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同胜

张崇琛教授是一位古代文化研究方面的老专家。继《古代文化探微》和《古代文化新论》之后，最近又推出了他的第三本古代文化研究论文集——《古代文化丛谈》。先生退休之后，依然笔耕不辍，精研不已，其精神已足让人感佩。而拜读《丛谈》之后，更令人获益良多！大致说来，这部学术著作有三点是特别引人注意的：

一是识见洞达，富有原创。没有创新，不可谓学术。《丛谈》中的论作，大多能发前人所未发，道他人所不及。如作者将《仓颉书》释为“黄帝战胜末代炎帝及蚩尤的纪功之辞”（第15—37页），便破解了千年以来从没有人能够读懂的28字奇文《仓颉书》。这一释读，无论是对于汉字起源的探讨还是远古社会的认识，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难怪士林都惊叹于先生原创力的独步了。而解决问题的洞见，又往往源自知识的渊博。倘先生无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方面的深厚造诣，欲成此“一家之言”（先生自谦语），又谈何容易！

透析现象的犀利，亦往往得益于学者的独具只眼、独出机杼。《丛谈》关于《聊斋志异》中“新闻篇章”的解读，便充满了令人眼前一亮的新见卓识。论者一般囿于成见，认为《聊斋志异》全是“写鬼写妖”的虚幻之作，其实不然。先生拈出并论述了其中的新闻篇什，从事实上证明了蒲松龄的本意实乃“志异”，而不在于虚实真幻也。这对我们全面认识《聊斋》一书的价值以及中国新闻作品的起源，也极富启发性。

二是见微知著，探幽烛隐。治学的基本素质，在于对问题的敏感和意识。《丛谈》中有诸多论作质疑和反思常识的似是而非，指谬纠误，并从人们所习以为常或不经意之处解读、探析文学事象的微言大义，从而具有了重要的学术价值。如从《金瓶梅》中多处出现的“猪毛绳”方物及其“使用范围又仅限于诸城西乡一带”的文化现象入手，并将《金》书中的一些词语与该地区的方言进行比对，从而提出小说作者“与诸城西乡有着某种关联”的论断（第104—107页）。此一发见，从大处着眼而又从小处入手，真可谓振聋发聩，让《金瓶梅》作者的考证思路又别出蹊径，从而深受学界重视。

文人心态的探讨，是文学研究之一方面。《丛谈》以蒲松龄《画像题志》为个案，发清初知识分子真实心态之幽微。清初文人仕进功名的抱负、内心深处所潜藏的民族思想情绪、“作世俗装”而又说“实非本意”的隐秘心态等，皆原形毕露于先生的剖析刀之下，从而创立了透过若干文化的细微“迹象”以追溯当时知识人心态的阐释范式。

三是学以致用，术以养德。张教授的学术研究历来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极其注意学问的实用价值、知识的古为今用以及对现实问题的对策思考，这一特点可以说贯穿于先生的治学过程之中。《丛谈》中，如《伏羲文化是中国原始的和谐文化》《老子思想的当代价值》《古代公文的当代启示》《谈谈甘肃的文化发展》等，莫不洋溢着对当下的人文情怀和现实关照，对某些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丛谈》中还有多篇学术论文谈及做人及修身、养德的问题。如《谈谈儒家的“慎独”精神》《中庸之道与传统礼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交礼仪》《“违覆”“直言”“进人”——诸葛亮对秘书的要求》等，都是申论如何“做人”以及如何加强道德修养的，从而体现出先生人间关怀的学术观。古人所谓“道德文章”，良有以也。

他如《读书札记》系列短文中的文化知识介绍及文学现象的本事考证，对“国学”概念的源流考镜及研究方法的强调，对地域文化（甘肃文化及齐鲁文化）蕴涵的揭示与弘扬，对文化不但要“搭台”也要“唱戏”的倡导，都体现出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深入思考与学以致用。即使是书中所收的几篇为他人所作的序言，也无不充满着作者独到的学术见解，而非泛泛之谈。

总之，《丛谈》中的论题虽是林林总总，不拘一格，然犹如七宝楼台，堂皇壮丽而璀璨夺目。顾炎武诗云：“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如先生此书，真可谓老树春深所著之花也。

（《兰州日报》2014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