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玲

张崇琛先生籍贯山东诸城，1943年11月25日降生于县内枳沟镇薛家庄一户普通农民的家中。张家在崇琛先生出生时虽已成为贫下中农，然其“耕读世家”的文化传统仍然承袭着。先生幼时，其家族祠堂的大门上还保留着这样一副对联：“大河以上无地不耕，宜麦、宜粱、宜菽；片碣之前有经可读，学诗、学易、学书。”而先生自幼居住的薛家庄，便是清初著名文人荟萃的“四逸园”旧址。作为“张氏四逸”之首的蓬海先生（讳衍）的十世孙，崇琛先生也自幼喜好文史，上初中时已在《诸城县报》《昌潍大众》等报刊上发表通讯、诗歌、散文10余篇。1962年先生毕业于诸城第一中学，196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曾受业于许杰、钱谷融、徐震堮等名师，大学毕业后又师从著名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成为王国维、章太炎先生的再传弟子。先生现任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并兼任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及中华辞赋研究院（香港）研究员、甘肃省文史馆馆员，还是国内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入载英国剑桥《国际著名学者传略》。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先生常说他是“东南西北之人”，问其故，则曰：籍贯山东，是为“东”；早年求学在上海、杭州，是为“南”；后长期工作在兰州，是为“西”；又娶了一位东北太太，是为“北”。先生还说自己的一生最为简单，都围绕着一个“书”字，即早年读书，工作后教书、写书，而其最大爱好又是藏书，故用“四书”二字便可概括其平生。先生也因此常欲颜其书房曰“四书堂”。由今观之，正因为先生的阅历之广，学养之厚，与“书”结缘之深，所以才使他成为一名融汇文史、推陈出新，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

众所周知，先生为国内外知名的中国古代文学及古代文化研究专家。其治学特点，一是擅长大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主张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二是主张思辨与考据的结合，既重文献的根据，又重理性的思辨，认为二者缺一不可；三是主张博与专的结合，文与史的融通，并力求通过“聚合效应”获得新的研究成果。其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楚辞文化探微》《中华家教宝库》《中国古代文化史》《名赋百篇评注》《诸葛亮世家》《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合著）、《中国古代作家作品研究》（合著）、《古代文化探微》《诸城文化探微》等十余部。此外，还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并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等辞书撰写词条20余篇，为《人民日报》（海外版）主编过“蒲松龄研究”及“酒文化研究”专版。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楚辞、《聊斋》、文化史、教育史、诸葛亮及琅邪文化等方面，并取得了许多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

楚辞研究方面，先生的专著《楚辞文化探微》（新华出版社1993年出版）对《楚辞》的丰富文化内涵进行了多方面的发掘与探讨，尤其对楚骚美学、昆仑文化与楚辞的关系、《楚辞》中的齐鲁方言以及楚骚咏“兰”文化意蕴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被学术界誉为“是一本能反映当代楚辞研究最新成果的学术专著”（见《新华每日电讯》1994年4月2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曾辟整版进行介绍（1994年7月7日第八版），国内版也发表专文进行评介（1994年8月12日）。著名文艺理论家蔡钟翔先生称此书“拓展了古典文学研究的视野，也为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开通了新思路”，“书中创获甚多”，“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广博的知识积累”。此外，先生还发表楚辞研究论文数十篇，已成为国内外公认的著名楚辞研究专家。

诸葛亮研究方面，先生的专著《诸葛亮世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诸葛氏家族的著作。该书将诸葛亮及其家族置于琅邪文化这一特定的地域文化氛围中进行研究，并根据大量的历史资料，经过精心的考证，不但将一个近真的诸葛亮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且对诸葛氏家族的脉络及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也做了勾勒。书中还首次揭示出诸葛氏家族文化传统的“四大特点”，即学术思想的兼容性及学风的质朴和经世致用，人生精神境界的淡泊宁静，积极入世的从政传统，刚直不阿、宁死不屈的高尚气节。此书一出，新华社即向国内外做了报道（1997年8月22日电），《新民晚报》（1997年8月23日）及《甘肃日报》（1998年2月22日）等媒体也相继发表评论文章，称此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它在探索方面的意义几乎与它本身内容的价值相媲美”。先生也因此被聘担任新华社摄制的大型电视文献片《一代智星诸葛亮》（16集）的学术顾问。此外，先生还与甘肃电视台合作制作了《甘肃·三国》的电视专题片10集，并发表了《诸葛亮为何不纳魏延之计》等重要论文多篇，以强有力的证据廓清了一段时期以来人们对诸葛亮的错误认识，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化史及教育史研究方面，先生的专著《中国古代文化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2005年再版）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十六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理论深度又有较强的可读性，是一本兼具学术性与知识性的著作。其书首章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归纳为“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诸家兼容，以儒为主”“多神并敬，无神为常”“德能统观，以德为重”“述作共倡，述为号召”，被学术界认为“足以揭示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古老而深邃的文化》为题，摘要转载了该书的首章（1994年12月1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空中信息”节目也对此书进行了评介（1994年11月7日）。此书已被兰州大学、西北师大、兰州城市学院、上海师大等多所高校作为教材，并多次再版。先生主编的《中华家教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以其所收资料的完备（自先秦以迄近现代）及对中华家教内容、特征、方法探讨的深入和精微，曾被美国著名汉学家、夏威夷大学终身教授罗锦棠先生誉为“空前未有之家教巨著”，“是一部难得的雅俗共赏的佳作”（见罗先生为该书所作的序言）。先生还撰写了《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孔子教学方法探析》《研究型大学的古代文学教学》等一系列有关教育方面的论文，并被多家刊物转载，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先生对蒲松龄及《聊斋志异》的研究，很早即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生共发表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二十余篇（已辑为《聊斋丛考》一书，近期出版），而重在对蒲松龄交游以及《聊斋》本事和《聊斋》中所反映的清初知识分子心态的探讨。《人民日报》（海外版）“蒲松龄专版”一次即选登先生的论文三篇（1992年9月24日），另有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先生还被《蒲松龄研究》杂志列为当代著名蒲学研究专家，辟专栏进行介绍（1997年第3期）。日本早稻田大学著名教授伊滕漱平称先生对蒲松龄及王渔洋的研究“被公认为见地不凡”（见其《王渔洋和山左诗人》一文）。美国著名《聊斋》研究专家白亚仁教授也在给先生的信中说：“我一直很钦佩您的严谨的治学态度，从您的著作中得到了很多启发，我写这篇文章（指《略论李澄中〈艮斋笔记〉及其与〈聊斋志异〉的共同题材》一文）时，就常常想到您。”

