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就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个民族的命脉和灵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要素，经科学的释读后，都可以转化为当代的文化资源。例如“天人合一”的观念，和谐的思想，忧患意识，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与人为善”的态度，“慎独”的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进取精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高尚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以及通过修身养性以养成完美的人格等，对提高全社会的人文素养，对增强民族凝聚力并构建和谐社会，都不失其重要价值。我研究国学就是从这一角度切入的。例如我研究伏羲，得出的结论就是伏羲时代是中国最早的和谐社会。伏羲时代和黄帝时代不一样，黄帝时代是战乱，许多发明如兵器、战车、指南车，都是和打仗有关的。伏羲时代的发明则大都与民生有关，如网罟、八卦、九部治理、婚配等，所以我认为伏羲时代是中国最早的和谐社会，是中国和谐社会的源头。再如，我将《孟子》与《史记》等有关典籍对读，以研究舜文化，不但厘清了舜的事迹，同时明确了中华传统美德的源头，即“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研究孔子方面的就更多了，如孔子的核心思想“仁”，孔子的治学方法及教学方法，还有孔子的养生之道，我都写过文章。孔子时期，人的平均年龄只有30到40岁，而孔子活了73岁。为什么高寿？有几个因素：一个是健康的饮食。孔子对饮食、蔬菜是非常挑剔的，他有九个不吃，其中就包括不吃反季节的蔬菜。二是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穿衣服、晚上的睡姿以及平时在生活场合该怎么样，他都有一套很严格的生活习惯。三是他高尚的品德，即仁者寿。这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仍不失借鉴意义。

此外，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要义也作了辨正和发明。如对中庸之道，过去有种误解，认为折中调和、不偏不倚、不左不右就是中庸之道。实际上，中庸之道是很有道理而且很有实用价值的一种学问，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它教人做事既不可过头，也不能达不到，而是要做得恰到好处。我讲中庸之道时曾举过一个例子，说这就好比我们去市场上买菜，秤杆一边是菜，一边是秤砣，手提着秤系，让秤砣不停地左右移动以求得平衡，而那个平衡点就是中庸。中庸达到了，买菜的和卖菜的也就和谐了。可见中庸之道就是从两头往中间靠，最后找到一个平衡点。外交谈判也是同样，都是将两个国家的利益往中间靠，靠到某一点，双方都能接受了，这一点便是中庸。国际上都说中国人很善于外交谈判，这或许与中庸之道的影响有关吧。

再如对儒家的“慎独”精神，我认为它可以从外在表现、理性自觉以及精神境界三个方面来养成人的完美人格，对廉政建设也有着重要意义。东汉时有一个叫杨震的人到山东去做官，他的学生半夜去见他，并给他送金条，说：“老师，谁都不知道，你收下吧！”杨震坚决不收，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这就叫慎独。所以，后来杨家就把“四知堂”作为堂号了。历史上这类“慎独”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也专门写过文章。

再如对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我也从尊重客观规律、关注生态平衡、提升领导艺术、优化经营策略等几个方面阐发过它的当代价值。生态恶化，人际关系紧张，是全球范围的两大难题，老子的思想是可以给人们提供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和策略的。至于对《周易》的文化精神及其当代价值，我也做过一些研究。

这些年来，有不少地方和单位请我去讲国学，我每次都强调，国学既是文献的学问，又是德行的学问，更是养成完美人格和延续民族文化传统的学问。对待国学，不但要准确理解，大力弘扬，同时也要联系实际，付诸实施，并使其常新。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的：“国学不尚空言，要在坐而言者，起而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