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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徉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张崇琛教授——兰州大学“萃英记忆”访谈录

时间：2017年7月6日9：50—11：00

地点：兰大一分部居所

人物：张崇琛，1943年11月生于山东诸城，196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古代文学研究所原所长。

采访人：王秋林

文字摘录：肖文峰

王：张先生，我们现在有一项工作叫“萃英记忆工程”，这是从2012年的3月份开始做起的，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请老先生、老校友甚至是兰大的一些老朋友，讲述一下在兰大学习、生活、工作的经历、回顾、感触等等，我们想将这些留下来，给后人们更多的了解、认识兰大的资料，大概就是这样。能请您先介绍一下自己吗？

张：我的个人经历很简单，用孔子的话来说，是一个“东西南北之人”。籍贯山东，是为“东”；早年在上海、杭州求学，是为“南”；后长期工作在兰州，是为“西”；又娶了一位东北太太，是为“北”。下面我依次说来。

我出生在山东省诸城县的一个小乡村，是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家里很穷，可以说我就是一个放牛娃出身。小时候生活在田间，从六七岁开始就跟着父母种地、拾草、放牛，后来又一边上学一边到生产队里挣工分，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经历，很艰苦。因为从小就艰苦惯了，所以我这个人不怕吃苦。

说到与我的成长及学术研究有关的一些因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乡土文化和家族文化对我的影响很大，一个是我的导师姜亮夫先生把我引向了学术研究之路。

先说乡土文化。我的老家是在琅邪地区，和赵俪生先生的老家相距只有几十里远。琅邪地区的文化叫琅邪文化，是介乎齐文化与鲁文化之间的一种文化。齐文化的特点是博大、开放，是由姜太公封齐后形成的，后来又有管仲和孙武，为这一文化的代表人物。鲁文化呢，是比较质实和朴厚的，也是比较固守的，相对来说不那么开放，是以周公长子伯禽封鲁后而形成的，以孔、孟为代表。我的家乡从地域上来说在齐和鲁之间，在山东半岛的东南部。这一地区的琅邪文化是以秦朝设立琅邪郡开始的，后来又经过汉魏晋、隋唐宋明清一直延续到了近代。这个文化的特点是既不同于齐文化，也不同于鲁文化，而又兼得二者之长。简单地说，这个地方的民风是很古朴、淳厚的，学术上是各家思想兼容，学风上则强调学以致用，不搞那些花架子。另外，这地方的人比较谦虚、谨慎，而且遇事善于做多方面的、长远的思考。琅邪文化的代表人物就是诸葛亮，还有一个代表人物是王羲之。我从小就受到琅邪文化的熏陶，所以治学也好，做人也好，都深受其影响。

再说家族文化。我家祖上在明清之际曾经是大户人家，后来破落了，到了我父亲这一代就变成贫下中农了，但是家族文化依然在传承着。我从小受到的教育，第一就是为人要忠厚，忠厚传家远；第二就是不管你穷、富，诗书一定要读。老人们常说：“三辈子不读书就会变成驴。”我从小的时候就喜欢读书，当时也没什么书读，家里有我二叔读过的一套“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线装的。我上初小的时候，没有课外书看，就翻那套书。当时背了很多，但不知道是啥意思。另外，家里还有一本《庄农日用杂字》，一本《三字经》，我小时候的读物就这些。《庄农日用杂字》将庄稼人一年十二个月干什么事、怎么干都排列出来，比如开头就讲“人生天地间，庄农最为先。要记日用帐，先把杂字观”，接着又说，“开冻先出粪，置下镢和锨。扁担槐木解，油筐草绳拴。粪到南场里，捣碎使车搬”。这书我小时候全能背过，因为有插图，觉得挺好玩的。这就是我从小受到的两个方面的影响。

后来就上高小了，1956年又上初中。我从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在当地的《诸城日报》上发表文章了，记得有通讯报道、散文、小小说、诗歌等，大概有几十篇。当时也不知道收集、保存，直到1997年回故乡时，县档案局才给我复印了一份。我上初中是在1956年到1959年，高中是1959年到1962年。高中三年正赶上最困难的时期，饭都吃不饱，饿着肚子考大学。当时报考大学的时候稀里糊涂，家里人不懂，我也不懂，就随便填了一个山东大学，结果老师说太低了，因为那时山东大学还不是全国重点。教导主任说有一个华东师范大学在山东招生，就私自给我改成了华东师范大学，说这是全国有名的大学，而且吃饭不要钱。我说好好好，吃饭不要钱最好，最后我就这样上了华东师大。那一年，即1962年，全国的高考录取率是最低的。我看了一个资料，那一年的录取率是25%。具体到我们县的那所唯一的高级中学，录取率仅为5%，135个人考上了7个人，其中全国重点大学就只有我一个人。20世纪80年代，我领着孩子们回山东老家探亲，在县文化馆的外墙上看到了诸城县历年来的升学记录。在“1962年”下写着：毕业135人，升学7人，其中重点大学1人。我对孩子们说：“那个1就是我。”

到了华东师大以后，眼界就开阔了，也接触了很多名师。当时给我上课的有很多老教师，因为1962年教育部提倡老教师上讲台，所以我们那一届便赚了一点便宜。像教现代文学的许杰、钱谷融老师，教古代文学的徐震堮老师、叶百丰老师，还有好些老先生，他们对我的启发确实是很大的。

但很可惜的是，我在华东师大，真正的读书时间只有两年，即1962年的9月到1964年8月。从1964年的9月开始，华东局要到安徽全椒县、定远县去搞“四清”，因为他们的干部不够用，就抽调我们华东师大的学生以华东局的名义下去参加“四清”工作队。当时带队的是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我们这个工作队的队长是陈琏，即陈布雷的女儿，她当时是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的处长。还有一帮电影演员也跟我们一起下去了，如张瑞芳、黄宗英、康泰等。搞了一期，华东局反映不错，就让我们接着再搞第二期。第一期是从1964年9月到1965年5月，第二期又从1965年9月搞到1966年5月，回来以后便接上了“文化大革命”。按照学制，我们应在1967年毕业（五年制），结果又延期了一年，到1968年9月才毕业离校。这最后一年就算是“待分配”。按照“四个面向”的要求，我被分配到了兰州的一家国营企业，即建工部第七工程局，也就是现在七里河区的那个建筑总公司的前身。之后，从1968年到1978年这十年，我都在建工局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学老师、局职工医院的党委秘书，直到1978年“归队”，才就近归到了兰州大学（我想回山东不让回）。

我是1978年11月份到的兰大。这之前我虽然一直在做行政工作，但我的“业务”并没有扔。我喜欢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化，所以这方面的书我一直在读，这方面的动态我也一直在关注。果然，在我到兰大不久，便有了一个重要的机遇，也就是我说的影响我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即有幸能师从姜亮夫先生，从而走上了古代文学及古代文化的研究之路。1979年，教育部委托姜亮夫先生办了一个楚辞研究班，时间是从1979年下半年到1980年上半年。当时从全国高校中抽调了12名讲师以上的学员，我很荣幸被抽到了，得以到杭州大学跟着姜亮夫先生学习。姜亮夫先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王国维的研究生，毕业后又到苏州拜了章太炎为师，他的两位老师都是当时中国顶尖级的大学者，而他自己也被国家誉为“国学大师”，所以我从姜先生那里也受益匪浅。姜先生除了给我们讲楚辞，也讲音韵学、文献学及先秦文学和古代文化。我还记得，每天傍晚，我搀着老师沿西湖边散步一个小时，边走边聊。聊的内容除学界掌故外，便是治学途径和方法，可以说，这一小时真有“胜读十年书”之感。

名师的点拨对年轻学者的治学是至关重要的。现在回想起来，姜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一点，就是强调对中国古代文学必须进行综合研究。姜先生继承了他的老师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什么叫“二重证据”呢？过去我们研究学问只是根据书面文献，王国维提出要把地上的文献跟地下的出土文献结合起来，这就叫二重证据。姜先生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又提出“综合研究”，既包括社会科学的方法，也包括自然科学的方法，还有民俗的、国外的东西都要囊括进来。

我此后提出并终生奉行的“大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法”，便是对王静安先生“二重证据法”及姜亮夫先生“综合研究”方法的继承。我认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不能就文学而论文学，而应该从大文化的视野来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审视。比如《诗经》《楚辞》，它本身就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它包含的方面是很多的，只研究文学像是瞎子摸象，只摸着了一条腿，所以必须要采取多角度、多层次的方法来研究，这就包括社会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的方法。比如我研究楚辞里面的“兰”，就是从植物学的角度来入手的。有一段时间我泡在兰大生物系的资料室里面，查阅了大量植物学方面的著作，其中包括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我从头到尾翻了好几遍，这样就把这个“兰”搞清楚了。原来古人所说的“兰”不是今天的兰花，而是佩兰，长得很高，上面开了一朵大大的复伞形的紫红色的花。这个“兰”是可以防病治病的，“非典”时期，不管哪一个中药方都有这一味中药，它芳香、祛湿、解毒，可以抗病毒。因为南方潮湿，所以南方人把兰放在水里面煮，之后用这个水来沐浴，就可以防病。这样便不难理解楚辞中为何要大量咏兰了。这个研究方法，我的很多学生也在使用，他们中有的已是很有名的学者了。

我这个人兴趣比较广泛，治学的面也比较散，但总的来说都是围绕着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进行的。具体说，最主要的有这么几个点：一个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学，再下来就是楚辞，之后是诸葛亮研究及《聊斋》研究。此外还有《诗经》研究、苏轼研究、清代文学研究，以及中国古代文化史、教育史研究，最后还有琅邪文化研究，是近年来的课题。下面便举出几个方面简要地加以介绍：

国学就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个民族的命脉和灵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要素，经科学的释读后，都可以转化为当代的文化资源。例如“天人合一”的观念，和谐的思想，忧患意识，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与人为善”的态度，“慎独”的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进取精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高尚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以及通过修身养性以养成完美的人格等，对提高全社会的人文素养，对增强民族凝聚力并构建和谐社会，都不失其重要价值。我研究国学就是从这一角度切入的。例如我研究伏羲，得出的结论就是伏羲时代是中国最早的和谐社会。伏羲时代和黄帝时代不一样，黄帝时代是战乱，许多发明如兵器、战车、指南车，都是和打仗有关的。伏羲时代的发明则大都与民生有关，如网罟、八卦、九部治理、婚配等，所以我认为伏羲时代是中国最早的和谐社会，是中国和谐社会的源头。再如，我将《孟子》与《史记》等有关典籍对读，以研究舜文化，不但厘清了舜的事迹，同时明确了中华传统美德的源头，即“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研究孔子方面的就更多了，如孔子的核心思想“仁”，孔子的治学方法及教学方法，还有孔子的养生之道，我都写过文章。孔子时期，人的平均年龄只有30到40岁，而孔子活了73岁。为什么高寿？有几个因素：一个是健康的饮食。孔子对饮食、蔬菜是非常挑剔的，他有九个不吃，其中就包括不吃反季节的蔬菜。二是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穿衣服、晚上的睡姿以及平时在生活场合该怎么样，他都有一套很严格的生活习惯。三是他高尚的品德，即仁者寿。这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仍不失借鉴意义。

此外，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要义也作了辨正和发明。如对中庸之道，过去有种误解，认为折中调和、不偏不倚、不左不右就是中庸之道。实际上，中庸之道是很有道理而且很有实用价值的一种学问，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它教人做事既不可过头，也不能达不到，而是要做得恰到好处。我讲中庸之道时曾举过一个例子，说这就好比我们去市场上买菜，秤杆一边是菜，一边是秤砣，手提着秤系，让秤砣不停地左右移动以求得平衡，而那个平衡点就是中庸。中庸达到了，买菜的和卖菜的也就和谐了。可见中庸之道就是从两头往中间靠，最后找到一个平衡点。外交谈判也是同样，都是将两个国家的利益往中间靠，靠到某一点，双方都能接受了，这一点便是中庸。国际上都说中国人很善于外交谈判，这或许与中庸之道的影响有关吧。

再如对儒家的“慎独”精神，我认为它可以从外在表现、理性自觉以及精神境界三个方面来养成人的完美人格，对廉政建设也有着重要意义。东汉时有一个叫杨震的人到山东去做官，他的学生半夜去见他，并给他送金条，说：“老师，谁都不知道，你收下吧！”杨震坚决不收，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这就叫慎独。所以，后来杨家就把“四知堂”作为堂号了。历史上这类“慎独”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也专门写过文章。

再如对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我也从尊重客观规律、关注生态平衡、提升领导艺术、优化经营策略等几个方面阐发过它的当代价值。生态恶化，人际关系紧张，是全球范围的两大难题，老子的思想是可以给人们提供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和策略的。至于对《周易》的文化精神及其当代价值，我也做过一些研究。

这些年来，有不少地方和单位请我去讲国学，我每次都强调，国学既是文献的学问，又是德行的学问，更是养成完美人格和延续民族文化传统的学问。对待国学，不但要准确理解，大力弘扬，同时也要联系实际，付诸实施，并使其常新。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的：“国学不尚空言，要在坐而言者，起而能行。”

