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塔与墓志铭

说到敦煌，就不能不说起莫高窟藏经洞，就不能不提及『王道士』。但要真正了解他，却又并非教科书和宣传媒介上那样使人一目了然。『王道士』何许人也？其所作所为究竞如何评价？颇费思绪。先让我们从莫高窟那个道士塔上的墓志看起吧：

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

民国廿年古七月卅日，为吾师王法真仙游之百日。门弟子咸愿碑记行略，请命绅耆，众皆曰可，何幸如之！夫吾师姓王氏，名圆箓，湖北麻城县人也。风骨飘然，尝有出世之想。嗣以麻城连年荒旱，逃之四方，历尽魔劫，灰心名利。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洁，稽首受戒，孳孳修练。迨后，云游敦煌，纵览名胜，登三危之名山，见千佛之古洞，乃恍然曰： “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速修太清宫，以为鹤伏龙之所。劝募，急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 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 闻者传为神物。此光绪廿五年五月廿五日事也。呜呼！ 以石室之秘录，千百年而出观，宜乎价值连城，名驰中外也。观其改建三层楼、古汉桥，以及补葺大小佛洞，积卅余年之功果， 费廿多万之募资，佛像于焉壮严，洞宇于焉灿烂；神灵有感，人民受福矣！惟五层佛楼规模粗具，尚未观厥成功。陆前县长嘉其功德，委为道会司以褒扬之。今者羽纶虽渺，道范常存。树木垦田，成绩卓著，道家之香火可续， 门徒之修持有资。实足以垂不朽而登道岸矣！夫何必绝食炼形而后谓之飞升哉！

千佛洞太清官徒子赵明玉孙方至福稽首谨志

此墓志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由王圆箓徒子赵明玉、徒孙方至福为其师、师爷百日忌辰而立。这方墓志所说“藏经洞”发现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五月廿五日。但经学者考证不确。根据当时的甘肃学政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及王道士本人的《催募给款草册》、敦煌《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等记载， 目前学术界公认的确切时间应该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古历五月二十六日。赵明玉、方至福立墓志时距藏经洞发现已三十年，要么是本人误记，要么是王圆箓晚年由于年迈记忆衰退误传于弟子。再从《墓志》的文字上来看，斧凿平俗，甚至出现了套用《桃花源记》句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等可笑句式，很不严谨。关于王圆箓籍贯出身，墓志则明示为“湖北麻城”，且“以麻城连年荒旱，逃之四方……至酒泉”。这可能又是夸张之词。为什么呢？我们请再看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有关内容：“……而鄂省羽流圆禄，又能弘乐善之心，不辞劳瘁，不避星霜……住持王圆禄，徒王明发、赵明裕全修。”这里，肯定了王圆禄（即为后改名为王圆箓者，体现了道家风貌）是鄂省人，但并没有什么湖北出身的词。而且，这里的“徒赵明裕”，显然即前述《墓志》里的“赵明玉”。以“裕”改为“玉”，看不出有什么意义。十有八九，又是《墓志》的撰稿人草率而成。据此推测，《墓志》并不是由王圆箓徒子徒孙亲撰，而是请人代笔，且文采平平而已。

那么，王圆箓究竟从哪里来？答案是：从甘肃邻省陕西来。这要从当年和王圆箓混得很熟的斯坦因的著作《沙漠废墟寻宝记》中去寻找。斯坦因在其中写道：“作为一个可怜的无计谋生的托钵僧，在我访问之前的8年，从他出生省份的陕西来到这些衰败的寺窟定居下来，此后着手把其恢复到他想象中的昔日繁盛景观……”斯坦因当时为了目睹藏经洞文物典籍和得到这东西，不得不耐心地等待外出的王道士。利用这段时间的记载，除了考古外，他和“蒋师爷”——蒋孝琬一同，制定了一个周密的做王道士“思想工作”的计划，最后果然成功。所以可以认为，斯氏对王圆箓的出生地以及王来到莫高窟的时间的记载，应是第一手材料，应该说是可靠的。美国作家珍尼特·米斯基女士在她的《斯坦因：考古与探险》中也有一段话耐人寻味：“最后只有一个问题被提出来：是什么引导王离开了他的出生地陕西，从他凉爽、肥沃的山区，一路上有上顿没下顿地沿路乞讨，穿过辽阔的中国，定居在沙漠中的西部绿洲，即后来回族反叛者血洗村庄并亵渎了神灵的地方？”这里，米斯基不但说明了王圆箓出生地在陕西，而且是在陕西的某山区。鉴于米氏这部《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的大作是耗时12年之久，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是目前研究敦煌学和斯坦因王圆箓道士（约1850—1931）的权威新作，她关于王圆箓的出生地的介绍也应该是可信的。至于现在社会上普遍流行的王圆箓生于麻城，后随灾民西上，逃荒至甘，或云当兵随军至敦于河西，后又出家，从酒泉到了莫高窟的说法，可能系出张大千《谈敦煌石窟》中“实际王道士并非本地人，先曾在肃州从军”语。而大千所据，恐怕还是上面提到的《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

