”“骗子”“盗贼”，轻则也以“劫取”相称。

这里也出现了选择词汇的“两头尖、中间大”的情形。

罗振玉、王国维这两位中国敦煌学的开山师祖，不知是无暇顾及，还是囿于他们同伯希和的个人关系，在他们的著作中似乎看不到此类词汇。

第二代敦煌学学者，由于辛亥革命后民众的觉醒，其著作中对于石室遗书流落外域，开始明确表态。陈垣将其代表作冠之以《敦煌劫余录》，陈寅恪写道：“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五四”以后献身于国内敦煌学研究的众多著名学者如向达、王重民、贺昌群、黄文弼等，在全身心投入实际工作，继续做披荆斩棘的学术创作的同时，也同现了知识分子的爱国思想。

第三代敦煌学学者，随着时代的要求，革命斗争的考验，他们的观念、觉悟比之以往更为提高，爱国主义精神强烈地反映表现在研究中。

只是到近年来，一种较为尊重客观的，对历史进行重新反思和审视的目光，才从最新一代研究人员、学者的眼镜后面透露出来。

客观事实是，不论我们对于祖国的宝藏空前规模地流失于世界各地多么痛心疾首，这种感情的表露体现多么诚挚的愿望，当年王圆箓和斯坦因、伯希和进行的交易毕竟是一种商业行为。斯坦因用700两白银、伯希和用500两白银，换取了藏经洞里近二万件文物。付出的代价是微不足道的，斯坦因本人对此毫不掩饰，他也认为确实便宜。

可是，再便宜，仍然是一种商品交易，王圆箓并不知道那是件件价值连城的宝物，有些是无法用金钱衡量其价值的。

古今中外，历史上比王圆箓更愚蠢的也大有人在。美利坚合众国的阿拉斯加州，是用一平方公里一美元从沙俄买来的，便宜不便宜？

战争期间，非常时刻，大片大片的国土河山被政客们作为交易的筹码，划算不划算？

2.王圆箓对藏经洞文物的权利问题

有人提出，王圆箓没有权利出卖石室遗书，因为在藏经洞发现后的第四年即1904年，甘肃省府已命令其“封存”，那时还没有什么斯坦因、伯希和“盗取”之事。这个前提是：石室遗书是“国家财产”。遗憾的是，这又是一个当代概念。众所周知，中国的寺院，在佛教东渐，历代封建皇权的推波助澜之下，不但享有特殊的政治权力，而且伴生出了独特的寺院经济。这种畸形经济形态现象是一直存在的且根深蒂固。寺院的田地免缴赋税，可以出租，寺院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连皇帝都要给著名寺院“进贡”，遑论“索取”。唐代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中皇室敬奉珍品之事，足以证明。

从这个概念出发，王圆箓本人任何时候都没有表现出对于藏经洞文物的“主权”怀疑。既然基本上都是佛经，怎么会变成“官家”的东西（那时没有文物法上规定的一切文物归国家所有这一条）？这就是王圆箓为何一直不断地和外国人继续做交易的原因。在这个交易过程中，他始终畏畏缩缩，并不是怕官府，而是怕激起民众情绪。伯希和在其《敦煌石室访书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又和斯坦因曾居洞子三日，得地方官之允许，出资购买其一部分。道士且言斯坦因临行遗资若干，以便续购。余闻而大喜，效法斯氏，不难获得宝藏矣。”“得地方官之允许”，语焉不详，权做参考，但斯坦因、伯希和离开千佛洞时，光斯坦因第一次就拉了5牛车卷子，不要说在近百年以前，就是在见惯了外国人的现在，地方官不同意，他能拉走吗？可见地方官吏并没有把这些文物当做“国家财产”。省府的口头命令，只不过是“封存”，暂不予处理的意思，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研究”而已。地方官吏没有文物是“国家财产”的概念，朝廷是否有呢？1910年，清廷学部训令敦煌县令将藏经洞剩余文物解往北京时，曾向千佛洞寺院“补偿”了一笔钱。从“补偿”而非“奖赏”来看，清廷也承认藏经洞所出仍为寺院所有。

3.王圆箓有没有保管石室遗书的义务

现在，即使是小学生，也明白保护国家财产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但是王圆箓不可能这样理解。如果说，石室遗书是“国家财产”，那么，保护者当然是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的代理人，而且必然要以某种形式体现出来。上至朝廷、省府，下至地方，没有哪一级“国家机关”对王圆箓交付过这样的任务，王圆箓也没有拿到过一两银子的代管费。所以，从法律角度讲，王圆箓并没有保管文物的义务。当然，从社会道德讲应该无偿尽义务。但王道士是出家人，他主要遵从宗教“功德”，世俗的道德观对他约束不大。假定朝廷给了他代管费，哪怕再少，他接了这件事，从法律上才可追究他的责任人的责任义务。

既然藏经洞的文物归寺院所有，又没有承担任何形式上的管理这些文物的契约协定，加上王圆箓和地方头面人物的融洽关系，所以他就大胆地出卖石室遗书，“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