我研究《楚辞》是受我的老师姜亮夫先生的影响，所取的也是综合研究的方法。《楚辞》是一本百科全书，是楚文化乃至环太平洋文化的活化石。什么叫作环太平洋文化的活化石？我简单作一解释。环太平洋国家在文化上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太阳崇拜，在日本有天照大神，在中国也有日照等地名。还有神树崇拜，中国古代认为树是有神的，过年要祭树神。北美国家也崇拜神树，甚至对仙人掌也有崇拜。这是环太平洋文化的一个特点。另外还有共同的审美习俗。比如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中，当时的青年男女都以敲掉一颗门齿为美。无独有偶，我们发现太平洋的岛国上也有这个习俗，不但敲掉一颗门牙，而且把前额涂黑，这就是《楚辞》里记的“雕题凿齿”。而像太阳崇拜呀，神树崇拜呀，雕题凿齿呀，其他地方都没有记载，唯独《楚辞》中都记载下来了，所以说它是活化石。

基于此，我研究《楚辞》便突破了单由文学的角度来研究的局限，而改用综合研究的方法来对《楚辞》进行全面审视。我围绕楚辞文化这一中心，分别从哲学、政治、教育、美学、文学、历史、地理、民俗、方言乃至植物学的角度，对《楚辞》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成果。如从昆仑文化的角度以追寻楚辞及楚文化的来源，本《天问》以梳理殷先公之事迹，通过《离骚》的“神游”以探讨屈原对西北地理的认识，假齐鲁方音以破解《楚辞》中的疑难词语，以嬴秦故地方言而释《招魂》中的“些”字，由《山鬼》篇以揭示“山鬼”之原型即“野人”，以及从植物学及医药学的角度来研究楚骚所咏之“兰”等，皆能发前人所未发，并拓宽了文化史研究的视野。我的这种研究也引起了学界及媒体的重视。我的《楚辞文化探微》一书出版后，评论的人不少，连《人民日报》都发表过评论文章（1994年8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还辟专版进行介绍（1994年7月7日第8版）。

我研究诸葛亮，最早是受地域文化的启示。诸葛亮的祖籍就在山东省诸城县，古代叫诸县。他祖先的那个村叫葛陂，离我的老家只有几里路，这是经我考证出来的。诸葛亮的祖先原本姓葛，后来他们从诸县南迁到了阳都，也就是现在的沂南县，因为那里也有姓葛的，为相区别，所以就把诸县来的葛氏称作“诸葛”，这就是诸葛一姓的由来。诸葛亮十四岁时离开阳都，先随其叔父到了南昌，后来又到了湖北的隆中，再后就一直在隆中隐居，直到27岁时，47岁的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

学术界研究诸葛亮的人很多，研究的面也很广。我主要是侧重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诸葛亮的人生及其家族。诸葛氏家族出的人很多，三国时期，大哥诸葛瑾在东吴，诸葛亮在西蜀，诸葛亮还有一个堂兄弟诸葛诞在魏国，所以当时人开玩笑说，诸葛有三，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龙虎狗”就是指他们弟兄三个。另外还有不少族人也在从军或从政。诸葛氏家族是深受琅邪文化影响的，诸葛亮本身就是琅邪文化的代表人物。所以我是从琅邪文化这个大背景来研究诸葛亮及其家族的，这一点学术界似乎也比较看重，连新华社等媒体都专门做了报道。二是研究诸葛亮的人格。诸葛亮的人格是非常完美的，古人已经说了，诸葛亮的人格之完美是夏商周以来“绝无仅有”的。在他身上体现出了中国人几乎所有的美德，如忠贞、智慧、清正、廉洁、勤奋、俭朴、淡泊、谨慎等。而“忠”与“智”则是他人格最突出的特点。他死后被朝廷谥为“忠武”，又被民间称为“智星”。其所谓“忠”，当然不能排除对君王之忠，但更重要的是他能忠于国家，忠于自己的理想、事业和职守。我们看他直到晚年，为了实现北定中原、统一中国的理想，仍亲自带兵北伐，足履陇原，并最终以身殉职，便可以体会其一腔忠心了。他的“智”，即使剔除其被小说家所夸张的部分，也还是超常的。而更为难得的是，诸葛亮能将“忠”与“智”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他“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他用自己的忠心和智慧来报效国家，来实现理想，而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有人格，没有人格就不成其为人了。我们现在经常讲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君子，要品德高尚，这都是对人格而言的。诸葛亮的人格在今天仍有着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所以我写了十几篇文章专门谈他的人格。至于诸葛亮的智慧，也很值得研究。今天，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已经看到，资本的权威正在日益为智慧所取代。当今世界，国家要想强大，人们要想致富，单凭资本的拥有已远远不够，更重要的还要靠自身的智慧。因之，智慧学的研究也被提上议程。而诸葛亮的超常智慧，恰可为智慧学的研究提供一个凡例。所以我最近又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诸葛亮超常智慧的来源》，专门谈这个问题。

我几十年来研究诸葛亮的成果，基本都收在今年出版的《诸葛亮之人生与人格》一书中了。

我研究《聊斋》注重考证。最近商务印书馆给我出了一本《聊斋丛考》，基本的东西都在那里面了。我首先考证的是，《聊斋》里写的这些故事究竟有没有事实依据，它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蒲松龄又进行了什么样的加工，我要将这些故事进行还原。比如莫言在诺贝尔奖颁奖会上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三个人在一个小庙里，狂风暴雨，小庙摇摇欲坠，三个人就说：“我们中肯定有一个得罪上苍了，是谁呢？我们来占卜一下吧。”于是三个人都把草帽往外面扔，看看谁的草帽会被风刮走。果然有一个人的草帽被风卷走了，剩下的两个人就把那个人给推出去了。不料这个人一出庙门，庙一下就塌了，被推出来的人安然无恙，其余两人都被砸死了。莫言是我大学同学的弟弟，很会讲故事，而且深受《聊斋》的影响。他讲的这个故事其实是仿照《聊斋》的。《聊斋》里有一篇叫《孙必振》，讲的是孙必振过江的时候，天上降下一张金字招牌，上写着“孙必振”三字，于是船上的人就认定孙必振得罪上天了，忙把他从大船赶到了小船上。结果他一下船，大船就倾覆了。孙必振究竟有无其人，他渡江是在什么时间，故事的本来面目又是怎样的？我对此做出了考证。另外，对《聊斋》的文化蕴涵，我也做了发掘。我发现《聊斋》里有两件很有趣的事情。一是《聊斋》里的狐狸精，在自报家门时都自称是陕西人。二是《聊斋》里凡是女狐狸精都是好的，男狐狸精都是坏的。这是为什么？我便从中西交通的文化背景中来找答案。中国人在传统上常把狐狸的“狐”和胡人的“胡”联系在一起，即所谓“狐者胡也”。因为西域来的人毛发很多，身上有狐臭，而且这些人很聪明，很会做生意，很有钱，这就和民间传说的狐狸精形象差不多。而汉唐时期，这些胡人来了以后都住在长安及其周边，而且来了就不想走了，有的还传了很多代，并说自己就是陕西人。这就是连狐狸精也自称是陕西人的文化背景。而到中国来的西域女子即所谓“胡姬”，都很开放，比较活泼、外向，于是受到了中国读书人（如李白等）的喜欢，并与书生们发生了一些恋情。对此，西域来的这些男人不能接受，就从中破坏。这样，到了《聊斋》中便形成了女狐狸精好、男狐狸精坏的现象。类似的考证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

前面说过，琅邪文化是一种兼得齐鲁文化之长的文化形态，我本人自幼就深受其影响。而我对琅邪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上的阐述，包括对琅邪之得名及其地望、琅邪文化之形成及其特征、琅邪文化之演变的界定与论述；二是对琅邪地区文化名人及文化现象的梳理与研究。不料我的这一研究竟引起了青岛市的重视。青岛这些年经济高速发展，他们的领导人很想找一个文化背景，因为光是土财主不行，还必须要有一个深厚的文化根基。他们找来找去便找到了琅邪文化，又通过种种渠道找到了我。2008年，他们把我请去了，先是参观、考察，接着给他们开了几次座谈会，最后我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指导他们编写了一部四卷本的《琅邪文化史略》，还得了山东省的社科特等奖。

这里我还想说的是，琅邪文化确实是很值得研究的，自古及今，这一文化所孕育出的文化名人很多。除诸葛亮与王羲之及其家族外，像宋代的赵明诚、张择端，清代的刘统勋、刘墉父子，以及近代的王尽美、王献唐、王统照、陶钝、崔嵬、孟超等，都曾接受过这一文化的熏陶。

下面谈谈我的治学特点。这个问题，过去媒体也多次采访过我。简单地说，我的治学方法实际是继承了王静安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和姜亮夫先生的综合研究方法。其治学特点，一是注重大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主张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二是主张思辨与考据的结合，既重文献的根据，又重理性的思辨，二者缺一不可；三是主张博与专的结合，文与史的融通，并力求通过“聚合效应”以获得新的研究成果。因为我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中国古代文学及中国古代文化，而重点又在先秦，所以我特别注重文史哲的融通和多学科的介入，如民俗学、美学、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生物学、思维科学等学科，我都用在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上。举例来说吧。先秦寓言中，很多干蠢事的都是宋人（如揠苗助长、守株待兔之类），这是为什么？记得郭沫若先生曾经提出与周公有关，据我考证也确实如此。周人推翻了殷商政权之后，曾封殷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的故地，并把武王的三个弟弟也封到周围，史称“三监”。但没有料到的是，“三监”联合武庚进行叛乱。于是周公平叛，灭武庚，又封微子启于宋（今商丘），并把反叛的殷人即所谓“殷顽”全部迁到了商丘，这样宋国就成为“殷顽”的大本营。但周公还是不放心，又要从舆论上把他们搞臭，让“殷顽”失去号召力。于是，经过官方的大力宣传，所有干蠢事的便都是宋人了。今天人们对河南同胞的偏见实源于此。

再如汉乐府的“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为什么孔雀要往东南飞而不往西北飞？20世纪30年代，陆侃如先生在法国巴黎师范学院博士答辩结束后，曾有一位答辩委员调侃说：“你们中国的孔雀东南飞，为什么不往西北飞？”陆侃如脱口答道：“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这是玩笑对玩笑，问题没有解决。我通过诗篇的小序和有关描写发现，孔雀是刘兰芝的象征，而刘兰芝从婆家被休回娘家的路线，正是由西北往东南。这是很有意思的。这样一来，美丽、善良的刘兰芝在遣归路上之依依不舍、顾盼流连，恰成了“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比喻意义了。再联系到诗篇结尾焦仲卿的“自挂东南枝”，其意蕴就更清楚：这一对为封建势力强行拆散的恩爱夫妻，真是无时无刻不在眷恋着对方呀！

又如古书中讲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个“三”通常被解释为“多”，但“三”为什么当“多”讲？我研究的结果是与原始思维有关。人类早期的思维与语言和小孩子三岁之前的情形非常相近，这个我观察过，我儿子小时候说的话，很多都是古汉语。比如小孩子把“哥哥”说成“dede”，“ge”“de”在古汉语中是可以相通的。我还做过实验，小孩子两岁时刚会说话，给他糖，给一个他说一，再给一个他说两个，再给一个他说三个，最后给他四个、五个，他还是说三个。为什么？三，多也。又，中国人的审美习俗也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原始社会对于美人的要求是膀大腰圆、能干活，今天的那些所谓“人比黄花瘦”的美人，古人认为是病态。所以《诗经》里的美女都是“硕人”，《楚辞》中的美女都是“姱女”。还有古代神话里的“夸父逐日”，所谓“夸”就是大的意思，“父”是男子美称。而“夸父”就是大个美男子。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美的，才能“逐日”，奶油小生怎么能逐日呢！这种以壮大为美的习俗大约一直持续到唐代，唐代的杨贵妃仍是很胖的（陈寅恪先生说杨贵妃体重有135磅即123斤）。

我到兰大后，领导给我分配的任务是教先秦两汉文学。这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古”的一段，也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所在。虽说有相当的难度，但我还是愉快地接受了。当然，此后我的教学也并不限于此。我粗略地回顾了一下，这些年来我为本科生所开设的课程，除先秦两汉文学史外，还有传统文化与礼仪、中国古代文化知识、古代公文选、楚辞研究、蒲松龄研究等，为研究生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古代文化史、经学概论、古代神话研究、先秦散文研究、两汉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法、中国文化经典著作选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这些课程，总的来说都是围绕中国古代文学及古代文化而开设的。