我们可以根据以上资料为王道士大略画一个轮廓，有些地方由于缺少确证，只能算是推测。特别是王道士肃州从军，是否系其父曾从军，由鄂至陕，以至以讹传说为王道士从军之说？备考。

王道士，名圆禄，又名圆箓。出生于陕西山区某地，祖籍湖北麻城。他的父亲，行伍出身，随军至陕，长期住了下来。后来家庭由于天灾人祸消散，王圆禄沦为乞丐，随灾民沿途讨饭，延行至酒泉一带。当他看到河西寺庙香火犹盛，民众质朴，就不失时机地皈依佛门，成为托钵僧。后来为生计谋，干脆当了道士——但信仰却是以佛为主，特别崇敬的是“唐僧”玄奘。 1899年3月后某天，他疲惫不堪地来到了莫高窟，被眼前的景色所震慑。从此，他就在下寺住了下来，并凭藉湖北人特有的精明和陕西人的吃苦耐劳，加上那执著的宗教信仰精神，很快就使莫高窟其他僧众相形见绌。几年之后，就成为实际上的住持。而那个叫“易喇嘛”，法名悟宽，俗名昌恕的，也只好“退居二线”，专去管他的上寺地盘了。就在王圆箓到达莫高窟的第二年，即公元1900年的夏季，他发现了已封闭八九百年之久的藏经洞。从那一天起，王圆箓这个名字就载入了史册。世界“敦煌学”这门学问之光，就从莫高窟上空冉冉升起。

所谓藏经洞，就是莫高窟第17号窟的俗称（此处从敦煌研究院编号。本书如无说明，所举洞窟编号皆同此）。它是16号窟的附窟，位于16窟甬道北侧壁内。窟内塑有五代前张议潮统治时期河西高僧洪巩坐像，还有嵌碑和坐像两侧的壁画。就在这纪念洪巩和尚的影窟里，“出土”了震惊世界的敦煌遗书，发现者，就是王道士王圆箓。

王道士自从住持千佛洞下寺以后，就把这千年古窟当成了自己的家。清除流入窟内的砂土就成了他的功课之一，他许愿于佛，要把底层洞窟里的积沙一一清除干净，要把那些废圮了的塑像收整清楚，重塑金身。望着那年代久远而显得灰蒙并已开始斑驳散落的壁画，他想，等洞子弄好以后，还要把四周墙壁用白灰搪一遍，请敦煌城里的那个为丧家画“佳城”出名的匠人，美美地在粉墙上画上《西游记》里唐僧取经的故事。

藏经洞大约是这样发现的：王圆箓和寺里的雇工对石窟主群北头相近处的一个窟洞开始进行清理，由于窟门处全被坠石和流沙壅塞，清理工作进行得很缓慢。好在王圆箓的宗教热情使他那瘦小的身躯不断迸发出新的干劲，那两个当地雇工肯下力气，好使唤，又能得到一点赏钱，很是高兴，就这样一锹一锹地， 日复一日地干了下去。这个窟的甬道终于被清理了出来，窟内的泥塑像腐朽不堪，王圆箓打算把它更变一下位置，这才发现甬道右侧绘有壁画的墙上，有一条小裂缝。王圆箓用大拇指指甲不经意地在裂缝上顺势划了一下，随着尘土的渣渣下落，裂缝加宽，裂缝后竟然不是平常所见到的坚硬的石壁，而是黑暗的洞穴。光绪二十六年夏季的那一天，藏经洞重见天日。秘藏于其中的数以万计的近一千年前的佛经和其他文物，展现在王道士眼前。王圆箓在其自叙中说：“至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视山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现出闪佛洞壹所……内藏古经数万卷……”流露出很有秉承天意的自得。不论怎么说，王圆箓在清理16窟甬道时发现了藏经洞，这是基本事实。

