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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崇琛老师是山东诸城人，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后又师从著名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为王国维与章太炎的再传弟子。20世纪70年代末，张老师开始任教于兰州大学，至今已经20余年。当我们2001年考入兰大中文系的时候，先生虽然已经到了快退休的年龄，可是依然不顾路途奔波，来新校区给我们本科生讲课，并先后为我们开设了先秦两汉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化史两门课程。因而我们有幸得以聆听大师的声音，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先生学识的渊博与人格的魅力。

先生著有《中华家教宝库》一书，熟悉并继承了中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方法。因而先生上课从来不点名，而到课率却是最高的。能够容纳120人的阶梯教室，总是被挤得满满的，其中颇不乏外系的学生，甚至连我们的师弟师妹也来旁听。到了后来，先生的古代文化史课程安排在下午，而我们往往中午就去占座位，去的迟了便只好坐在后面。若是按上课时间去，大多只能站在教室后面听课了。这时候先生总是很关切地照顾后排的同学，让他们去教师休息室搬凳子来坐，而先生自己一站就是近两个小时。

先生讲课的内容博大精深，语音洪亮，妙语连珠，我们总是在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忘却了时间的流逝。先生讲文学史从不拘泥于教材，在对基本知识点讲解完的基础上，尤注重于“史学”脉络的梳理与思维方式的训练，将古代文学放在大文化的综合视野下进行观照，从而使得先秦文学史上的知识和某些特殊的文学现象不只是孤立的一段，而是具有清晰的承传流变过程。这也就是先生所主张的“透过古代文学作品以探讨中国古代文化意蕴”的研究方法。比如先生讲《周易》，除了讲它的文学价值之外，还给我们讲《周易》的起源及在后世的发展，以及各个卦象的意思，正因为如此，从先生的讲述中，我们对后世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也有了初步的了解。在讲《诗经·郑风·将仲子》的时候，为了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先生又给我们画出了古代居民区的简略平面图，很直观地告诉我们什么是诗文中所提到的“里”“墙”“闾”，从而让我们对古代文学作品有了感性的认识。

先生治学严谨，在没有充分实证的情况下，从不轻易为文。先生曾经留意《诗经·小雅·采薇》中的时序问题，长达二十余年。某些学者根据诗文推测“薇，冬天发芽，春天长大”，先生对此存疑。后来先生的友人至甘肃文县（我国薇的主要产区之一）工作，先生便托友人代为观察，并详加纪录。后来又托友人从山中采薇数株移植盆中，自己养之于阳台。经过一年的朝夕观察，所作记载与友人的完全相同，先生方才著文提出：“薇的发芽（即‘作止’）是在春分之前（一般在3月15日前后），此后幼苗渐长，至清明前后便是采集的最佳时机了。谷雨以后，薇才开始变老，殆至立夏（5月1日之后），则薇已‘刚止’矣。秋后，薇的老苗自然干枯、消失，不复存留于地面”（《“薇”与<诗经>中的“采薇”诗》）。由是则《采薇》一诗的时序问题迎刃而解，诗歌的意义也就豁然贯通。像这种在学术上发前人所未发的事例，在先生的著作中是很常见的。先生现任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并著有《楚辞文化探微》一书。他在讲《离骚》的时候，不但给我们讲古籍中有关昆仑的记载和自己对昆仑文化最新的研究成果，还给我们讲兰的种类以及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的起源及其流变。而为了研究《楚辞》中的“兰”，先生不仅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植物学书籍，还在阳台上种满了不同种类的兰，以便获得最为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正是在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之下，先生得出了《楚辞》中所大量吟咏的可佩、可藉、可膏、可浴的兰大部分是佩兰与泽兰，而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兰花的结论。先生还把自己制作的“兰”的图片用多媒体放给我们看，既加深了我们对《楚辞》的理解，也让我们了解了兰文化的兴盛及为梅文化所替代后的衰落。当我们懂得了明清文人误将今之兰花当成《楚辞》中所大量吟咏的佩兰而形之于画的时候，都大为“佩兰”鸣不平，声称要把兰花逐出“四君子”之列，而代之以佩兰。