宋代的著名思想家张载曾经说过，搞教育和教学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们教育的指导思想就应该放眼于“天地”和“生民”，放眼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所以我在教学中始终贯穿了一条“红线”，那就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弘扬，如爱国主义的传统，热爱和平的情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以及孝悌、仁义、诚信、礼让的优秀品德等。为了让学生能更好地胜任毕业以后的工作，我在教学中还注意培养他们的三种能力，即驾驭文献的能力、理论思辨的能力以及口头和书面表达的能力。在教学内容上，我既不脱离大纲，同时尽量将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引入课堂，并尽力做到文史哲融通。至于具体的教学方法，我的做法是“三点”，即抓住重点，突破难点，透析热点。此外，我的每一堂课都力求要有新意，或新的观点，或新的材料，或新的思路，总之，每堂课都有一个亮点，也就是精彩之处。这样学生就爱听，一堂课都不愿意缺。我把这个叫作“课眼”。小时候在家种地有“地眼”，后来读古诗词有“诗眼”，讲课也应该有个“课眼”。学生听了你的课后，几十年过去，其他的东西也许会忘了，但唯独那个“课眼”永远不忘。这也是多少年后老学生跟我说的。正因为我教课有这些特点，所以我教的那门“中国古代文学史”被评为省级精品课，我自己也多次获得过省级、校级优秀教学成果奖。

王：张老师，问您一个题外的问题。您平时除了教学和科研外，还有没有什么业余爱好？

张：有，不多。一是喜欢京剧。在我们老家，京剧叫“大戏”，不少男人都喜欢。而女人们则喜欢一种叫“茂腔”的地方戏，称“小戏”。记得小时候跟父亲一起到田里干活，一出村，父亲就唱起来，像《空城计》《甘露寺》《武家坡》等，我从小就从父亲那里灌过耳音。1994年兰大京剧社成立，水天明为社长，我和张华为副社长。1995年7月我清唱的一段《借东风》还在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过。后来因为教学忙，我很少参加了。但京剧社的活动在张华的组织领导下一直没有间断，还到上海等地演出过，并获得了“第二届全国京剧大奖赛”的组织奖。京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涵咏其中，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

二是品茶。20世纪90年代，兰州电视台曾以“茶韵”为题介绍过我的饮茶。我认为，茶性温柔，含蓄绵远，品茶既有着独特的情趣，也是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佳方式之一。每次与二三好友或学生静坐聊天，一杯茶在手，那份幽韵如云、不绝如缕的感觉常常令人陶醉。茶道还讲求“澹”和“静”，而“澹”不单指性情的恬澹，也包括对名利的淡泊；“静”则除宁静、纯净外，也还有静中致远，静中寓动，动静相辅而相成之义。所以，饮茶并不意味着消极和无为，相反地，倒是一种寓有创造潜能的文化生活方式。我的不少著作和学术论文都是在品茶中完成的，而我为研究生讲课也常常是在茶香融融中进行的。

王：听说当年“百家讲坛”请您去讲，结果您拒绝了，请问是为什么？

张：是有这么回事。2005年的下半年，当时“百家讲坛”一个记者给我来了三次电话，想让我去讲。同时邀请的还有一个人，叫易中天。第一次给我来电话时我还没有退休，便答应先考虑一下。到了最后一天下午再给我来电话，我接完电话，文学院的领导就找我谈话，让我退休了。我当时一是觉得自己年龄大了，老年人戒之在得，同时也有一点情绪，都让我退休了，还干啥呢？因为这活我一个人也干不了，需要有听众，需要有单位的配合呀！所以我随后就给那边回话说不讲了。又过了好多年，周旭红校长来了，他听说这事后，便让宣传部的黄副部长给我打电话，说学校领导对此很重视，要包装我。我说我要是不退（休），可以去，但我已经退（休）了，就老老实实做一个退休教师吧，不再张扬了。事情就这是这样。后来《兰州晨报》那个记者听说了，来采访我，并登了一个整版。报纸为了轰动效应，大标题就是“我拒绝了百家讲坛”。这样做伤人嘛！人家也是好意呢！此后我一般不再接受记者采访了。

王：张老师，最后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关于您人生的感悟？

张：我就信守两条。第一，老老实实地做人；第二，认认真真地治学。做人要老实，治学要认真，都来不得半点马虎，都不能搞花架子。

张崇琛，1943年11月生，山东诸城人。196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师从著名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现任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所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诗经学会理事、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及中华辞赋研究院（香港）研究员、甘肃省文史馆馆员，并为国内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入载英国剑桥《国际著名学者传略》。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先生为国内外知名的中国古代文学及古代文化研究专家。其治学特点，一是擅长大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主张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二是主张思辨与考据的结合，既重文献的根据，又重理性的思辨，认为二者缺一不可；三是主张博与专的结合，文与史的融通，并力求通过“聚合效应”获得新的研究成果。

先生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楚辞文化探微》《中华家教宝库》《简明中国古代文化史》《名赋百篇评注》《诸葛亮世家》《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合著）、《中国古代作家作品研究》（合著）等七部，即将出版的学术专著有《古代文化探微》及《聊斋文化探微》两种。此外，还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并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等辞书撰写词条20余篇，为《人民日报》主编过“蒲松龄研究”及“酒文化研究”专版。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楚辞、《聊斋》、文化史、诸葛亮及琅邪文化等方面。

其专著《楚辞文化探微》，对《楚辞》的丰富文化内涵进行了多方面的发掘与探讨，尤其对楚骚美学、昆仑文化与楚辞的关系、《楚辞》中的齐鲁方言以及楚骚咏“兰”的文化意蕴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被学术界誉为“是一本能反映当代楚辞研究最新成果的学术专著”（见《新华每日电讯》1994年4月2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曾辟整版进行介绍（1994年7月7日第八版）。著名文艺理论家蔡钟翔先生称此书“拓展了古典文学研究的视野，也为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开通了新思路”，“书中创获甚多”，“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广博的知识积累”。

专著《简明中国古代文化史》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十二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理论深度又有较强的可读性，是一本兼具学术性与知识性的著作。首章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归纳为“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诸家兼容，以儒为主”“多神并敬，无神为常”“德能统观，以德为重”“述作共倡，述为号召”，被学术界认为“足以揭示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古老而深邃的文化》为题，摘要转载了该书的首章（1994年12月18日）。此书已被兰州大学、西北师大等多所高校作为教材。

专著《诸葛亮世家》是一本系统研究诸葛氏家族的著作。该书将诸葛亮及其家族置于琅邪文化这一特定的地域文化氛围中进行研究，不但将一个近真的诸葛亮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且对诸葛氏家族的脉络做了勾勒，并首次揭示出诸葛氏家族文化传统的“四大特点”。此书一出，新华社即向国内外作了报导（1997年8月22日电），《新民晚报》（1997年8月23日）及《甘肃日报》（1998年2月22日）等也相继进行了介绍，并发表评论文章，称此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作者也因此被聘担任新华社摄制的大型电视文献片《一代智星诸葛亮》（16集）的学术顾问。而先生自1994年首次提出“琅邪文化”的概念以来，又陆续发表了《论琅邪文化》《琅邪文化与诸葛亮家族文化》等论文20余篇，进一步将“琅邪文化”定性为“介于齐鲁文化之间而又兼得齐鲁文化之长”的一种文化，从而为区域文化的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此外，先生主编的《中华家教宝库》（50万字）以其所收资料的完备及对中华家教内容、特征、方法探讨的深入和精微，被美国著名汉学家、夏威夷大学教授罗锦堂先生誉为“空前未有之家教巨著”。有关蒲松龄研究的系列论文20余篇也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少研究成果被广泛征引，先生也被《蒲松龄研究》杂志列为当代著名蒲松龄研究专家，辟专栏进行介绍（1997年第三期）。

先生在教学方面更是早著声称。其讲课既广征博引又新意迭出，既析理深透又生动活泼、妙趣横生，深受学生欢迎。除多次获得各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及优秀教学成果奖外，还于1996年荣获宝钢教育基金高校优秀教师奖，1999年被授予“师德标兵”称号，2003年被授予“兰州大学教学名师提名奖”荣誉称号。

我很冒昧地敲开了张崇琛教授的房门，心还在怦怦直跳。简单问候之后，就是教授亲手泡制并递过来的一杯清茶。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从“茶”开始了。

张先生喜欢喝茶，电视台还请他讲过“茶文化”。他说茶性温柔，含蓄绵远，品茶有着独特的情趣。每次与二三朋友或学生静坐聊天，一杯茶在手，那份幽韵如云、不绝如缕的感觉总会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的话：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张先生属于那种很传统的文人，以茶会友，在静静品茶中体味情趣，在情趣中寻找相投的友人。此刻，透过杯中明澈郁绿的茶水，我仿佛看到了他内心的沉静，也看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专家，先生这几年的研究成果可谓卓著。《楚辞文化探微》《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华家教宝库》及《名赋百篇评注》等著作已相继出版，近日，吉林人民出版社又推出了他的新著《诸葛亮世家》。该书根据大量的历史资料，在“实录”的基础上，运用简洁流畅、生动活泼的文笔，不但将一个“近真”的诸葛亮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且对诸葛亮产生的文化土壤及诸葛氏家族的文化传统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所以书刚一出来，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便做了报道。我想，张先生致力于诸葛氏家族的考证和研究，除了对传统文化的热爰之外，也许与他的故土情怀不无关系，因为先生的老家与诸葛亮的祖籍同为山东诸城，正是那块富有文化底蕴的土地，造就了一个个光彩的人物。“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诸葛亮的人格理想，也是张崇琛教授的学者心境。而茶的走进生活，对于张先生来说，似是又多了一份纯净、一点聪敏和一种悟道后的释然。

茶道讲求“淡”和“静”，但并不意味着消极和无为。按照张教授的理解，“淡”不单指性情的恬淡，也指对名利的淡泊；而“静”更非一味求静，而是静中寓动，以静求动，动静相辅而相成。这是积极的人生态度，淡而有味，余韵悠长。我知道，先生的不少著作和学术论文都是在“品茶”中完成的，而先生为研究生讲课，也常常是在茶香融融中进行的。作为兰州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先生自1989年起即已独立招收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先秦两汉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迄今共有8届14人。其中有几位还考取了博士，先生也因教学成绩突出而荣获了中国高校“宝钢教育奖”。身处商品经济的大潮之中，却能够安然本分地在书斋内“传道、授业、解惑”，这精神虽非茶文化的“淡”和“静”所能概括，但中国悠久博大的传统文化的感召却是不容置疑的。张崇琛教授早年在华东师大中文系读书时，曾亲聆许杰、徐中玉、钱谷融等大家的教诲，后又师从著名国学大师姜亮夫教授，先生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综合研究的方法，便是沿着姜亮夫先生的路子前进的。我很遗憾自己没能成为先生的学生，没能坐在课桌前静听先生讲《周易》《诗经》《离骚》《聊斋》以及中国文化史，但又很幸运地有一次接近先生的机会，那满屋的书香、满口的茶香会让我永远记住这个时刻。

学术之路总是与清苦相伴的。先生至今仍住在两居室的老房子里，他的卧室就是书房，他的床就是另一张更大的书桌。每一次搞学术研究，为了查找资料，各类大大小小的著作、刊物便摊了满床，先生乐此不疲，还幽默地称自己是“在床上做学问”的人。我感慨于先生的以苦为乐和别样的情趣所充盈着的生活，而这些情趣又多半与“文化”有关。先生是个性情中人，除品茶外，他还喜欢欣赏古典音乐和传统书画，有时还与学生一起登台演唱京剧。几年前。为了考证屈原笔下的“兰”，先生竟不辞劳苦，特地从野外采来了兰草和泽兰的实物，贮养在自家的花盆中。在先主的悉心照料下，直到今日，这两株幽兰仍在每年的夏秋时节散发着幽香。

望着窗台上的两株幽兰，品着先生递给我的一杯香茗，我不由得忘却了身外这个喧嚣的城市，消解了自身的一切烦躁与疲劳，沉浸在了悠远、宁静、淡雅的茶文化境界之中。“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对《诗经》咏茶（茶古写作“荼”）的这两句诗，我想，张崇琛教授的体会也一定比一般人更深刻些吧！

张崇琛先生籍贯山东诸城，1943年11月25日降生于县内枳沟镇薛家庄一户普通农民的家中。张家在崇琛先生出生时虽已成为贫下中农，然其“耕读世家”的文化传统仍然承袭着。先生幼时，其家族祠堂的大门上还保留着这样一副对联：“大河以上无地不耕，宜麦、宜粱、宜菽；片碣之前有经可读，学诗、学易、学书。”而先生自幼居住的薛家庄，便是清初著名文人荟萃的“四逸园”旧址。作为“张氏四逸”之首的蓬海先生（讳衍）的十世孙，崇琛先生也自幼喜好文史，上初中时已在《诸城县报》《昌潍大众》等报刊上发表通讯、诗歌、散文10余篇。1962年先生毕业于诸城第一中学，196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曾受业于许杰、钱谷融、徐震堮等名师，大学毕业后又师从著名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成为王国维、章太炎先生的再传弟子。先生现任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并兼任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及中华辞赋研究院（香港）研究员、甘肃省文史馆馆员，还是国内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入载英国剑桥《国际著名学者传略》。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先生常说他是“东南西北之人”，问其故，则曰：籍贯山东，是为“东”；早年求学在上海、杭州，是为“南”；后长期工作在兰州，是为“西”；又娶了一位东北太太，是为“北”。先生还说自己的一生最为简单，都围绕着一个“书”字，即早年读书，工作后教书、写书，而其最大爱好又是藏书，故用“四书”二字便可概括其平生。先生也因此常欲颜其书房曰“四书堂”。由今观之，正因为先生的阅历之广，学养之厚，与“书”结缘之深，所以才使他成为一名融汇文史、推陈出新，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

