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　钰

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先秦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全方位载体，它不但融文、史、哲于一炉，而且包含有若干自然科学的要素。为此，研究者们便不能只停留在语言文字的训诂和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分析上，而应该放宽眼界，从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度去进行全面的审视和把握。最近，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张崇琛先生的《楚辞文化探微》，便是这样着眼于古代文化并运用综合研究的方法来对《楚辞》进行研究的可喜之作。

《楚辞》是我国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自古及今，对《楚辞》进行评注和研究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探微》一书的高明之处首先在于，它突破了传统的单由文学的角度来研究《楚辞》的局限，而把《楚辞》当作保存楚文化的“一块活化石”“一部袖珍本的百科全书”，分别从哲学、政治、教育、美学、文学、历史、地理、民俗、方言乃至植物学等角度，对蕴含于《楚辞》之中的丰富文化内涵进行了多方面的发掘与探讨。这在研究方法上，无疑是别开生面的。例如，对楚辞的代表作家屈原，作者既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并分析了他的美学思想，又注意到他曾担任过左徒和三闾大夫，亦为南楚的政治家和教育家的事实，于是也探讨了屈原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而身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的屈原，虽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传世，作者却能依据《天问》《离骚》等诗篇，又细心地钩稽出其宇宙观、认识论和人生观。凡此，皆为研究南楚文化提供了翔实而可信的资料。再如由《天问》而探寻殷先王的事迹，由《离骚》的“神游”而考察楚人的西北地理概念，以齐鲁方言来释读《楚辞》中的疑难词语，也都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了楚辞的多种文化蕴含，发人深思。至于从《楚辞》中所反映的卜俗、美俗以及端午节的文化事象入手以揭示南楚民俗的特点，由楚辞所咏之“兰”入手以探寻楚辞植物文化的要义，更为楚文化乃至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考证的精细和持论的严肃，是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特色。作者虽然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楚辞》，但并没有给人以空疏之感，相反的，在不少具体问题上都显示了作者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功力。如对楚人卜俗的研究，作者以《楚辞》中的《离骚》《惜诵》《卜居》《天问》《九歌》以及相关的历史典籍为材料，首先指出楚虽蛮夷，不与于中国，然其卜筮之风气，实较中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事实；接着又具体考证了楚人卜俗的三大特征，即卜筮结合而以卜为主，占卜方式的多样化以及占卜与祭祀、招魂的融合；最后揭示出楚人卜风之盛的原因，即民族的世袭与殷周文化、三苗文化的影响。而荆楚的这种带原始性、自然性、神秘性的卜俗一经形成，又影响到了整个中华民族的风习。无论对南楚卜俗资料的挖掘与梳理，还是最后结论的得出，都有根有据，来龙去脉交代得一清二楚，令人信服。再如作者通过精细的考证，将《楚辞》所咏之“兰”归纳为五种，即兰草、泽兰、黄兰、马兰、兰花，并用现代植物学的分类方法及拉丁文的学名固定之，在此基础上又深入探讨了楚辞咏兰的文化意蕴，指出：

楚辞之多咏兰，既因兰为南楚所习见，又因兰乃健身之良药，并进而升华为楚人所崇拜的植物图腾及王族象征；而兰的外美、内美兼具的品格及与之相关的多重文化蕴含，更启迪了楚民的诗思，唤起了骚人的创作欲望，从而成为楚骚抒情的理想载体。

其结论之允当，见解之精辟，令人叹绝！他对《离骚》中所涉及的西北地名如昆仑、悬圃、白水、赤水、流沙、不周、西海等的考证，对《天问》中所涉及的王亥、王恒、上甲微等殷先王事迹的钩稽，也都显示了作者在史、地考证方面的功力和识见。

最后，新见迭出也是该书的一个突出特点。除前面所提及者外，在楚骚美学的研究上，作者认为内美与外美的和谐统一是屈原美学思想的核心，并由此出发，具体论证了屈原作品中自然美与人格美、情感美与理性美、优美与壮美的和谐统一，这样的研究，可以说为奠定楚骚美学的理论基础做出了贡献。关于屈原的教育思想，此前也罕有专文论述，而作者所归纳出的屈原教育思想的三个特点，实可为治教育史者之参考。作者还令人信服地考证出《楚辞》中有齐鲁方言的存在，并探讨了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更可谓独具只眼，发前人所未发。至于对《离骚》象征系统及其四个分支系统（植物系统、动物系统、人物系统、事物系统）的揭示，以及对这一系统博大、深邃、持久特点的概括与阐述，虽非务为“新论”，却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对某些与楚辞有关的文化现象，如端午节的悬挂“蒲剑”，一般多是泛泛及之，而作者乃能由南楚的植物文化背景入手，并结合中药配伍及屈原的人格以探寻其文化意蕴，从而让人们获得了新的认识。在文献学上还可举出的是，清人刘梦鹏的《屈子章句》一向很少为人所称道，偶有语及者亦多抑词，而作者慧眼识珠，于刘书的长处多有发现，并以之与王夫之《楚辞通释》、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戴震《屈原赋注》相提并论，既有新见，又反映了作者在学术上的鉴别力。

（《社科纵横》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