但是，记载于张大千20世纪40年代敦煌行时笔下的却是另一个生动的传说。说的是，王道士定居千佛洞后，凭着机敏的脑子，能说会道的嘴，加上手脚勤快，很快就和周围居住的老百姓熟悉起来。道士的职业本来就和下层人民贴近一些，不像和尚那样古板。没过多久，原先一直去千佛洞易喇嘛住持那里抽签拜佛的人都跑到了王道士这边，这边的香火倒越来越旺盛。王圆箓所谓“道士”不过是作道装而已。他的出家，既无师承，亦无寺观，有些自封的味道。当年从陕西乞讨为生，纯粹是一个要饭的打扮。有一回和一个化缘道人相撞于一人家门口，主人对道人毕恭毕敬，给了十来个麻钱，又往道人所背的口袋里倒了满满两碗苞谷面，而给他的只是半个死面馍馍。这事使他豁然开朗，既然如此，何不当个道士。所以，一到甘州，他首先就是逛道观，看看那些道人们究竟每天如何行动，如何打发日子，然后摇身一变，居然也就是一个道士。以后名字也得改一改，王圆禄于是成了王圆箓。几年过去，这个“王道士”也就定型了。只有一件事王圆箓一直心里不踏实，那就是道人的功课道行他差得很远，他所知道的主要是从小看《西游记》得来的宗教知识，再就是农村里有一点点文化的人对于道教传说的一些人人皆知的东西和传说，什么吕祖爷三渡白牡丹之类。真正名正言顺地得到千佛洞住持实权后，王圆箓才体会到了“书到用时方恨少”那句老话。好在他这个人好学，又对宗教有一股狂热，虽然他从来弄不清佛道两家的区分，而敦煌地区由于历史上多种宗教文化的汇合交融，千佛洞本身就佛里有道，你中有我，这正好使王圆箓的宗教热忱得到了充分发挥，老百姓乃至地方官吏，谁也不去追究一个道士为何要住持佛的圣界。话又说回来，王圆箓并不是那种靠蒙骗混日子的出家人，他要实现他初到千佛洞的宏大志愿，就非得要有一点真才实学不可，所以，他常常去当地药王庙借道教经典来习读，充实自己，会的经越多，请他念经的施主也才能更多，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越有名气，千佛洞得到的布施也才能更丰润，他也才能请工人修葺洞窟。那些从药王庙借来的册册道经，一时看不了得还回去，于是就抄写下来。王圆箓虽说识得几个字，但抄经的功夫却没有，他就雇人抄写。那位雇来的先生抄写功夫尚可，只是有个嗜好，爱抽水烟。什么是水烟？这是甘肃省府兰州城所出的一种烟丝，方方正正压得紧紧的一块，切一点下来，放在特制的烟具里——这种烟具叫水烟瓶，黄铜制作，里面盛水，一根弯弯的吸管含在嘴里，另一根短管做交流空气用。用点着的纸捻点着烟丝，吸食者就叭嗒叭嗒地抽起来，水烟瓶里的水也就咕嘟咕嘟响起来，据抽家说妙不可言，看的人也觉得很是有趣。这水烟并不是人人都抽得起的。一般小康人家，有一定文化层次，有一定地位的人才动这个。据说兰州水烟一过长江，绿绿的烟丝就变成了浅白色，最能防治肚腹膨胀之症。贵客登门，主人最好的招待就是小碟子里放一小片水烟，将水烟瓶递到客人手里，对客人说：您老请！五六十年代，兰州中央广场的水烟店前，长长地排起队来，等购“甘字牌”水烟的，莫不是支援大西北来的南方人。

河西人抽水烟，点烟的纸媒不是细黄麻纸搓成的纸捻，而是就地取材，用风干了的芨芨草。抽水烟容易熄火，得过一阵用纸捻点一下。那位王圆箓请来的先生一面抄经，一面吸水烟，草捻暂时不用，就随手往身后的墙壁缝里一插，等一会儿再拔下来点烟。那一天依然往裂缝里一插，同往日感觉不一样，一下子插进去了一大截，先生转身一看，不对呀，他把那长长的草捻又往里推了推，松松地全都插了进去，原来里面是空的，本来那条裂缝只在表层泥皮里，久而久之，泥皮被芨芨草捻子戳穿。当下抄经先生跳起来，屈起手指，用指关节敲了敲墙壁，“咚终终”果然里面是空的。