众所周知，先生为国内外知名的中国古代文学及古代文化研究专家。其治学特点，一是擅长大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主张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二是主张思辨与考据的结合，既重文献的根据，又重理性的思辨，认为二者缺一不可；三是主张博与专的结合，文与史的融通，并力求通过“聚合效应”获得新的研究成果。其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楚辞文化探微》《中华家教宝库》《中国古代文化史》《名赋百篇评注》《诸葛亮世家》《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合著）、《中国古代作家作品研究》（合著）、《古代文化探微》《诸城文化探微》等十余部。此外，还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并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等辞书撰写词条20余篇，为《人民日报》（海外版）主编过“蒲松龄研究”及“酒文化研究”专版。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楚辞、《聊斋》、文化史、教育史、诸葛亮及琅邪文化等方面，并取得了许多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

楚辞研究方面，先生的专著《楚辞文化探微》（新华出版社1993年出版）对《楚辞》的丰富文化内涵进行了多方面的发掘与探讨，尤其对楚骚美学、昆仑文化与楚辞的关系、《楚辞》中的齐鲁方言以及楚骚咏“兰”文化意蕴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被学术界誉为“是一本能反映当代楚辞研究最新成果的学术专著”（见《新华每日电讯》1994年4月2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曾辟整版进行介绍（1994年7月7日第八版），国内版也发表专文进行评介（1994年8月12日）。著名文艺理论家蔡钟翔先生称此书“拓展了古典文学研究的视野，也为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开通了新思路”，“书中创获甚多”，“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广博的知识积累”。此外，先生还发表楚辞研究论文数十篇，已成为国内外公认的著名楚辞研究专家。

诸葛亮研究方面，先生的专著《诸葛亮世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诸葛氏家族的著作。该书将诸葛亮及其家族置于琅邪文化这一特定的地域文化氛围中进行研究，并根据大量的历史资料，经过精心的考证，不但将一个近真的诸葛亮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且对诸葛氏家族的脉络及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也做了勾勒。书中还首次揭示出诸葛氏家族文化传统的“四大特点”，即学术思想的兼容性及学风的质朴和经世致用，人生精神境界的淡泊宁静，积极入世的从政传统，刚直不阿、宁死不屈的高尚气节。此书一出，新华社即向国内外做了报道（1997年8月22日电），《新民晚报》（1997年8月23日）及《甘肃日报》（1998年2月22日）等媒体也相继发表评论文章，称此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它在探索方面的意义几乎与它本身内容的价值相媲美”。先生也因此被聘担任新华社摄制的大型电视文献片《一代智星诸葛亮》（16集）的学术顾问。此外，先生还与甘肃电视台合作制作了《甘肃·三国》的电视专题片10集，并发表了《诸葛亮为何不纳魏延之计》等重要论文多篇，以强有力的证据廓清了一段时期以来人们对诸葛亮的错误认识，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化史及教育史研究方面，先生的专著《中国古代文化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2005年再版）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十六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理论深度又有较强的可读性，是一本兼具学术性与知识性的著作。其书首章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归纳为“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诸家兼容，以儒为主”“多神并敬，无神为常”“德能统观，以德为重”“述作共倡，述为号召”，被学术界认为“足以揭示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古老而深邃的文化》为题，摘要转载了该书的首章（1994年12月1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空中信息”节目也对此书进行了评介（1994年11月7日）。此书已被兰州大学、西北师大、兰州城市学院、上海师大等多所高校作为教材，并多次再版。先生主编的《中华家教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以其所收资料的完备（自先秦以迄近现代）及对中华家教内容、特征、方法探讨的深入和精微，曾被美国著名汉学家、夏威夷大学终身教授罗锦棠先生誉为“空前未有之家教巨著”，“是一部难得的雅俗共赏的佳作”（见罗先生为该书所作的序言）。先生还撰写了《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孔子教学方法探析》《研究型大学的古代文学教学》等一系列有关教育方面的论文，并被多家刊物转载，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先生对蒲松龄及《聊斋志异》的研究，很早即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生共发表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二十余篇（已辑为《聊斋丛考》一书，近期出版），而重在对蒲松龄交游以及《聊斋》本事和《聊斋》中所反映的清初知识分子心态的探讨。《人民日报》（海外版）“蒲松龄专版”一次即选登先生的论文三篇（1992年9月24日），另有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先生还被《蒲松龄研究》杂志列为当代著名蒲学研究专家，辟专栏进行介绍（1997年第3期）。日本早稻田大学著名教授伊滕漱平称先生对蒲松龄及王渔洋的研究“被公认为见地不凡”（见其《王渔洋和山左诗人》一文）。美国著名《聊斋》研究专家白亚仁教授也在给先生的信中说：“我一直很钦佩您的严谨的治学态度，从您的著作中得到了很多启发，我写这篇文章（指《略论李澄中〈艮斋笔记〉及其与〈聊斋志异〉的共同题材》一文）时，就常常想到您。”

先生对乡邦文化尤其是琅邪文化及诸城文化的研究，也倾注了他晚年的心力，并受到学术界及乡邦人士的赞赏。自1994年先生在全国第八次诸葛亮研讨会上首次提出“琅邪文化”的概念以来（其论文《汉代琅邪地区的学术氛围与诸葛亮思想的形成》后刊于《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1期），又陆续发表了《论琅邪文化》《琅邪文化与诸葛亮家族文化》等20余篇论文，并指导编写了四卷本的《琅邪文化史略》（该书为山东省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研究项目，先生被聘担任首席顾问，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进一步将“琅邪文化”界定为“介于齐鲁文化之间而又兼得齐鲁文化之长”的一种文化，并首次阐明了琅邪文化的“三大特征”，即民风的古朴、敦厚、求实然又不乏进取精神，学术思想的兼容性及学风的经世致用，思想的深邃与行动的深谋远虑。这又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与此同时，先生还先后撰写了一批介绍诸城文化名人、阐扬诸城文化精神的学术论文，包括对舜生地、诸葛亮故里的考证，对王渔洋、蒲松龄、孔尚任与诸城人士交往事迹的钩稽，以及对清初诸城遗民集团活动的追寻，从而为弘扬家乡文化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这些文章多已收入《诸城文化探微》一书（“超然文丛”之一种）。

先生在教学方面更是早著声称。其讲课既广征博引又新意迭出，既析理深透又生动活泼、妙趣横生，深受学生欢迎。学生们说：“他上课总是把自己多年来发现的前人未有著述或可以挖得很深的课题讲给我们，希望我们有所研究。他是唯一一个让我们即使在下课的路上也会互相讨论课上内容的老师，比如极其枯燥难懂的《易经》。他总是让我们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就像《庄子·秋水》里的河伯见到汪洋大海时叹息的那样：‘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十年砍柴等《漫话阿师》，载《文苑》2002年9月）因此，先生不但多次获得各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及优秀教学成果奖，还于1996年荣获全国“宝钢优秀教师奖”，并被授予“师德标兵”“教学名师”等多种荣誉称号。

先生不但终生都在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就连其日常生活也无不融于传统文化之中。熟悉先生的人都知道，先生除喜欢藏书外，还有两大爱好，那就是欣赏京剧与品茶。先生视京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他认为京剧不但体现了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及思想道德风貌，也包含了中华民族所独具的审美特征和美学意蕴。所以先生不但自己喜欢吟唱京戏（他清唱的《借东风》曾在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过），而且结合教学，将京剧搬上了大学讲坛，请李宗岩（李维康父亲）等一批专业演员现场表演各种角色，演唱各种曲调，而由先生亲自进行解说。在此基础上，先生又于20世纪90年代初参与创建了“兰州大学业余京剧社”。目前该京剧社仍在坚持活动，并不断到上海等地演出，还获得了“第二届全国京剧票友大奖赛”的组织奖。

说到饮茶，先生常爱引鲁迅先生的话说：“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而先生的品茶在文化圈里也是颇有些名气的，电视台都请他去讲过“茶文化”。他说茶性温柔，含蓄绵远，品茶既有着独特的情趣，也是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佳方式之一。每次与二三好友或学生静坐聊天，一杯茶在手，那份幽韵如云、不绝如缕的感觉，常常令他陶醉。他还说茶道讲求“淡”和“静”，而“淡”不单指性情的恬淡，也包括对名利的淡泊；“静”则除宁静、纯净外，也还有静中致远，静中寓动，以静求动，动静相辅而相成之义。所以，饮茶并不意味着消极和无为，相反地，倒是一种寓有创造潜能的文化生活方式。事实也证明，先生的不少著作和学术论文都是在品茶中完成的，而他为研究生讲课也常常是在茶香融融中进行的。

目前，先生虽已从教学岗位上退休，他的不少学生也都已成为有关领域的学术骨干和栋梁之材，但先生仍然笔耕不辍，著述勤奋，继续驰骋在他所喜爱的古代文化研究领域，并不断贡献自己新的研究成果。“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其先生之谓也！

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张崇琛老师是山东诸城人，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后又师从著名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为王国维与章太炎的再传弟子。20世纪70年代末，张老师开始任教于兰州大学，至今已经20余年。当我们2001年考入兰大中文系的时候，先生虽然已经到了快退休的年龄，可是依然不顾路途奔波，来新校区给我们本科生讲课，并先后为我们开设了先秦两汉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化史两门课程。因而我们有幸得以聆听大师的声音，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先生学识的渊博与人格的魅力。

先生著有《中华家教宝库》一书，熟悉并继承了中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方法。因而先生上课从来不点名，而到课率却是最高的。能够容纳120人的阶梯教室，总是被挤得满满的，其中颇不乏外系的学生，甚至连我们的师弟师妹也来旁听。到了后来，先生的古代文化史课程安排在下午，而我们往往中午就去占座位，去的迟了便只好坐在后面。若是按上课时间去，大多只能站在教室后面听课了。这时候先生总是很关切地照顾后排的同学，让他们去教师休息室搬凳子来坐，而先生自己一站就是近两个小时。

先生讲课的内容博大精深，语音洪亮，妙语连珠，我们总是在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忘却了时间的流逝。先生讲文学史从不拘泥于教材，在对基本知识点讲解完的基础上，尤注重于“史学”脉络的梳理与思维方式的训练，将古代文学放在大文化的综合视野下进行观照，从而使得先秦文学史上的知识和某些特殊的文学现象不只是孤立的一段，而是具有清晰的承传流变过程。这也就是先生所主张的“透过古代文学作品以探讨中国古代文化意蕴”的研究方法。比如先生讲《周易》，除了讲它的文学价值之外，还给我们讲《周易》的起源及在后世的发展，以及各个卦象的意思，正因为如此，从先生的讲述中，我们对后世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也有了初步的了解。在讲《诗经·郑风·将仲子》的时候，为了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先生又给我们画出了古代居民区的简略平面图，很直观地告诉我们什么是诗文中所提到的“里”“墙”“闾”，从而让我们对古代文学作品有了感性的认识。

先生治学严谨，在没有充分实证的情况下，从不轻易为文。先生曾经留意《诗经·小雅·采薇》中的时序问题，长达二十余年。某些学者根据诗文推测“薇，冬天发芽，春天长大”，先生对此存疑。后来先生的友人至甘肃文县（我国薇的主要产区之一）工作，先生便托友人代为观察，并详加纪录。后来又托友人从山中采薇数株移植盆中，自己养之于阳台。经过一年的朝夕观察，所作记载与友人的完全相同，先生方才著文提出：“薇的发芽（即‘作止’）是在春分之前（一般在3月15日前后），此后幼苗渐长，至清明前后便是采集的最佳时机了。谷雨以后，薇才开始变老，殆至立夏（5月1日之后），则薇已‘刚止’矣。秋后，薇的老苗自然干枯、消失，不复存留于地面”（《“薇”与<诗经>中的“采薇”诗》）。由是则《采薇》一诗的时序问题迎刃而解，诗歌的意义也就豁然贯通。像这种在学术上发前人所未发的事例，在先生的著作中是很常见的。先生现任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并著有《楚辞文化探微》一书。他在讲《离骚》的时候，不但给我们讲古籍中有关昆仑的记载和自己对昆仑文化最新的研究成果，还给我们讲兰的种类以及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的起源及其流变。而为了研究《楚辞》中的“兰”，先生不仅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植物学书籍，还在阳台上种满了不同种类的兰，以便获得最为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正是在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之下，先生得出了《楚辞》中所大量吟咏的可佩、可藉、可膏、可浴的兰大部分是佩兰与泽兰，而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兰花的结论。先生还把自己制作的“兰”的图片用多媒体放给我们看，既加深了我们对《楚辞》的理解，也让我们了解了兰文化的兴盛及为梅文化所替代后的衰落。当我们懂得了明清文人误将今之兰花当成《楚辞》中所大量吟咏的佩兰而形之于画的时候，都大为“佩兰”鸣不平，声称要把兰花逐出“四君子”之列，而代之以佩兰。

