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华东师大以后，眼界就开阔了，也接触了很多名师。当时给我上课的有很多老教师，因为1962年教育部提倡老教师上讲台，所以我们那一届便赚了一点便宜。像教现代文学的许杰、钱谷融老师，教古代文学的徐震堮老师、叶百丰老师，还有好些老先生，他们对我的启发确实是很大的。

但很可惜的是，我在华东师大，真正的读书时间只有两年，即1962年的9月到1964年8月。从1964年的9月开始，华东局要到安徽全椒县、定远县去搞“四清”，因为他们的干部不够用，就抽调我们华东师大的学生以华东局的名义下去参加“四清”工作队。当时带队的是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我们这个工作队的队长是陈琏，即陈布雷的女儿，她当时是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的处长。还有一帮电影演员也跟我们一起下去了，如张瑞芳、黄宗英、康泰等。搞了一期，华东局反映不错，就让我们接着再搞第二期。第一期是从1964年9月到1965年5月，第二期又从1965年9月搞到1966年5月，回来以后便接上了“文化大革命”。按照学制，我们应在1967年毕业（五年制），结果又延期了一年，到1968年9月才毕业离校。这最后一年就算是“待分配”。按照“四个面向”的要求，我被分配到了兰州的一家国营企业，即建工部第七工程局，也就是现在七里河区的那个建筑总公司的前身。之后，从1968年到1978年这十年，我都在建工局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学老师、局职工医院的党委秘书，直到1978年“归队”，才就近归到了兰州大学（我想回山东不让回）。

我是1978年11月份到的兰大。这之前我虽然一直在做行政工作，但我的“业务”并没有扔。我喜欢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化，所以这方面的书我一直在读，这方面的动态我也一直在关注。果然，在我到兰大不久，便有了一个重要的机遇，也就是我说的影响我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即有幸能师从姜亮夫先生，从而走上了古代文学及古代文化的研究之路。1979年，教育部委托姜亮夫先生办了一个楚辞研究班，时间是从1979年下半年到1980年上半年。当时从全国高校中抽调了12名讲师以上的学员，我很荣幸被抽到了，得以到杭州大学跟着姜亮夫先生学习。姜亮夫先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王国维的研究生，毕业后又到苏州拜了章太炎为师，他的两位老师都是当时中国顶尖级的大学者，而他自己也被国家誉为“国学大师”，所以我从姜先生那里也受益匪浅。姜先生除了给我们讲楚辞，也讲音韵学、文献学及先秦文学和古代文化。我还记得，每天傍晚，我搀着老师沿西湖边散步一个小时，边走边聊。聊的内容除学界掌故外，便是治学途径和方法，可以说，这一小时真有“胜读十年书”之感。

名师的点拨对年轻学者的治学是至关重要的。现在回想起来，姜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一点，就是强调对中国古代文学必须进行综合研究。姜先生继承了他的老师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什么叫“二重证据”呢？过去我们研究学问只是根据书面文献，王国维提出要把地上的文献跟地下的出土文献结合起来，这就叫二重证据。姜先生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又提出“综合研究”，既包括社会科学的方法，也包括自然科学的方法，还有民俗的、国外的东西都要囊括进来。

我此后提出并终生奉行的“大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法”，便是对王静安先生“二重证据法”及姜亮夫先生“综合研究”方法的继承。我认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不能就文学而论文学，而应该从大文化的视野来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审视。比如《诗经》《楚辞》，它本身就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它包含的方面是很多的，只研究文学像是瞎子摸象，只摸着了一条腿，所以必须要采取多角度、多层次的方法来研究，这就包括社会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的方法。比如我研究楚辞里面的“兰”，就是从植物学的角度来入手的。有一段时间我泡在兰大生物系的资料室里面，查阅了大量植物学方面的著作，其中包括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我从头到尾翻了好几遍，这样就把这个“兰”搞清楚了。原来古人所说的“兰”不是今天的兰花，而是佩兰，长得很高，上面开了一朵大大的复伞形的紫红色的花。这个“兰”是可以防病治病的，“非典”时期，不管哪一个中药方都有这一味中药，它芳香、祛湿、解毒，可以抗病毒。因为南方潮湿，所以南方人把兰放在水里面煮，之后用这个水来沐浴，就可以防病。这样便不难理解楚辞中为何要大量咏兰了。这个研究方法，我的很多学生也在使用，他们中有的已是很有名的学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