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我的个人经历很简单，用孔子的话来说，是一个“东西南北之人”。籍贯山东，是为“东”；早年在上海、杭州求学，是为“南”；后长期工作在兰州，是为“西”；又娶了一位东北太太，是为“北”。下面我依次说来。

我出生在山东省诸城县的一个小乡村，是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家里很穷，可以说我就是一个放牛娃出身。小时候生活在田间，从六七岁开始就跟着父母种地、拾草、放牛，后来又一边上学一边到生产队里挣工分，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经历，很艰苦。因为从小就艰苦惯了，所以我这个人不怕吃苦。

说到与我的成长及学术研究有关的一些因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乡土文化和家族文化对我的影响很大，一个是我的导师姜亮夫先生把我引向了学术研究之路。

先说乡土文化。我的老家是在琅邪地区，和赵俪生先生的老家相距只有几十里远。琅邪地区的文化叫琅邪文化，是介乎齐文化与鲁文化之间的一种文化。齐文化的特点是博大、开放，是由姜太公封齐后形成的，后来又有管仲和孙武，为这一文化的代表人物。鲁文化呢，是比较质实和朴厚的，也是比较固守的，相对来说不那么开放，是以周公长子伯禽封鲁后而形成的，以孔、孟为代表。我的家乡从地域上来说在齐和鲁之间，在山东半岛的东南部。这一地区的琅邪文化是以秦朝设立琅邪郡开始的，后来又经过汉魏晋、隋唐宋明清一直延续到了近代。这个文化的特点是既不同于齐文化，也不同于鲁文化，而又兼得二者之长。简单地说，这个地方的民风是很古朴、淳厚的，学术上是各家思想兼容，学风上则强调学以致用，不搞那些花架子。另外，这地方的人比较谦虚、谨慎，而且遇事善于做多方面的、长远的思考。琅邪文化的代表人物就是诸葛亮，还有一个代表人物是王羲之。我从小就受到琅邪文化的熏陶，所以治学也好，做人也好，都深受其影响。

再说家族文化。我家祖上在明清之际曾经是大户人家，后来破落了，到了我父亲这一代就变成贫下中农了，但是家族文化依然在传承着。我从小受到的教育，第一就是为人要忠厚，忠厚传家远；第二就是不管你穷、富，诗书一定要读。老人们常说：“三辈子不读书就会变成驴。”我从小的时候就喜欢读书，当时也没什么书读，家里有我二叔读过的一套“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线装的。我上初小的时候，没有课外书看，就翻那套书。当时背了很多，但不知道是啥意思。另外，家里还有一本《庄农日用杂字》，一本《三字经》，我小时候的读物就这些。《庄农日用杂字》将庄稼人一年十二个月干什么事、怎么干都排列出来，比如开头就讲“人生天地间，庄农最为先。要记日用帐，先把杂字观”，接着又说，“开冻先出粪，置下镢和锨。扁担槐木解，油筐草绳拴。粪到南场里，捣碎使车搬”。这书我小时候全能背过，因为有插图，觉得挺好玩的。这就是我从小受到的两个方面的影响。

后来就上高小了，1956年又上初中。我从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在当地的《诸城日报》上发表文章了，记得有通讯报道、散文、小小说、诗歌等，大概有几十篇。当时也不知道收集、保存，直到1997年回故乡时，县档案局才给我复印了一份。我上初中是在1956年到1959年，高中是1959年到1962年。高中三年正赶上最困难的时期，饭都吃不饱，饿着肚子考大学。当时报考大学的时候稀里糊涂，家里人不懂，我也不懂，就随便填了一个山东大学，结果老师说太低了，因为那时山东大学还不是全国重点。教导主任说有一个华东师范大学在山东招生，就私自给我改成了华东师范大学，说这是全国有名的大学，而且吃饭不要钱。我说好好好，吃饭不要钱最好，最后我就这样上了华东师大。那一年，即1962年，全国的高考录取率是最低的。我看了一个资料，那一年的录取率是25%。具体到我们县的那所唯一的高级中学，录取率仅为5%，135个人考上了7个人，其中全国重点大学就只有我一个人。20世纪80年代，我领着孩子们回山东老家探亲，在县文化馆的外墙上看到了诸城县历年来的升学记录。在“1962年”下写着：毕业135人，升学7人，其中重点大学1人。我对孩子们说：“那个1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