在当今社会物质大潮的冲击下，大学宁静的文化氛围不时会受到外界的影响，浮躁学风所导致的大而空的论文也比比皆是。而先生这种严谨而又执着的治学态度，不但令人肃然起敬，也将影响我们的一生。

先生一贯主张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文化，并著有《中国古代文化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记得先生在课堂上讲到历史事件或者典故的时候，总是很认真地把部分原文用工整的竖写板书默写在黑板上，然后注明详细的出处，我们总是惊异于他的记忆力。而这些古奥难懂的典故，在先生的讲述中又常会变得趣味横生。先生讲文化史，不但讲他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也给我们提供一些正在思考的学术前沿问题，并鼓励我们继续去研究，去写成论文。例如，先生在讲先秦诸子的时候，给我们讲到了这样一种现象，即诸子散文中每说到蠢人蠢事大多附会在宋人身上：如宋人有“揠苗助长”者（《孟子·公孙丑上》），宋人有“守株待兔”者（《韩非子·五蠹》），宋人有失其缁衣，而强取人衣者（《吕氏春秋·淫辞》）；甚至连身为宋人的庄子也不放过自己的同胞，《逍遥游》中贱卖不龟手之药者为宋人，千里迢迢贩运帽子去越国卖者为宋人，《列御寇》中为秦王舐痔者为宋人。针对这一现象，先生先给我们讲了他自己的看法，然后鼓励我们在他讲的基础上继续思考，并撰写论文。正是在先生的鼓励下，我写下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探源先秦诸子文中贬低宋人现象》，发表在北京大学的网站上。后来王洪涛师兄把文章从北大中文论坛打印出来呈交给先生时，先生看了非常高兴，而我却觉得有些惭愧，因为文章中自己的思考并没有多少。正是在先生这种大文化视野下的教学、研究方法的教导和熏陶下，等到大二结束的时候，我写的论文已经有了薄薄的一本了。这些文字虽然很浅显，却承载了我大学生活中最充实、最值得回忆的一段青春时光。感谢先生对我们的教诲和鼓励，是他教会了我们在学术的领空飞翔。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生的学术成果渐多，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名望也越来越高。此时不少国内知名大学纷纷来兰大“淘金”，其中也包括先生故乡的高校。然而先生终不为所动，依然选择留在西部，留在兰大，继续他滋兰树蕙的事业。这一留又是十数载。而今，先生离开故乡已经四十余年，随着年事渐高，思乡之情也与日俱增。但先生依然没有离开黄河之滨这个凄冷的城市，没有离开这所被外界评为最孤独的大学，他只是把自己浓浓的乡情融入对故乡文化的研究之中。这也就是先生所主张并实践着的“从地域文化及家族文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

先生故乡所在的诸城一带，秦汉时期一直属于古琅邪郡（国），而琅邪地区又位于齐鲁交接之处，因而其文化形态实兼备齐鲁两种文化之长，并在中国文化史上散发着绚烂的光彩。中华民族智慧化身的诸葛亮和书圣王羲之，便是琅邪文化的两位代表人物。所以先生地域文化的研究，也首先从琅邪文化开始（“琅邪文化”这一概念也由先生首次提出）。近年来，先生不但撰写了《论琅邪文化》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对琅邪文化的来源、特征、文化内涵以及演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同时对琅邪望族诸葛氏的脉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写出《诸葛亮世家》这样的重头著作，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与此同时，先生又先后写出了一批与诸城文化相关的学术文章，从舜生地的考证，到对历代诸城文化名人的阐扬，先生都不遗余力。先生也用自己渊博的知识，梳理着故乡的山山水水，发掘着故土深厚的文化底蕴。这对故乡来说，无疑是最好的回报。而对先生来说，则是他乡情的最好寄托。

如今先生虽已年过六旬，但依然活跃在三尺讲台之上，依然不顾路途颠簸，自愿奔波到新校区给本科生授课。先生身上所具的这种博大精深、严谨求实、淡泊名利的精神，不正是他故乡琅邪文化的具体体现吗？

这就是我们的老师——兰州大学名师、国内著名的古代文学及古代文化研究专家张崇琛先生。这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的老师，不仅教会了我们如何去学习，更用自己的言教与身教让我们懂得如何去做人。

张老籍贯、经历、著书、学术等，这里我不再赘述，仅撷取张老给我们授课时三两算不上事的小事，以窥大师魅力之万一。

张老师从国学大师姜亮夫，是章太炎之徒，我们纷纷为能和章太炎扯上关系而偷乐。

张老上课没有点过一次名，而缺课的人却几乎没有。文科生尤其是中文系需要占座位的课少之又少，张老师独占其一。

张老上课从来没有课间，经常拖堂，然而底下人没有鼓噪起哄的。上张老的课，使我们又一次验证了相对论的不可置疑，原来时间可以过得这么快。

每次课总是密密麻麻的小字，至少写满五黑板。刚开始，我们没有注意到与其他课有什么不同，将近六十高龄的张老总是自己写完又擦，擦了又写，从来没有让哪个学生帮他擦过。

他上课总是把自己多年来发现的前人未有著述或可以挖得很深的课题讲给我们，希望我们有所研究。

他是唯一一个让我们即使是在下课的路上也会互相讨论课上内容的老师，比如极其枯燥难懂的《易经》。

他总是让我们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就像《庄子·秋水》里的河伯见到汪洋大海时叹息的那样：“……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中国传统文化——京剧的“根”——访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专家张崇琛

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京剧，中国传统文化沃土上开出的一朵奇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被提上人们生活的日程，曾经一度被有的人忽视甚至漠视的中国传统戏剧——京剧，在首都的舞台上，在电视荧屏上，在京剧票友及至广大群众中，重新放射出迷人的魅力和光彩。在兰州大学也出现了一个由师生组成的京剧社团——兰州大学业余京剧社。该社由原校党委书记刘众语任顾问，原外语系主任水天明任社长，中文系教授张崇琛任副社长，省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花奖获得者陈霖苍任顾问。三年来，这个团每星期都有活动，已正式演出十余场，受到师生和其他观众的欢迎，省市电台、电视台、中央台都做过报道。

作为教学单位的兰大，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反而出现京剧“热”，其原因何在？从与朋友交谈中得知，兰大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张崇琛在这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于是在初冬一个周末的傍晚，我特意访问了这位专家。

张教授年已五十有余，高个，四方脸，一副学者风度，在他的书房兼会客室里，我们谈了两个小时。中心话题是京剧重新崛起的社会历史渊源，特别是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张教授是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专家，已出版了《简明中国古代文化史》《楚辞文化探微》等多本研究著作。他说，京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剧种，现在被人们称作“国剧”“国粹”，是公认的高雅艺术。有些外国人到中国来，不但要看长城，看故宫，也要看京剧。京剧的“国”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他认为，主要在于京剧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蕴含，换言之，京剧同中医、国画以及中国的书法和建筑一样，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它的“根”深深扎在中国民族文化的沃土里，所以必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张教授从三个方面讲述了京剧与民族文化的深刻的内在渊源。首先，京剧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思想道德风貌。思想、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思想、道德虽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有些甚至属于糟粕，但其主体部分却仍具有积极的意义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所以一直延续到现在。经过现代文明的筛选和转换之后，不少富有民族传统的思想和道德都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借鉴。而京剧所表现的思想内容，除一小部分糟粕外，正是我们民族优秀思想道德正面的反映。如以《苏武牧羊》《穆桂英挂帅》为代表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将相和》《岳母刺字》为代表的高尚人格和情操；以《赤桑镇》《海瑞罢官》为代表的廉政思想；以《赵氏孤儿》《打渔杀家》为代表的除暴安良主题；以《宇宙锋》《秦香莲》为代表的对社会不良风气批判；以《昭君出塞》《文成公主》为代表的对民族团结的颂扬等，都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高尚的思想道德风貌。

其次，京剧较充分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表演艺术特征。张教授说，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戏剧表演艺术有“三大体系”，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布莱希特体系和我国的梅兰芳戏剧表演体系。“梅兰芳体系”实际上就是京剧表演体系。这一体系有许多不同于外国戏剧的民族特点，除了在表演风格上的简练、流畅、和谐及融多种戏曲的长处于一炉，合唱、念、作、打于一身的高度的融合性以外，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讲究“神韵”，重神似胜于重形式，这与国画及书法有着相通之处。由于不强调形似，所以在演员与剧中人物之间便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从而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审美特征，即观众不但要看戏，也要欣赏演员即角色的演技。于是，具有各种不同美学特征的艺术流派和艺术大师便应运而生了。如人们所熟悉的“四大名旦”及“四大须生”便是。这些艺术流派及艺术家们，以其各自所具有的“韵味”和光彩活跃于京剧舞台，并一代代地承传下去，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戏剧艺术美感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京剧所体现的正是中华民族所独具的审美特征和美学意蕴。

第三，京剧也较真切地表现了中国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国古人的衣食住行及各种生活习惯，几千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一些今天已经从现实生活中消失了，但我们在京剧舞台上仍然可以见到。如服饰中的乌纱帽、交领、直领服装及朝聘、宴享、会客的有关礼仪，还有不同时期的一些风俗习惯，都时常出现在京剧舞台上。所以，不光“老外”认识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常常是从观看京剧开始的，就是有些地道的中国学者如顾颉刚先生他们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往往从看戏入手。例如，顾颉刚先生关于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著名论点，便是从看京剧《西厢记》中受到启发的。

时已晚上八时，张教授仍是意未尽言兴浓。他说，总之，京剧表现了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及思想道德风貌和审美特征，再加上它在表演艺术上的博大精深，名家辈出，层层积累，所以很自然地便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懂得了这一点我们便能理解，那些海外的侨胞们为什么在听到宛转悠扬的京胡声后，思乡之情都会油然而起了。

暮色之中，我踏上了归途，脑际时不时闪现出梅派京剧清越悠扬的唱腔和细腻多变的演技。是的，京剧的“根”已扎在中华民族的心坎里，这朵民族之花是任何“洋”风都吹不倒的，它必然越开越盛。

香港文汇报讯（记者　王岳、吴明蔚　兰州报道）千百年来，一直无人能够破解的28字奇文《仓颉书》，于本月3日在第九届海峡两岸先秦两汉学术研讨会上，被甘肃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崇琛考释。据张崇琛考证，该书是为黄帝战胜末代炎帝及蚩尤的纪功之辞，既对战功耀武扬威，又表示了和平共处的良好愿望。据悉，该课题是张崇琛教授与陕西省合作的一个研究项目，这是首次将考释成果于研讨会上公布。

张崇琛教授考证认为，《仓颉书》全文内容可概括为：先言战后黄帝族与东夷族的友好相处，以及黄帝族的势力已遍布各地；再言以云命名师、官的管理体制；再言战后家园的重建；最后强调了其政权的合法性，并对其战绩进行炫耀。其完整的释文为：“中原东夷，黄帝居首，东夷为友。黄帝族的足迹遍布当世，他们效法天上的云气，并以云为师、官的光辉名字。他们在战后相互协助，除草辟地，重建家园。他们接受了炎帝政权象征的酒尊，并拥有了蚩尤族的先进武器及战裳。”

张教授在这次研讨会上还反驳了之前关于《仓颉书》系“刘歆伪造”之说。据他所引史料显示，早在刘歆之前，仓颉造字之说已屡见于《荀子·解蔽》《韩非子·五蠹》《淮南子·本经》等文献。且从文字发展的历史来看，近年来频频发现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龙山文化时期陶器上的数十种刻画符号，完全有理由让人相信，中国人在经历了堆石记事、结绳记事以及符号记事的漫长时期后，于距今4000多年的黄帝时代，即已有文字雏形存在了。正如荀子所说，当时可能“好书者众”，而最后则只有“仓颉独传”。而从现存《仓颉书》28字来看，其中有些字，如“己”“乙”“友”“止”“左”“互”“芾”等，几乎与甲骨文相同或相近，而刘歆是没有见过甲骨文的。

上述事实不但说明《仓颉书》并非刘歆所伪造，而且有力地证明了《仓颉书》28字即是甲骨文的前身。

据了解，《仓颉书》共28字，最早发现于今寿光县西之仓颉台。宋郑樵《通志》载：“仓颉石室记，有二十八字在北海仓颉墓中，土人呼为藏书室。周时无人识，迨秦李斯识其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汉叔孙通识十二字。孔子至齐尝访焉。”至宋淳化三年（992），宋太宗命侍书学士王著选内府所藏历代法书摹刻在枣木板上，拓赐大臣，即著名的《淳化阁帖》。《仓颉书》纳于帖中，28字遂公之于世。徽宗大观三年（1109），蔡京又奉命重新摹勒刻印，成《大观帖》，才附注释文：戊己甲乙，居首共友。所止列世，式气光名。左互乂家，受赤水尊，戈矛斧芾。