先生对乡邦文化尤其是琅邪文化及诸城文化的研究，也倾注了他晚年的心力，并受到学术界及乡邦人士的赞赏。自1994年先生在全国第八次诸葛亮研讨会上首次提出“琅邪文化”的概念以来（其论文《汉代琅邪地区的学术氛围与诸葛亮思想的形成》后刊于《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1期），又陆续发表了《论琅邪文化》《琅邪文化与诸葛亮家族文化》等20余篇论文，并指导编写了四卷本的《琅邪文化史略》（该书为山东省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研究项目，先生被聘担任首席顾问，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进一步将“琅邪文化”界定为“介于齐鲁文化之间而又兼得齐鲁文化之长”的一种文化，并首次阐明了琅邪文化的“三大特征”，即民风的古朴、敦厚、求实然又不乏进取精神，学术思想的兼容性及学风的经世致用，思想的深邃与行动的深谋远虑。这又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与此同时，先生还先后撰写了一批介绍诸城文化名人、阐扬诸城文化精神的学术论文，包括对舜生地、诸葛亮故里的考证，对王渔洋、蒲松龄、孔尚任与诸城人士交往事迹的钩稽，以及对清初诸城遗民集团活动的追寻，从而为弘扬家乡文化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这些文章多已收入《诸城文化探微》一书（“超然文丛”之一种）。

先生在教学方面更是早著声称。其讲课既广征博引又新意迭出，既析理深透又生动活泼、妙趣横生，深受学生欢迎。学生们说：“他上课总是把自己多年来发现的前人未有著述或可以挖得很深的课题讲给我们，希望我们有所研究。他是唯一一个让我们即使在下课的路上也会互相讨论课上内容的老师，比如极其枯燥难懂的《易经》。他总是让我们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就像《庄子·秋水》里的河伯见到汪洋大海时叹息的那样：‘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十年砍柴等《漫话阿师》，载《文苑》2002年9月）因此，先生不但多次获得各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及优秀教学成果奖，还于1996年荣获全国“宝钢优秀教师奖”，并被授予“师德标兵”“教学名师”等多种荣誉称号。

先生不但终生都在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就连其日常生活也无不融于传统文化之中。熟悉先生的人都知道，先生除喜欢藏书外，还有两大爱好，那就是欣赏京剧与品茶。先生视京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他认为京剧不但体现了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及思想道德风貌，也包含了中华民族所独具的审美特征和美学意蕴。所以先生不但自己喜欢吟唱京戏（他清唱的《借东风》曾在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过），而且结合教学，将京剧搬上了大学讲坛，请李宗岩（李维康父亲）等一批专业演员现场表演各种角色，演唱各种曲调，而由先生亲自进行解说。在此基础上，先生又于20世纪90年代初参与创建了“兰州大学业余京剧社”。目前该京剧社仍在坚持活动，并不断到上海等地演出，还获得了“第二届全国京剧票友大奖赛”的组织奖。

说到饮茶，先生常爱引鲁迅先生的话说：“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而先生的品茶在文化圈里也是颇有些名气的，电视台都请他去讲过“茶文化”。他说茶性温柔，含蓄绵远，品茶既有着独特的情趣，也是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佳方式之一。每次与二三好友或学生静坐聊天，一杯茶在手，那份幽韵如云、不绝如缕的感觉，常常令他陶醉。他还说茶道讲求“淡”和“静”，而“淡”不单指性情的恬淡，也包括对名利的淡泊；“静”则除宁静、纯净外，也还有静中致远，静中寓动，以静求动，动静相辅而相成之义。所以，饮茶并不意味着消极和无为，相反地，倒是一种寓有创造潜能的文化生活方式。事实也证明，先生的不少著作和学术论文都是在品茶中完成的，而他为研究生讲课也常常是在茶香融融中进行的。

目前，先生虽已从教学岗位上退休，他的不少学生也都已成为有关领域的学术骨干和栋梁之材，但先生仍然笔耕不辍，著述勤奋，继续驰骋在他所喜爱的古代文化研究领域，并不断贡献自己新的研究成果。“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其先生之谓也！

（原载《超然台》杂志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