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应诸城王家七吉苏氏之请，为其家谱作序，因便翻阅了一些资料，于不经意间，竟发现王家七吉苏氏乃是苏轼后裔。这不禁令我喜出望外，遂乘兴驱笔，为文以记。又，枳沟二村之苏氏，前此已知为眉山苏氏后裔，亦并记之。

据《诸城王家七吉苏氏族谱》称，王家七吉苏氏，系清道光初年由其十四世祖苏振理自安东卫之苏家村（即今日照市东港区秦楼街道办事处苏家村）迁来，迄今已一百九十余年。而安东卫之苏氏，据其1930年老谱记载，其“先世维扬泰州人也”，“明兴，始祖从太祖高皇帝征讨著绩，封百户侯。汤信国公和设卫防海，调世职守焉，始家海上之安东卫”。查《明史》，汤和为防倭而“并海设卫所城五十有九”，事在明太祖二十年，即公元1387年，是安东卫之苏氏自维扬迁出，计六百余年矣。而维扬苏氏又来自何处，则不得而知，其安东卫老谱亦仅云“在前代不可稽”。

今按《苏氏源流》，苏轼之次子苏迨生三子：箕、筌、筹。复据无锡1999年聚星堂《苏氏族谱》记，筌生一子曰元老，元老生一子庠，庠生椿、材，材生耀宗、振宗。耀宗为常州分祖，振宗为苏州洞庭分祖。振宗复生二子，曰企贤、止华，企贤子孙迁徙吴城、江阴、靖江等地，止华迁居苏郡之洞庭慈里。止华生三子：百一、百二、百三。百一复徙吴城；“百二徙居维扬”，是为维扬苏氏之祖；百三之后迁回洞庭童里。维扬为扬州之别称。《尚书·禹贡》：“淮海惟扬州。”“惟”通“维”，后遂以维扬称扬州，如唐刘希夷《江南曲》：“潮平见楚甸，天际望维扬。”元代曾设扬州路，下辖五州，泰州为其中之一。明初又置维扬府，后改扬州府，泰州仍为其下辖之州。此与安东卫苏氏先世所居之“维扬泰州”，实为一地。而计其时间，百二公之徙居维扬，应在元代后期，其与安东卫苏氏一世先祖自维扬迁出之时间亦先后相合。据此，则无论从时间与地域而言，安东卫苏氏之为百二公后裔殆无疑义。至于安东卫苏氏先祖为百二公之子、之孙抑或曾孙，虽一时尚难遽定，然其派出维扬并为坡公苗裔，当是没有问题的。考证至此，余既为王家七吉苏氏之归根苏轼而高兴，同时亦为坡公能有后裔留于他所任职的诸城而庆幸。坡公与诸城缘分之深，于此亦可见矣。

至于枳沟二村苏氏，据枳沟苏光廷先生惠赠之1910年《东武苏氏族谱》（复印件）称，其始祖名苏文蔚，“原籍四川眉山”，后“家于琅邪之枳沟镇”。苏文蔚在康熙及乾隆《诸城县志》中均有传，略谓文蔚交趾清潭人，明永乐四年（1406）克平地方，文蔚慕义来归，除授清潭县丞。后交趾复叛，文蔚遂寓京师。及宣宗即位，于宣德元年（1426）改除诸城县丞。宣德十年（1435）通考进士七品俸，乃乞致仕，遂家于诸城。年七十，自作墓志铭勒于石，明年正月遂卒。子继先，以父荫赐廪膳生员，后仕至宜兴县丞。按明代“文武官年六十以上者听致仕”（《明史·太祖本纪》）的规定，宣德十年（1435）文蔚当已年满六十，是其生年约在明洪武九年，即公元1376年，而其卒年则约在明正统十一年，即公元1446年。