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崇琛，是全省首届青少年国学经典诵读大赛的评委之一。作为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甘肃省古代文学会副会长，张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他非常支持青少年国学经典诵读，并认为“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灵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青少年学习国学经典，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对于什么是国学，张崇琛说学术界会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他认为，国学就是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的核心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而所谓经学，最早是指《诗》《书》《易》《礼》《春秋》五部经书，到宋代又扩大为《十三经》，即《诗经》《尚书》《周易》《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大学》《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两篇，宋代时由朱熹单独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这些就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除此而外，还有老子、庄子、荀子、管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的经典著作，以及古典诗词、书法、中医、京剧等等，也可以纳入到“大国学”的范畴。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学’或‘国学代表人物’，比如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康德，伊斯兰国家的《古兰经》，也都是一种民族之魂。”张崇琛说，正是这种民族之魂，代表了一个民族的基本特质，从而使整个民族得以维系和发展。中国的国学实际上已存在几千年了，在孔子以前就有经学，到孔子时把经学变成儒学，经师变为儒师，从此经儒不分家。再到西汉董仲舒，又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此后儒学便长期影响中国思想界，成为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

在多年的教学和研究中，张崇琛将国学的核心精神概括为天人合一、人际和谐，将国学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孝悌、仁义、诚信、礼仪。纵为孝，横为悌，孝悌做到了，家庭上下左右关系也就处理好了，家庭就和谐了。把孝悌推广到社会上去，就叫“仁”。“仁者爱人”，大家都做到仁了，社会也就和谐了。与仁相联系的是义，即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讲人与物的关系，也是做人的根本。第三是诚信，这是法乎自然，如日、月、星是坦诚的，日食、月食也是人皆可见的，因此人只有像天体一样坦诚，才能取信于民，取信于万物。否则诚信缺失，谁的话都不信，这个社会就乱套了。第四是礼仪，这是外在的形式，是社会行为的规范，是前三者的外现。假如一个人做不到仁义，便用礼来规范他；礼还做不到，便只好用法、刑来强制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我们学国学，就是学做人。只有人做好了，社会才能和谐。

张崇琛同时强调，国学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提倡青少年学习国学经典，就是学习国学中关于哲学的、思想的、文化的精华部分，能对人的教育和人类进步有意义的部分。比如国学中讲“慎独”，要求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学会严格要求自己，特别是在自己独处的时候，应深刻反省自己是否做错过什么事，时时提醒自己，做一个对得起社会、有益于社会的人。这种“慎独”的精神，应该从小培养，才能成为一种人格精神和优秀品质，并受用终生。再比如老子提出的“无为而无不为”，既是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哲学，同时也是一种高明的领导艺术，即所谓“君人南面之术”，它提醒领导者要学会“放权”和“分权”，让下面的人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这样看起来一把手“无为”，而实际上各项工作都做好了，即所谓“无不为”。

近年来，国学为什么会在全世界范围“热”起来？张崇琛认为，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很浓，积淀很深，虽在有些时候低迷，但在适当的时候会高扬起来的，实际上从没有间断过。二是在现实的社会状况下，一方面由于过分追求物质的东西，很多人出现了精神真空，人们渴望在传统文化中重新找回精神的寄托；另一方面是在全球化浪潮下，西方文化逐渐渗透中国，不少有识之士担心中国传统文化会削弱，从而提倡振兴国学，弘扬国学。三是国学可以抑制和解决世界范围内的一些“通病”，比如人际关系、国家关系的紧张以及生态失衡等。四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还是维护中华民族的基本品格和民族精神之所需。中华民族（包括世界华人）就是靠中华文化来维系的，如果我们“全盘西化”，下一代就会变成外黄、内白的所谓“香蕉人”。“这是关乎千秋万代的大事，应引起高度重视”，张教授如是说。

那么，如何搞好青少年的国学教育？张教授认为，要把国学贯穿到从幼儿、小学、中学再到大学教育的全过程，使国学精神得以完整地传承、吸收和应用。学习内容可以由浅入深、由低到高、从诵读到理解。幼儿园和小学可选择《弟子规》《三字经》等；中学选择《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大学则选择《易经》《老子》等。先以诵读为主，能记住就行。尔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先前背诵的经典会逐步理解，而且理解会越来越深。学习国学，还应联系孩子的品德教育，像小学生的守则一样，让他们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学会团结、学会谦让、学会彬彬有礼，从而塑造他们高尚的道德品质和人文精神。这方面做好了，就会有良好的行为习惯，完全可以促进学习。

张崇琛告诉记者，这次全省首届青少年国学诵读基础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大赛总体办得很成功，是个良好的开端，为今后举办此类大赛打下了基础，积累了经验。他希望全省青少年国学经典诵读活动今后能继续办下去，让国学的种子在陇原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文化不但要“搭台”也要“唱戏”——访省政府文史馆馆员、兰州大学教授张崇琛

2月21日，省政府文史馆馆员、兰州大学教授张崇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省文化资源丰厚，要把文化资源转换为文化产业，文化不但要“搭台”，也要“唱戏”。我省应做到巩固扩大固有文化产业，同时积极发展新的文化产业，还要大力提升兰州的城市形象。

张崇琛教授说，甘肃位于西北的中心地带，兰州更为西北交通之枢纽，要打造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是一项具有创新意义的重大文化战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文化的复兴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甘肃文化资源丰厚，在中华文化中处于发端的地位。甘肃既是羲、黄故里，又是河、岳根源。无论在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方面都有国内一流的资源。甘肃文化的丰厚内涵及其鲜明特征，是甘肃人民的精神财富，并为创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

张崇琛教授说，文化大发展对甘肃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甘肃地处内陆，由于受到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制约，长期以来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是所谓“欠发达地区”。但是，时至今日，甘肃经济的发展不能再走东部地区的老路，即所谓“原始积累”的方式，必须实行转型跨越。这就是说，一方面，要树立以富民为中心的思想，在提高幸福指数上做文章，而不是单纯追求国民经济的产值；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环保和循环经济，尤其要把文化作为产业来发展，并尽快使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文化不但要“搭台”，也要“唱戏”。鉴于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文化产业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因而甘肃文化产业的发展完全可以与其他地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再加上甘肃作为文化大省的优势，一定能扬长避短，奋起直追，在短时间内跟上全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大发展是能够给甘肃经济的发展带来重要机遇的。要把甘肃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这既关系到甘肃经济的转型跨越，同时也是甘肃未来发展的出路所在。

张崇琛教授认为，甘肃文化发展，首先要巩固和扩大甘肃固有的文化产业。甘肃已创造出了《丝路花雨》《大梦敦煌》等一系列经典之作，在全国赫赫有名，并已走向世界，应大力扶持，优先发展。《读者》杂志已形成著名的品牌，应以此为主进一步延伸出版发行产业链，进而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型新闻出版传媒集团。甘肃的敦煌文化也应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在出版、舞蹈、美术、书法、饮食、服饰等方面打造出敦煌系列品牌。其他如丝绸之路文化旅游、三国文化旅游、宗教文化旅游、少数民族风情体验旅游等方面，也可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质量，扩大规模。

其次，积极发展新的文化产业。可以模仿深圳的“世界之窗”来建立“丝绸之路文化园”，将丝绸之路所经之地的山川、城市、建筑、自然景观浓缩其中，将沿途的风情、民俗、物产、歌舞、艺术也纳入其中，并辅以高科技的手段，从而让游客游园之后，既能对丝绸之路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更能产生一种真切的体验。也可以创办“西部影视城”“西部动漫创作基地”等。这就需要甘肃人既敢为天下先，又要精心规划，突出重点，并尽快付诸实施。

第三，要大力提升兰州的城市形象。兰州历史悠久，又是省会城市，更应提高其知名度。兰州可以在原有的“瓜果城”“牛肉面城”的基础上，再提升为“歌舞城”“读书城”“书法城”等。随着《丝路花雨》和《大梦敦煌》的不断演出，作为“歌舞城”的兰州已渐为外界所知。“读书城”可借助《四库全书》《读者》等推介，并定期举办一些高端论坛和读书活动。“书法城”除充分推介张芝、索靖等甘肃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以及当代书法家外，可以将“书画之乡”通渭的经验推广到兰州，从而在兰州形成浓厚的书法文化氛围。此外，兰州在黄河上新建了好多现代化的大桥，并有相当知名度的中山桥，也可以在桥梁上做文章，将每座桥都变成艺术品，并突出各自不同的个性特征，让兰州成为“桥城”。兰州这颗丝绸之路上的明珠，的确可以成为一座独具特色的文化名城，并将引领甘肃文化事业的飞速发展。

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先秦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全方位载体，它不但融文、史、哲于一炉，而且包含有若干自然科学的要素。为此，研究者们便不能只停留在语言文字的训诂和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分析上，而应该放宽眼界，从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度去进行全面的审视和把握。最近，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张崇琛先生的《楚辞文化探微》，便是这样着眼于古代文化并运用综合研究的方法来对《楚辞》进行研究的可喜之作。

《楚辞》是我国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自古及今，对《楚辞》进行评注和研究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探微》一书的高明之处首先在于，它突破了传统的单由文学的角度来研究《楚辞》的局限，而把《楚辞》当作保存楚文化的“一块活化石”“一部袖珍本的百科全书”，分别从哲学、政治、教育、美学、文学、历史、地理、民俗、方言乃至植物学等角度，对蕴含于《楚辞》之中的丰富文化内涵进行了多方面的发掘与探讨。这在研究方法上，无疑是别开生面的。例如，对楚辞的代表作家屈原，作者既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并分析了他的美学思想，又注意到他曾担任过左徒和三闾大夫，亦为南楚的政治家和教育家的事实，于是也探讨了屈原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而身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的屈原，虽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传世，作者却能依据《天问》《离骚》等诗篇，又细心地钩稽出其宇宙观、认识论和人生观。凡此，皆为研究南楚文化提供了翔实而可信的资料。再如由《天问》而探寻殷先王的事迹，由《离骚》的“神游”而考察楚人的西北地理概念，以齐鲁方言来释读《楚辞》中的疑难词语，也都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了楚辞的多种文化蕴含，发人深思。至于从《楚辞》中所反映的卜俗、美俗以及端午节的文化事象入手以揭示南楚民俗的特点，由楚辞所咏之“兰”入手以探寻楚辞植物文化的要义，更为楚文化乃至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考证的精细和持论的严肃，是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特色。作者虽然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楚辞》，但并没有给人以空疏之感，相反的，在不少具体问题上都显示了作者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功力。如对楚人卜俗的研究，作者以《楚辞》中的《离骚》《惜诵》《卜居》《天问》《九歌》以及相关的历史典籍为材料，首先指出楚虽蛮夷，不与于中国，然其卜筮之风气，实较中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事实；接着又具体考证了楚人卜俗的三大特征，即卜筮结合而以卜为主，占卜方式的多样化以及占卜与祭祀、招魂的融合；最后揭示出楚人卜风之盛的原因，即民族的世袭与殷周文化、三苗文化的影响。而荆楚的这种带原始性、自然性、神秘性的卜俗一经形成，又影响到了整个中华民族的风习。无论对南楚卜俗资料的挖掘与梳理，还是最后结论的得出，都有根有据，来龙去脉交代得一清二楚，令人信服。再如作者通过精细的考证，将《楚辞》所咏之“兰”归纳为五种，即兰草、泽兰、黄兰、马兰、兰花，并用现代植物学的分类方法及拉丁文的学名固定之，在此基础上又深入探讨了楚辞咏兰的文化意蕴，指出：

楚辞之多咏兰，既因兰为南楚所习见，又因兰乃健身之良药，并进而升华为楚人所崇拜的植物图腾及王族象征；而兰的外美、内美兼具的品格及与之相关的多重文化蕴含，更启迪了楚民的诗思，唤起了骚人的创作欲望，从而成为楚骚抒情的理想载体。

其结论之允当，见解之精辟，令人叹绝！他对《离骚》中所涉及的西北地名如昆仑、悬圃、白水、赤水、流沙、不周、西海等的考证，对《天问》中所涉及的王亥、王恒、上甲微等殷先王事迹的钩稽，也都显示了作者在史、地考证方面的功力和识见。

最后，新见迭出也是该书的一个突出特点。除前面所提及者外，在楚骚美学的研究上，作者认为内美与外美的和谐统一是屈原美学思想的核心，并由此出发，具体论证了屈原作品中自然美与人格美、情感美与理性美、优美与壮美的和谐统一，这样的研究，可以说为奠定楚骚美学的理论基础做出了贡献。关于屈原的教育思想，此前也罕有专文论述，而作者所归纳出的屈原教育思想的三个特点，实可为治教育史者之参考。作者还令人信服地考证出《楚辞》中有齐鲁方言的存在，并探讨了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更可谓独具只眼，发前人所未发。至于对《离骚》象征系统及其四个分支系统（植物系统、动物系统、人物系统、事物系统）的揭示，以及对这一系统博大、深邃、持久特点的概括与阐述，虽非务为“新论”，却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对某些与楚辞有关的文化现象，如端午节的悬挂“蒲剑”，一般多是泛泛及之，而作者乃能由南楚的植物文化背景入手，并结合中药配伍及屈原的人格以探寻其文化意蕴，从而让人们获得了新的认识。在文献学上还可举出的是，清人刘梦鹏的《屈子章句》一向很少为人所称道，偶有语及者亦多抑词，而作者慧眼识珠，于刘书的长处多有发现，并以之与王夫之《楚辞通释》、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戴震《屈原赋注》相提并论，既有新见，又反映了作者在学术上的鉴别力。

