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谈谈我的治学特点。这个问题，过去媒体也多次采访过我。简单地说，我的治学方法实际是继承了王静安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和姜亮夫先生的综合研究方法。其治学特点，一是注重大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主张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二是主张思辨与考据的结合，既重文献的根据，又重理性的思辨，二者缺一不可；三是主张博与专的结合，文与史的融通，并力求通过“聚合效应”以获得新的研究成果。因为我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中国古代文学及中国古代文化，而重点又在先秦，所以我特别注重文史哲的融通和多学科的介入，如民俗学、美学、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生物学、思维科学等学科，我都用在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上。举例来说吧。先秦寓言中，很多干蠢事的都是宋人（如揠苗助长、守株待兔之类），这是为什么？记得郭沫若先生曾经提出与周公有关，据我考证也确实如此。周人推翻了殷商政权之后，曾封殷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的故地，并把武王的三个弟弟也封到周围，史称“三监”。但没有料到的是，“三监”联合武庚进行叛乱。于是周公平叛，灭武庚，又封微子启于宋（今商丘），并把反叛的殷人即所谓“殷顽”全部迁到了商丘，这样宋国就成为“殷顽”的大本营。但周公还是不放心，又要从舆论上把他们搞臭，让“殷顽”失去号召力。于是，经过官方的大力宣传，所有干蠢事的便都是宋人了。今天人们对河南同胞的偏见实源于此。

再如汉乐府的“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为什么孔雀要往东南飞而不往西北飞？20世纪30年代，陆侃如先生在法国巴黎师范学院博士答辩结束后，曾有一位答辩委员调侃说：“你们中国的孔雀东南飞，为什么不往西北飞？”陆侃如脱口答道：“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这是玩笑对玩笑，问题没有解决。我通过诗篇的小序和有关描写发现，孔雀是刘兰芝的象征，而刘兰芝从婆家被休回娘家的路线，正是由西北往东南。这是很有意思的。这样一来，美丽、善良的刘兰芝在遣归路上之依依不舍、顾盼流连，恰成了“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比喻意义了。再联系到诗篇结尾焦仲卿的“自挂东南枝”，其意蕴就更清楚：这一对为封建势力强行拆散的恩爱夫妻，真是无时无刻不在眷恋着对方呀！

又如古书中讲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个“三”通常被解释为“多”，但“三”为什么当“多”讲？我研究的结果是与原始思维有关。人类早期的思维与语言和小孩子三岁之前的情形非常相近，这个我观察过，我儿子小时候说的话，很多都是古汉语。比如小孩子把“哥哥”说成“dede”，“ge”“de”在古汉语中是可以相通的。我还做过实验，小孩子两岁时刚会说话，给他糖，给一个他说一，再给一个他说两个，再给一个他说三个，最后给他四个、五个，他还是说三个。为什么？三，多也。又，中国人的审美习俗也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原始社会对于美人的要求是膀大腰圆、能干活，今天的那些所谓“人比黄花瘦”的美人，古人认为是病态。所以《诗经》里的美女都是“硕人”，《楚辞》中的美女都是“姱女”。还有古代神话里的“夸父逐日”，所谓“夸”就是大的意思，“父”是男子美称。而“夸父”就是大个美男子。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美的，才能“逐日”，奶油小生怎么能逐日呢！这种以壮大为美的习俗大约一直持续到唐代，唐代的杨贵妃仍是很胖的（陈寅恪先生说杨贵妃体重有135磅即123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