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同胜

继《古代文化探微》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之后，张崇琛教授新近又推出了其续集《古代文化新论》（以下简称《新论》），并于2010年12月由甘肃省文史研究馆梓行。捧读之后，收获良多。粗略说来，这部著作主要有如下特点：

首先，广征博引，普及知识。西谚云“文即其人”。先生博学多识，故《新论》之广征博引也体现了这一点。通读《新论》，一个很鲜明的感受就是作者知识面广。其广博的学问，表现在上至伏羲、女娲，下至有清一代的中国文化（既包括远古文化、地域文化、民俗文化，又包括姓氏文化、酒文化、属相文化等等）皆有涉猎，如对苏轼与酒关系的考察和绍介（详见《意趣·情趣·理趣——苏轼与酒》），对清明郊游的由来与演变的梳理和论述（《恋爱·雅集·踏青》），对“镜听”风俗的考论（《“镜听”考源》）等。先生行文如话家常，围绕一个主题，一般以史为纬，以专题为经，开人眼界，长人知识，使人多受启示。《龙子节·卫生节·屈原节——端午节的由来与演变》就是其中的一篇。常人一般以为端午节是纪念屈原的，但先生先引闻一多《端午考》中的考证，认为“端午节起源甚早，它是史前图腾社会的遗俗，确切地说，即是‘龙的节日’”；接着论证说，随着社会的进步，龙子节又发展为“卫生节”，春秋后再演化为贤人节，至六朝后才演化为“屈原节”；而明、清以后，从纪念屈原还衍变出“女儿节”和“诗人节”（第319—323页）。这样，读者对端午节便有一个完整而准确的了解了。

其次，考论结合，新见迭出。《新论》不仅能使读者增长知识，而且在探幽发微中也多有深刻独创的见解。据说曾有人问《孔雀东南飞》中孔雀何以东南飞，陆侃如答曰“西北有高楼”，此乃急智。然而，张崇琛教授从地理学之方位出发进行探析和考证，却发现刘兰芝“从婆家回娘家，其方向正是从西北往东南”，从而形成了“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凄美意象，于是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见第363—364页《为学五则示及门》中的“地理与读书”）。学术贵有独得之见，而独得之见往往得之于新的理论、新的材料或新的视角。《新论》中的《中西交通视野下的〈聊斋〉狐狸精形象——从〈聊斋〉中狐狸精的“籍贯”说起》从地理位置即籍贯以及中西交通的视角出发透视《聊斋志异》的狐狸精形象，便多有前贤时俊所未能道者。还有时人读《三国》，每每惋惜于诸葛亮不采纳魏延的途经子午谷直取长安的建议，而《新论》却别具只眼，认为诸葛亮“平取陇右”先夺取天水然后从背后包抄魏国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原因就在于魏延的“十日出子午谷”之计实不可行，两年后曹真从子午谷南侵汉中，“结果费时一个多月，才走了一半路程”（第183页）。这样一来，就还诸葛亮以清白，澄清了他“妒贤嫉能”的冤屈。《兰州与“兰”》则从植物分类学、中药学、历史学、语言学等角度论证了“兰州之以‘兰’名”，“当与‘兰’有关”，不过“兰”非指“今之兰花”，而是“马兰和乌兰”（第307—314页），也体现出作者的独到之见。学生说张教授讲课“既广征博引又新义迭出，既析理深透又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代序”第5页），其实，这也完全适用于《新论》。

再次，联系实际，经世致用。先生本山东诸城（东武）人，属琅邪文化之地域。《新论》论诸葛亮之人格特点也适用于先生，正可谓“夫子自道也”。琅邪文化特点之一便是不寻章摘句、不兀兀穷年于故纸堆中，而是“观其大略”、与时俱进、学以致用（详参《论琅邪文化》）。《新论》中的《伏羲时代的发明创新与早期和谐社会的建立》《〈周易〉的文化精神及其当代价值》《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中庸之道及其当代价值》《琅邪文化与诸葛亮人格的形成》《诸葛亮的超常智慧及其当代价值》《诸葛亮的廉政思想与实践》等篇，都是着眼于当代社会的现实，而以古代文化、古代文学为资源，贯通古今，古为今用，从而实现了古代文化、古代思想、古代文学等的当代价值，为当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借鉴。正是因为先生有用世情怀、人间情怀和家国情怀，所以有时候也由思考当代问题而打通古今，像《新论》中的《“宋人”现象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域偏见》一文的写作，或许就与当下“河南人”现象不无关系吧？

第四，结构谨严，层次清晰。《新论》中的每一篇文章，都层次结构非常分明、前后结撰十分贯通、文字表达顺畅自如，体现出作者的思路清晰、逻辑性强和富有思辨力。举例来看，《羊年说“羊”》分别从“羊：中国古代的吉祥物”“羊：美好的象征”“羊：善良的化身”“羊·鹿鹤·鱼”等四部分展开论述，它们既可以单独成篇，又可以合而为一。这一点从这篇文章的小注也可以看出来：“本文四题，曾先后载于《潍坊晚报》2003年2月8日、2月22日，《兰州晚报》1991年3月7日及2003年1月18日”（第347页）。先生的大多数文章都有此种风格，往往全篇集中于一个主题，每一部分又专论某一方面，随笔亦不例外。如《酒余随笔》便是分别从“酒从几时有”“神奇的中国酿酒术”“古代的葡萄美酒”“酒与礼”“酒与情”“美酒饮教微醉时”“古人的酒量”等方面来进行绍介、论述的。这一文风，体现了作者的思考明晰性、逻辑严密性和文笔的绵密性，而读者也如饮美酿、如品清茗，陶冶于其中。

第五，述学文体，散文笔法。先生不仅学养深厚，而且长于创作。王瑶曾对以才华横溢的文学笔法来作学术文章大不以为然（见陈平原《陈平原谈博士论文写作》），但并不是说述学文字就不能有才情。先生行文，文从字顺，“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苏轼语）。先生之述学文字，明净疏朗，“辞达而已矣”（孔子语），但没有丝毫的槁枯瘦瘠，而是风流蕴藉，不着痕迹。以《新论》而言，亦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貌”“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先生文笔之娴熟，才情之雅致，达意之高妙，不让专业的文人。如《情系葛陂》有句云：“季节是初春，只见河岸的数株老柳早已吐出了鹅黄色的嫩芽，田头的几树红杏也正含苞，青青的麦垄中，时见寒鸦一二，野雀点点。”（第279页）几行文字，便勾勒出一幅初春野景，宛如一幅古人的写意画，展现于眼前。

《新论》之创新处，自然不惟上述所列各点。他如先生谦虚地谈及治学方法（《为学五则示及门》）；揭示散文和诗歌载体中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古代散文的流变》《古代诗词赏鉴》）；对神话文化的发微（《女娲神话的文化蕴涵》）；对人物文化的涉笔（《刘墉其家、其人、其事、其书》等）；对经典中新义的阐发（《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发微》）；以及对某些疑难字词的探源（《〈招魂〉“些”字探源》）等，读来也都能令人大受裨益。可以说，《新论》实在是一部厚积薄发、精彩纷呈的好书，值得一再细读。

（《甘肃日报》2011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