人物：文化、家族、历史的凝聚——读张崇琛的《诸葛亮世家》

中华民族正义和智慧的化身诸葛亮及其影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笔珍贵遗产。对这笔文化遗产乃至一切文化遗产的开掘，都与开掘者自身的切入角度、所秉承的意向和研究方法有关，而那遗产也因此呈现出不同的意义来。所谓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正是这种含义。

兰州大学中文系张崇琛教授近年来致力于诸葛亮及其世家和琅邪文化研究，已有多篇文章发表，而最为集中的成果当数《诸葛亮世家》一书。诚然，粗略看去这是一部“世家”类的可属描述性的著作，但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体例中有了突破。我以为有如下方面。

得益于丰富的资料而又绝不淹没于资料，立意和资料水乳交融为一体。历史上的名门世家的经历和事迹及传承往往记载于各种史书，同时也容易淹没于史书：那些种种记载易于模糊历史人物的本真面目，而各种记载中所体现的历史观又相互有别，重新叙写历史人物时，利用丰富的资料又不沉溺于资料，在资料占有的基础上脱颖而出是最为可贵的学术风格。张崇琛教授极为熟悉与诸葛亮相关的丰富史料，细致研究，切身体察，融会贯通，因而活化了资料，在资料的左右逢源中让诸葛亮和他的家族主要人物脱颖而出，作者的史学观和对人物的臧否自然地沉浸于字里行间。如作者认为诸葛亮和他的家族都与琅邪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但在行文中却极少直接品评，而是在一系列人物和事件相交织的情节进展和组织中自然显示出来的。

辨析和确认历史人物与文化传承及家族、历史的关系，历来是人物传记和人物研究方面选题首当其冲要遇到和要处理的问题。张崇琛教授的《诸葛亮世家》的处理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和特点。那就是他用他特有的叙述和材料组织显示出，诸葛亮的出现是琅邪文化氛围和诸葛氏家族共同积淀的成就。诸如琅邪文化中的古朴敦厚、求实然而又不乏进取精神民风，那种经世致用的学风及学术思想的兼容性，那种思想的深邃与行动的深谋远虑等，都能在诸葛亮的一生事迹中见到踪迹。再如诸葛氏的文化传统，淡泊宁静的人生境界，学术思想中以儒为主兼容各家的作风，那种刚正不阿的崇高气节和积极入世的精神等，也都在诸葛亮的人生经历中有所表现。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诸葛亮以他杰出的一生也为琅邪文化和他的诸葛氏家族文化增添了一些新的因素，那是一些更为优秀的、美好的、可为人类的精神宝库增辉的品质和内涵。诸如，诸葛亮的灵活机敏和原则性的完美结合的作风和处事策略，他呕心沥血、死而后已的精神，都可以认为既是对原有传统的继承，又是对原有传统的发扬和光大，乃至增添新的内涵。于是，诸葛亮在张崇琛教授的笔下，就不仅仅是被动而谨慎的传统继承者，而且是有所作为的发扬者和创造者，他所属于其中的琅邪文化和诸葛氏文化因为他的一生而向前发展和扩大了，历史在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正义和智慧的化身这里前行着。历史的发展又是迂回曲折和复杂的，有时会朝逆向走去，这个规律也许在某个人物的某一点上偶然一闪，独具慧眼的学者才能抓住。这部著作中，我特别赞赏作者对诸葛亮之侄子诸葛恪的叙述和历史理解。诸葛恪为诸葛瑾之长子，随父仕吴，他自小聪明过人，“辩论应机，莫与为对”，在他成为大将军和太子太傅后，刚愎自用，武断专横，终落得被吴主孙亮设计诛杀于堂上的下场，这位声势煊赫的51岁的东吴大将军，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一个极其真实的诸葛氏家族就这样突现出来。历史在叙述中，有所作为的学人对历史人物的每一次叙述，都是在向历史的本来面目靠近，在趋向历史的真谛。历史就是人们在这样的不断攀登中向世人显露他的规律。张崇琛教授的《诸葛亮世家》就是这攀登中的一部力作。

我与张崇琛教授为学界同仁。在学人治学道路上始终面临的难题之一，就是突破原有的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突破种种自设的和传统设置的藩篱，还有许多心里的障碍等。其实，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也许就诞生在上述诸种突破之中。《诸葛亮世家》可视为人物传记，也可视为历史和历史人物研究专著，还可视为对某种特定文化的描述性和概括性研究的著作，它的严密性让我们信服，它的可读性让我们亲近，它的广博性让我们赞叹和欣悦，它在探索方面的意义几乎与它本身内容的价值相媲美。想到此我以为，一条宽广的治学道路正在我们学人面前展开，“诗意地栖居在地球上”也当成为学人的生活尤其是研究著述的状态。

中国古代文化史是一门具有综合性特点的学科，其目的是要帮助人们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而探讨中国文化发展和演变的规律。但由于中国古代文化历史的悠久与内容的博大精深，所以到目前为止，任何这方面的著作都很难反映其全貌。而既要尽可能详尽地叙事，又要揭示出中国文化演变和发展的规律，这便要求编著者在史才、史学和史识等方面都应具有高度的修养。可喜的是，张崇琛教授的《中国古代文化史》（2010年12月版）便堪称这方面的成功之作，其书也成为众多文化史著作中独具特色的一种。拜读全书，觉得有以下特点：

首先，该书在结构布局上总分结合，既有宏观的理性的综论，又有分门别类的具体论述。全书共十八章，其首章“中国古代文化的来源与特点”便是总论，先从考古发现、古史传说和古代典籍所记载的信史等三种角度论证了中国古代文化起源的多元一体性，接着从“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诸家兼容，以儒为主”“多神并敬，无神为常”“德能统观，以德为重”“述作共倡，述为号召”等五个方面揭示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可谓高屋建瓴，并统领全书。而作者对中国文化的这种全面而独到的认识和把握，其本身即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其他十七章则是分述，即分别从天文、历法、地理学与行政区划、交通运输、职官制度、科举制度、姓名和称呼、婚姻制度、宗法制度、饮食、衣饰、经学、文学、书法艺术、绘画艺术、宗教和社交礼仪等领域，对中国古代文化最基本的范畴进行了论述，又令人有具体而微的感觉。统观全书，总论与分述璧合，规模宏大，体大思精，巍巍可观。

其次，该书在具体论述上又采取了纵横交织的方法，既有对各种文化领域的全方位的横向叙述，又有对各种文化要素演变的史的脉络的勾勒。该书所涉及的十七个门类，几乎将中华文化的主要方面囊括无遗，这是全书之“纬”，即横向的把握。而每一门类，又大都按史的先后顺序一一陈述，从而构建了该书结撰之“纵”的一面。如第六章对中央官制的论述，便是沿着“夏、商的巫史及其他职官”“西周春秋的公卿制”“战国的相、将制”“秦汉的三公九卿制”“魏晋南北朝的三省制”“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宋代的二府制”“辽的‘两面官’与金、元的一省制”“明清的大学士和内阁制”等史的进程展开，脉络历历分明，每一历史时期的职官制度及其演进的轨迹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对科举制度和婚姻制度的论述也是同样，不但介绍了大量的文化事象，也令人从史的演进中认识了制度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即使是地理学与行政区划等看似不具有或很少具有史征的文化领域，该书也能依据其历史发展的状况而分阶段加以论述，如把中国古代的地理学分为萌芽阶段、早期阶段、自觉阶段、发达阶段和经世致用阶段等五个时期来进行绍介；把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按“先秦的萌芽期，秦汉的郡县制，魏晋南北朝隋的州、郡、县制，唐宋的道路制及元明清的行省制”等五个阶段来展开论述，皆是。由于纵横交织写作方法的成功运用，不但令读者尽可能多地掌握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知识，洞悉了每一种文化现象的实质及其演变规律，同时也使得全书繁而不乱，文约事丰，脉络分明，既便于自学，又适合课堂教学。

再次，资料翔实、新见迭出也是该书的一个重要特色。该书以其所涉及的内容而论，文化史料极为丰富，可谓中国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而更为可贵的是，作者所运用的这些史料，都本顾炎武“采铜于山”的原则，尽量取自原始文献（包括出土文献），且又经过作者精心考证，故读者可信而无疑。如作者引《史记·货殖列传》以论齐、鲁风气之不同，引《礼记》中的《大传》及《丧服小记》两篇以论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引《礼记·内则》陈澔注及《新唐书》（卷七十六）以论古代宫妃的名分及人数，引河北平山县出土中山国《兆域图》及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之木板地图以论先秦地图之产生，引《三礼》原文以证古代的社交礼仪等，都可谓是翔实而确凿的史料。在论述的过程中，亦颇不乏新见。如对“中国”之称最早来源的考证，作者除了引证《尚书》《诗经》等传世文献外，又亲自考察了出土于宝鸡的西周早期铜器“何尊”的铭文，从而认定早在西周初期即有“中国”一词出现了（而非一般所说的春秋战国时代）。对中国古代职官制度的认识方面，作者也认为“在中国官制史上，战国是一个转变的时期，即中枢职官由以巫史和宗室贵族为主，而转变为由国君臣仆来充当”。这些都堪称是作者的真知灼见。他如对“婚姻”概念三种含义的考论，对父、子、舅、姑等称谓文化内涵的发覆，对中国古代不同文献中所使用的不同历法尤其是对闰月规律的考证，也都能发前人所未发，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至于考证文字中的涉笔成趣，如对科举考试中某些细节的描绘（如对秀才入闱“七似”的描绘），对源于古代服饰的“搢绅”“纨绔”等典故的随手破解，引《离骚》“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以证古之“佩”即今之花环，论武大郎所卖之“炊饼”为馒头而非烧饼，乃至对东汉墓中出土的《烤羊肉图》（与今之烤羊肉形制毫无二致）的插入与诠释，更使学术著作具有了很强的可读性，读后几令人忍俊不禁。

自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以来，文化史著作可谓夥矣。而张崇琛教授的《中国古代文化史》自1994年首次出版以来即受到广大读者和高校师生的欢迎，且十六年间已出三版，应与该书的体大思精、文约事丰、独具特色是分不开的。

继《古代文化探微》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之后，张崇琛教授新近又推出了其续集《古代文化新论》（以下简称《新论》），并于2010年12月由甘肃省文史研究馆梓行。捧读之后，收获良多。粗略说来，这部著作主要有如下特点：

首先，广征博引，普及知识。西谚云“文即其人”。先生博学多识，故《新论》之广征博引也体现了这一点。通读《新论》，一个很鲜明的感受就是作者知识面广。其广博的学问，表现在上至伏羲、女娲，下至有清一代的中国文化（既包括远古文化、地域文化、民俗文化，又包括姓氏文化、酒文化、属相文化等等）皆有涉猎，如对苏轼与酒关系的考察和绍介（详见《意趣·情趣·理趣——苏轼与酒》），对清明郊游的由来与演变的梳理和论述（《恋爱·雅集·踏青》），对“镜听”风俗的考论（《“镜听”考源》）等。先生行文如话家常，围绕一个主题，一般以史为纬，以专题为经，开人眼界，长人知识，使人多受启示。《龙子节·卫生节·屈原节——端午节的由来与演变》就是其中的一篇。常人一般以为端午节是纪念屈原的，但先生先引闻一多《端午考》中的考证，认为“端午节起源甚早，它是史前图腾社会的遗俗，确切地说，即是‘龙的节日’”；接着论证说，随着社会的进步，龙子节又发展为“卫生节”，春秋后再演化为贤人节，至六朝后才演化为“屈原节”；而明、清以后，从纪念屈原还衍变出“女儿节”和“诗人节”（第319—323页）。这样，读者对端午节便有一个完整而准确的了解了。