显然，县志所记与《东武苏氏族谱》所载之苏文蔚实为一人，只是其籍贯有眉山与交趾清潭之不同。其实并不矛盾。交趾即今越南河内市，清潭为其属县。交趾苏氏即由四川眉山迁去者。故称“眉山”者，谓其祖籍；称“交趾”者，谓其居地也。而计其始迁时间，约当元、明之际；考其迁徙路线，则或经广西南部而入交趾。今桂东南地区之藤县、苍梧、梧州、岑溪、北流、南平、蒙山、连州、阳山等地，苏姓仍然很多。然据《桂东南苏氏族谱》记，桂东南地区之苏洵后裔，多是明永乐年间至清乾隆年间由广东、福建两地迁去。这样说来，明初以前自眉山迁出的苏文蔚一支，虽派出眉山，却并非轼、辙后裔。

考眉山苏氏，其远祖为唐武后时曾任凤阁侍郎之苏味道。味道后贬眉州刺史，迁益都刺史，未行而卒。有子一人留眉，即眉山苏氏之始祖也。后经苏泾、苏，至苏轼之高祖苏祜、曾祖苏杲、祖父苏序、父苏洵，延及轼、辙兄弟，眉山苏氏遂蔚为天下之著姓也。至于交趾苏氏徙自何祖之后，因年代久远，资料缺失，已难以考定了。要之，枳沟苏氏虽不能断为苏轼之后，然其与王家七吉苏氏一样，皆为眉山苏氏后裔当是可信的。

此外，诸城本土还有一位苏姓名人，即五代时之苏禹珪。禹珪字元锡，后汉高祖（刘知远）时曾入相，后周世宗（柴荣）嗣位，又被封为莒国公。据《旧五代史》本传称，“其先出于武功，近世家高密，今为郡人也”。高密即高密郡，时所辖有四县，即诸城、辅唐、高密、莒县，郡治在诸城（见《新唐书·地理志》）。故所谓“郡人”，应即诸城人也。迄至宋代，其家仍有“苏氏园”留存于诸城。苏轼作于熙宁九年（1076）四月的《玉盘盂·引》中说，诸城每岁四月，辄以芍药供佛，“中有白花”，“独出于七千朵之上，云得之于城北苏氏园中，周宰相莒公之别业也”。为此，苏轼在诗中曾感慨道：“负郭相君初择地，看羊属国首吟诗。吾家岂与花相厚，更问残芳有几枝。”“负郭相君”指苏秦，“看羊属国”指苏武，皆为苏姓名人；而“初择地”者则谓苏禹珪之择地诸城，“首吟诗”者乃坡公自谓也。可见，在苏轼心目中，苏禹珪已属诸城人。然苏轼虽视苏禹珪为“吾家”，而禹珪却并非眉山宗派，因为他的先世乃出于武功，为关中苏氏。至于何时徙居诸城，不得而知。《旧五代史》本传还载其父苏仲容唐末曾为辅唐（本安丘地）令，并“以儒学称于乡里”。“其子德祥，登进士第，累历台省”。乾隆《诸城县志》更谓德祥于宋建隆四年（963）成进士后，“初还乡里，太守为置宴作乐”“时人荣之”。这样说来，直到宋代，苏禹珪的后人与诸城的关系仍然十分密切，不知今日其后裔情况如何了。

最后，顺便提及的是，诸城的文化名人后裔，实不止苏氏家族。远者如舜后的姚姓及陈姓、田姓（陈、田原是一家），公冶长之后的公冶氏，济南伏生之后的伏氏；近者如丁耀亢之后的丁氏，刘统勋之后的刘氏，窦光鼐之后的窦氏等，皆有后裔居于诸城。尤其是伏姓，自济南伏生（胜）之玄孙伏孺汉武帝时讲学东武并移家于此，其后人一直居于诸城，汉末虽遭曹操诛灭，然犹有存者。曾记余高中时之同学有伏友民君，解留人，应即济南伏生之远末子孙也，不知今尚在诸城否？又，安丘境内有伏留村，传为伏生后裔之聚居地，亦不知近况如何。此外，诸城境内还有一些古老的家族，如长城岭（今属五莲）郑氏、古城李氏，前者自汉至今，后者自宋至今，皆绵延不绝，其家族文化也是很值得研究的。

总之，名人后裔既传承了其先祖的优良家风，又承载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信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宝贵资源。而努力追寻并深入挖掘境内的姓氏文化，亦应是诸城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2012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