在当今社会物质大潮的冲击下，大学宁静的文化氛围不时会受到外界的影响，浮躁学风所导致的大而空的论文也比比皆是。而先生这种严谨而又执着的治学态度，不但令人肃然起敬，也将影响我们的一生。

先生一贯主张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文化，并著有《中国古代文化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记得先生在课堂上讲到历史事件或者典故的时候，总是很认真地把部分原文用工整的竖写板书默写在黑板上，然后注明详细的出处，我们总是惊异于他的记忆力。而这些古奥难懂的典故，在先生的讲述中又常会变得趣味横生。先生讲文化史，不但讲他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也给我们提供一些正在思考的学术前沿问题，并鼓励我们继续去研究，去写成论文。例如，先生在讲先秦诸子的时候，给我们讲到了这样一种现象，即诸子散文中每说到蠢人蠢事大多附会在宋人身上：如宋人有“揠苗助长”者（《孟子·公孙丑上》），宋人有“守株待兔”者（《韩非子·五蠹》），宋人有失其缁衣，而强取人衣者（《吕氏春秋·淫辞》）；甚至连身为宋人的庄子也不放过自己的同胞，《逍遥游》中贱卖不龟手之药者为宋人，千里迢迢贩运帽子去越国卖者为宋人，《列御寇》中为秦王舐痔者为宋人。针对这一现象，先生先给我们讲了他自己的看法，然后鼓励我们在他讲的基础上继续思考，并撰写论文。正是在先生的鼓励下，我写下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探源先秦诸子文中贬低宋人现象》，发表在北京大学的网站上。后来王洪涛师兄把文章从北大中文论坛打印出来呈交给先生时，先生看了非常高兴，而我却觉得有些惭愧，因为文章中自己的思考并没有多少。正是在先生这种大文化视野下的教学、研究方法的教导和熏陶下，等到大二结束的时候，我写的论文已经有了薄薄的一本了。这些文字虽然很浅显，却承载了我大学生活中最充实、最值得回忆的一段青春时光。感谢先生对我们的教诲和鼓励，是他教会了我们在学术的领空飞翔。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生的学术成果渐多，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名望也越来越高。此时不少国内知名大学纷纷来兰大“淘金”，其中也包括先生故乡的高校。然而先生终不为所动，依然选择留在西部，留在兰大，继续他滋兰树蕙的事业。这一留又是十数载。而今，先生离开故乡已经四十余年，随着年事渐高，思乡之情也与日俱增。但先生依然没有离开黄河之滨这个凄冷的城市，没有离开这所被外界评为最孤独的大学，他只是把自己浓浓的乡情融入对故乡文化的研究之中。这也就是先生所主张并实践着的“从地域文化及家族文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

先生故乡所在的诸城一带，秦汉时期一直属于古琅邪郡（国），而琅邪地区又位于齐鲁交接之处，因而其文化形态实兼备齐鲁两种文化之长，并在中国文化史上散发着绚烂的光彩。中华民族智慧化身的诸葛亮和书圣王羲之，便是琅邪文化的两位代表人物。所以先生地域文化的研究，也首先从琅邪文化开始（“琅邪文化”这一概念也由先生首次提出）。近年来，先生不但撰写了《论琅邪文化》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对琅邪文化的来源、特征、文化内涵以及演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同时对琅邪望族诸葛氏的脉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写出《诸葛亮世家》这样的重头著作，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与此同时，先生又先后写出了一批与诸城文化相关的学术文章，从舜生地的考证，到对历代诸城文化名人的阐扬，先生都不遗余力。先生也用自己渊博的知识，梳理着故乡的山山水水，发掘着故土深厚的文化底蕴。这对故乡来说，无疑是最好的回报。而对先生来说，则是他乡情的最好寄托。

如今先生虽已年过六旬，但依然活跃在三尺讲台之上，依然不顾路途颠簸，自愿奔波到新校区给本科生授课。先生身上所具的这种博大精深、严谨求实、淡泊名利的精神，不正是他故乡琅邪文化的具体体现吗？

这就是我们的老师——兰州大学名师、国内著名的古代文学及古代文化研究专家张崇琛先生。这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的老师，不仅教会了我们如何去学习，更用自己的言教与身教让我们懂得如何去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