其次，考论结合，新见迭出。《新论》不仅能使读者增长知识，而且在探幽发微中也多有深刻独创的见解。据说曾有人问《孔雀东南飞》中孔雀何以东南飞，陆侃如答曰“西北有高楼”，此乃急智。然而，张崇琛教授从地理学之方位出发进行探析和考证，却发现刘兰芝“从婆家回娘家，其方向正是从西北往东南”，从而形成了“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凄美意象，于是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见第363—364页《为学五则示及门》中的“地理与读书”）。学术贵有独得之见，而独得之见往往得之于新的理论、新的材料或新的视角。《新论》中的《中西交通视野下的〈聊斋〉狐狸精形象——从〈聊斋〉中狐狸精的“籍贯”说起》从地理位置即籍贯以及中西交通的视角出发透视《聊斋志异》的狐狸精形象，便多有前贤时俊所未能道者。还有时人读《三国》，每每惋惜于诸葛亮不采纳魏延的途经子午谷直取长安的建议，而《新论》却别具只眼，认为诸葛亮“平取陇右”先夺取天水然后从背后包抄魏国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原因就在于魏延的“十日出子午谷”之计实不可行，两年后曹真从子午谷南侵汉中，“结果费时一个多月，才走了一半路程”（第183页）。这样一来，就还诸葛亮以清白，澄清了他“妒贤嫉能”的冤屈。《兰州与“兰”》则从植物分类学、中药学、历史学、语言学等角度论证了“兰州之以‘兰’名”，“当与‘兰’有关”，不过“兰”非指“今之兰花”，而是“马兰和乌兰”（第307—314页），也体现出作者的独到之见。学生说张教授讲课“既广征博引又新义迭出，既析理深透又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代序”第5页），其实，这也完全适用于《新论》。

再次，联系实际，经世致用。先生本山东诸城（东武）人，属琅邪文化之地域。《新论》论诸葛亮之人格特点也适用于先生，正可谓“夫子自道也”。琅邪文化特点之一便是不寻章摘句、不兀兀穷年于故纸堆中，而是“观其大略”、与时俱进、学以致用（详参《论琅邪文化》）。《新论》中的《伏羲时代的发明创新与早期和谐社会的建立》《〈周易〉的文化精神及其当代价值》《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中庸之道及其当代价值》《琅邪文化与诸葛亮人格的形成》《诸葛亮的超常智慧及其当代价值》《诸葛亮的廉政思想与实践》等篇，都是着眼于当代社会的现实，而以古代文化、古代文学为资源，贯通古今，古为今用，从而实现了古代文化、古代思想、古代文学等的当代价值，为当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借鉴。正是因为先生有用世情怀、人间情怀和家国情怀，所以有时候也由思考当代问题而打通古今，像《新论》中的《“宋人”现象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域偏见》一文的写作，或许就与当下“河南人”现象不无关系吧？

第四，结构谨严，层次清晰。《新论》中的每一篇文章，都层次结构非常分明、前后结撰十分贯通、文字表达顺畅自如，体现出作者的思路清晰、逻辑性强和富有思辨力。举例来看，《羊年说“羊”》分别从“羊：中国古代的吉祥物”“羊：美好的象征”“羊：善良的化身”“羊·鹿鹤·鱼”等四部分展开论述，它们既可以单独成篇，又可以合而为一。这一点从这篇文章的小注也可以看出来：“本文四题，曾先后载于《潍坊晚报》2003年2月8日、2月22日，《兰州晚报》1991年3月7日及2003年1月18日”（第347页）。先生的大多数文章都有此种风格，往往全篇集中于一个主题，每一部分又专论某一方面，随笔亦不例外。如《酒余随笔》便是分别从“酒从几时有”“神奇的中国酿酒术”“古代的葡萄美酒”“酒与礼”“酒与情”“美酒饮教微醉时”“古人的酒量”等方面来进行绍介、论述的。这一文风，体现了作者的思考明晰性、逻辑严密性和文笔的绵密性，而读者也如饮美酿、如品清茗，陶冶于其中。

第五，述学文体，散文笔法。先生不仅学养深厚，而且长于创作。王瑶曾对以才华横溢的文学笔法来作学术文章大不以为然（见陈平原《陈平原谈博士论文写作》），但并不是说述学文字就不能有才情。先生行文，文从字顺，“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苏轼语）。先生之述学文字，明净疏朗，“辞达而已矣”（孔子语），但没有丝毫的槁枯瘦瘠，而是风流蕴藉，不着痕迹。以《新论》而言，亦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貌”“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先生文笔之娴熟，才情之雅致，达意之高妙，不让专业的文人。如《情系葛陂》有句云：“季节是初春，只见河岸的数株老柳早已吐出了鹅黄色的嫩芽，田头的几树红杏也正含苞，青青的麦垄中，时见寒鸦一二，野雀点点。”（第279页）几行文字，便勾勒出一幅初春野景，宛如一幅古人的写意画，展现于眼前。

《新论》之创新处，自然不惟上述所列各点。他如先生谦虚地谈及治学方法（《为学五则示及门》）；揭示散文和诗歌载体中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古代散文的流变》《古代诗词赏鉴》）；对神话文化的发微（《女娲神话的文化蕴涵》）；对人物文化的涉笔（《刘墉其家、其人、其事、其书》等）；对经典中新义的阐发（《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发微》）；以及对某些疑难字词的探源（《〈招魂〉“些”字探源》）等，读来也都能令人大受裨益。可以说，《新论》实在是一部厚积薄发、精彩纷呈的好书，值得一再细读。

张崇琛教授是一位古代文化研究方面的老专家。继《古代文化探微》和《古代文化新论》之后，最近又推出了他的第三本古代文化研究论文集——《古代文化丛谈》。先生退休之后，依然笔耕不辍，精研不已，其精神已足让人感佩。而拜读《丛谈》之后，更令人获益良多！大致说来，这部学术著作有三点是特别引人注意的：

一是识见洞达，富有原创。没有创新，不可谓学术。《丛谈》中的论作，大多能发前人所未发，道他人所不及。如作者将《仓颉书》释为“黄帝战胜末代炎帝及蚩尤的纪功之辞”（第15—37页），便破解了千年以来从没有人能够读懂的28字奇文《仓颉书》。这一释读，无论是对于汉字起源的探讨还是远古社会的认识，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难怪士林都惊叹于先生原创力的独步了。而解决问题的洞见，又往往源自知识的渊博。倘先生无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方面的深厚造诣，欲成此“一家之言”（先生自谦语），又谈何容易！

透析现象的犀利，亦往往得益于学者的独具只眼、独出机杼。《丛谈》关于《聊斋志异》中“新闻篇章”的解读，便充满了令人眼前一亮的新见卓识。论者一般囿于成见，认为《聊斋志异》全是“写鬼写妖”的虚幻之作，其实不然。先生拈出并论述了其中的新闻篇什，从事实上证明了蒲松龄的本意实乃“志异”，而不在于虚实真幻也。这对我们全面认识《聊斋》一书的价值以及中国新闻作品的起源，也极富启发性。

二是见微知著，探幽烛隐。治学的基本素质，在于对问题的敏感和意识。《丛谈》中有诸多论作质疑和反思常识的似是而非，指谬纠误，并从人们所习以为常或不经意之处解读、探析文学事象的微言大义，从而具有了重要的学术价值。如从《金瓶梅》中多处出现的“猪毛绳”方物及其“使用范围又仅限于诸城西乡一带”的文化现象入手，并将《金》书中的一些词语与该地区的方言进行比对，从而提出小说作者“与诸城西乡有着某种关联”的论断（第104—107页）。此一发见，从大处着眼而又从小处入手，真可谓振聋发聩，让《金瓶梅》作者的考证思路又别出蹊径，从而深受学界重视。

文人心态的探讨，是文学研究之一方面。《丛谈》以蒲松龄《画像题志》为个案，发清初知识分子真实心态之幽微。清初文人仕进功名的抱负、内心深处所潜藏的民族思想情绪、“作世俗装”而又说“实非本意”的隐秘心态等，皆原形毕露于先生的剖析刀之下，从而创立了透过若干文化的细微“迹象”以追溯当时知识人心态的阐释范式。

三是学以致用，术以养德。张教授的学术研究历来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极其注意学问的实用价值、知识的古为今用以及对现实问题的对策思考，这一特点可以说贯穿于先生的治学过程之中。《丛谈》中，如《伏羲文化是中国原始的和谐文化》《老子思想的当代价值》《古代公文的当代启示》《谈谈甘肃的文化发展》等，莫不洋溢着对当下的人文情怀和现实关照，对某些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丛谈》中还有多篇学术论文谈及做人及修身、养德的问题。如《谈谈儒家的“慎独”精神》《中庸之道与传统礼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交礼仪》《“违覆”“直言”“进人”——诸葛亮对秘书的要求》等，都是申论如何“做人”以及如何加强道德修养的，从而体现出先生人间关怀的学术观。古人所谓“道德文章”，良有以也。

他如《读书札记》系列短文中的文化知识介绍及文学现象的本事考证，对“国学”概念的源流考镜及研究方法的强调，对地域文化（甘肃文化及齐鲁文化）蕴涵的揭示与弘扬，对文化不但要“搭台”也要“唱戏”的倡导，都体现出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深入思考与学以致用。即使是书中所收的几篇为他人所作的序言，也无不充满着作者独到的学术见解，而非泛泛之谈。

总之，《丛谈》中的论题虽是林林总总，不拘一格，然犹如七宝楼台，堂皇壮丽而璀璨夺目。顾炎武诗云：“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如先生此书，真可谓老树春深所著之花也。

先生号鹤园，盖因老家故里有“放鹤园”，取之以念旧乡；先生祖籍山东诸城，此乃琅邪文化荟萃之处，自古饱浸儒学，才人代出。先生既名鹤园，有鹤之风神，又崇儒学，得儒家之气骨，表里相符，遂铸先生温文尔雅之风度。

先生待人随和，侍于其侧，自感如沐春风。先生常拈学林掌故、文坛旧事以作鉴镜，如梁任公、章太炎、姜亮夫诸先生治学之法，张南皮、俞曲园、王观堂等学者的逸闻趣事，娓娓道来，自然亲切。谈话间刻板文章便化作生动画面，诸严正前辈亦神态生动，闻之如谋其面。中秋聚会，先生倡言以文化史佐酒，吾辈便率性而谈，从最早的豆腐谈到最早的人口普查，从宋代官酒制度言及晋室南渡，目之所历，心有所想，耳得所闻，神有所驰。杯盏交错，无所拘束，言笑晏晏，意味盎然。

此前师门新芹又绿，先生察其拘谨，引《宾之初筵》说：“其未醉止，威仪抑抑。曰既醉止，威仪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让大家尽兴。于是众皆释然，兴之所至，诸君遂一展歌喉，先生亦受感染，唱起京剧字正腔圆，板眼分明，韵味间溢，神情俱至。席间其乐融融，窗外月色正白，寒意如水，夜阑人寂，菊香四弥。而师生之谊如月光之碧澄，皎洁清淡；若广寒之箫音，绵长悠远。

先生待人也随和，于学业却谨严。余初入师门，不懂格套，加之生性愚钝，所知甚少，常有疏漏，先生便令整理其讲稿。余遂课后翻检校阅，日夜不辍，于下一次课中交上。《先秦散文概况》及《孔子》一节讲稿，约因三易其稿而成，自感无误。一天后，先生修改返还，捧之方感汗颜。先生不仅于篇章结构、段落划分，甚至字句、标点也一一订正，连个别形状不正的字也予以匡正。此间笔笔画画，点点滴滴，皆先生灯下伏案而成，凝聚着对初入道者无尽的关怀和鞭策。此后，余便去却草率，不敢大意，于学术一丝不苟。

先生知余性急，诫之曰：“逢事以‘我不急’自勉。”又以“谦虚谨慎”之学风而诲之，要求做学问莫说空话，莫作怪论，须言之有据，不与别人打笔墨官司，立论须中肯，论说应周密。余沿其道以行之，一孔窥天，渐见高远。

先生崇尚完美，常因一个字句、某种名物之考证而翻拣数日，又因字句之斟酌而反复吟诵。故其论文或浅显流畅，一气呵成；或稍用古文，典雅正则，读之如品醇茗，如享甘醴。先生之于楚辞、诸葛亮、苏轼、蒲松龄、琅邪文化等领域的研究皆广阔深远，论说精切。余常劝先生早日结集出版，先生一笑置之，其宽容开阔，不尚虚利，尽在其中。

春华秋实之时，先生常携同门诸君登高游览。春日融融，草长莺飞，远空晴白，芳径幽远。或憩于亭台楼前，远眺春山如怡，迈览野芳似醉；或与先生共话历史掌故，耳外波涛依稀，身旁茶香弥漫，常意致高远，身心两忘。但见行人匆匆，远山苍苍，方吟诵而下，兴尽而返。秋高气爽，天远地迥，落叶初旋，晴鹤方起，师生遵古道以探幽，访名刹而讨源。或辨花果草木以证诗骚之名，或考地名古称以印史汉之载，其趣也浓，其味也长。不闻丝竹，却有清音；未睹典则，但见雅训。教学之于斯，可谓意趣神色俱足也。

先生嗜茶，忌烟，饮少辄醉。好读书，博闻，胸襟开阔，言必有据。为人姁姁，与其号仿佛；为学方正，与所尚相侔。

先生者谁？兰大张崇琛教授也。

兰大中文系古典教研室主任张崇琛先生陪赴敦煌参观游览，曾于（1992年）五月十四日傍晚在鸣沙山月牙泉一试骑驼之乐。张先生近撰《楚辞之兰辨析》论文一篇，沿途曾为我细说诸兰之不同品种，古云学诗应“多识草木鸟兽之名”，良非虚语也。口占绝句一首，写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