当天晚上，王圆箓和抄经先生打开了墙壁，发现里面是一道用土砖封住的门，门里就是封闭了近千年之久的“藏经洞”。

藏经洞打开之后，王圆箓小心翼翼地跨进这黑洞洞的侧窟里，借助摇曳不定的烛光，发现了洞子里从地下直到窟顶，满满当当地塞满了经卷，大部分摆放得整整齐齐，也有一小部分是随便堆塞在一起。他仔细察看了一番，确实没有什么古人的窑藏钱财，就打开那码放整齐的一个布袋看。里面是十卷经文，随便翻检，全是藏文，就包起放好，再从那杂混放在一起的堆中抽出一个帛布长卷，打开是一幅色彩绚丽的菩萨画。王圆箓自出家以来，最崇敬的是唐僧，再下来就是道家的神祇，对于佛菩萨画像，他不很感兴趣。藏经虽说一字不识，但唐僧取的不也是藏经吗？所以他虽然一窍不通，也懒得去想这其中的究竟，但布包包里的藏经，肯定是古物，是古物就能卖钱，他精明地打起了小算盘。王圆箓做梦也想不到，他发现的不光是佛教的圣物，而是震惊中华乃至全世界的一个文化艺术宝窟。这里面的许多东西，可谓价值连城。约5万件各类经典、文学作品、社会文书、工艺美术品等文物，涉及中国古代3世纪至13世纪千年间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哲学、宗教、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及中西交流，是中华文化艺术的浓缩。正因为有了这些东西， 日后才有了“敦煌学”这门学问。数十年后，他所看到的这些包包卷卷，将被列为人类文化遗产。当然，他也绝对想不到，这些发现物，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使他声名狼藉，污垢满身，只好在时间的长河里去仔细洗涤了。

王圆箓发现藏经洞以后，好长一段时间里他心绪不宁，不知如何处置这些古董。千佛洞分为上、中、下三寺。上中两寺是喇嘛们住持，由一个叫易喇嘛的经管。下寺，由王圆箓住持。两处相距近十里。喇嘛道士们基本井水不犯河水，各享用各的香火。下寺虽说香火可以，但也是有佛事活动的时候烧香拜佛的人多，平时清静得很。知道藏经洞情况的人并不多，有关系特别好的香客来，王圆箓才领他们前往参观，根据布施的多少，送对方一卷两卷经卷。不知谁给他耳边灌了两句，说当官为宦的，多喜欢古董，何不孝敬一番，说不定能赏点银子。王圆箓认为说得有理，找了两头毛驴，驮了两箱经，去见安肃道的道台廷栋。谁知这位科举出身的老爷拿出两卷看了看，说是古人的字还没有他写得好，只给王圆箓赏了一杯茶，就把他打发出来了。王圆箓并不死心，凡是官就送，只望能多得几两银子，聚攒资金，把重修莫高窟三层楼的功德早日完成。光绪二十八年，也就是藏经洞发现的第三年，湖南进士汪宗翰任敦煌县令，他学识很好。得到王圆箓送来的经卷，展示之后很感兴趣，于是报告了甘肃学政叶昌炽。这位学政知识渊博，当时已在编订他的《语石》一书。了解到藏经洞的情形后，托汪宗翰代求一些卷子，以备出书所用。先后得到了宋乾德六年水月观音画像，写经卷子、梵叶本各二。叶昌炽建议省府保管这批文物典籍，一算下来，光运费就要五六千两银子。京城老佛爷、光绪帝正病入膏肓，政局莫测。苦甲天下的甘肃十年九灾，民不聊生，谁敢以如此巨款运送一窟佛经？这可是弄不好要掉脑袋的事！所以省府的答复是让敦煌县令自己去处理这件事，汪宗翰亦无办法，于是口谕王圆箓就地封存石室遗书。因为从上到下未见官方正规文书，谁也没有把这当做一件大事，最后不了了之。王圆箓只做了一样事，就是给17窟装了个木门，铁锁一挂，外人询问只道钥匙不在身边。对于父母官员、地方名流，肯掏银子的施主，你两卷他一幅地照常奉送。就这样，又是5年过去了。1906年，王圆箓用送卖经卷、募化得来的银两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即连接16、 17窟、365窟、366窟的窟前木结构，并由试用知县郭磷谨撰写了专记此事的《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此木结构是清代、民国时期修建千佛洞窟前建筑目前保留下来的两处之一，另一处就是莫高窟象征物的“九层楼”。

“三层楼”重修后，王圆箓雄心勃勃，他打算继续修建“古汉桥”“补葺大小佛洞”和重修“大雄宝殿”。前两者他在世时已弄成，惟大雄殿只造起五层，且“规模粗具”，未能完工他便去世了。一直到民国二十五年，在此基础上，由当地官绅农商各界用金一万二千余元，才完成了“九层楼”的宏构。王圆箓的“雄心壮志”须用银两来实现。在七年时间里，他欣喜上天给他赐予一窟古董，本想假以好值，实现他的美梦，奈何大小各等官员、地方绅士名流、善男信女，识货的不掏钱，掏钱的不识货。他心里焦躁无宁，甚至怨怪上苍不该让他看到这些经卷，也就不会有这等烦恼。他总觉得该有识货肯掏大价钱的人来，等啊等，终于等来了斯坦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