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幼时即闻知诸城刘家的故事。如谓刘氏初迁逄戈庄时，家綦贫，不得不为同村之逄姓大户佣工。其祖曰刘小，一日见南方“蛮子”在村前泽地点穴，将一枚鸡蛋埋于土中，怪之，翌日往寻，竟有小鸡孵出。刘小乃悄然以熟鸡蛋置换小鸡，待到南方“蛮子”拨土见之，失望而去。而刘小则牢记之，归而与主人索其地为穴。主人以泽地不能经营，长期闲置，遂慨然赐之。刘小又戏言“给”不如“买”，乃具薄礼，由主人戏写文书一纸：“村前有个老龙窝，两瓶黄酒一只鹅，卖与刘小作地穴。”不数年，刘小之父死，即葬其处，而刘家日后遂发迹矣。又如逄戈庄的逄、刘二姓由争相扩墙占道而最终各让三尺，形成六尺之巷，并传有刘统勋的家书一封：“千里捎书为打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则更是脍炙人口的佳话了。

但传说终归是传说，与史实毕竟不同。且此类传说在流传过程中也极易产生变异。如名人发迹的奇异故事在山东一带即曾大量流传。《聊斋志异·阳武侯》写阳武侯薛禄之父牧羊乡先生家，“见蛇兔斗草莱中，以为异，因请于主人为宅兆”，后其子果然封侯，即与刘家事相类。又如“六尺巷”的故事，既传为刘统勋事，又传为聊城傅以渐、桐城张英、兴化郑板桥、道县何绍基事，倘再上溯，还可追寻至明人于慎行、杨仲举、郭朴等。但事情的本来面目究竟如何，都有待可靠史料的证实。倘有谁肯下功夫去还原一下事情的真相，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戏说”的层面，那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可喜的是，吾弟玉峰先生新近就完成了这样一件实实在在的工作。其所著《刘统勋知见录》，一反世俗之“戏说”，而通过对史料的精心爬梳和认真鉴别，将到目前为止，自己所“知”所“见”之有价值的刘统勋资料汇入书中。全书计有“年谱梗概”“传记集萃”“史料辑览”“诗文遴选”四个部分，可谓是有关刘统勋本事的较完整而又真实的记录了。这不但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近真的刘统勋形象，而且也为时人认识和研究刘统勋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可以说，以真实的材料来记述“真宰相”的事迹，便是此书的最大特点。

谓刘统勋为“真宰相”，语出乾隆帝。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一月十六日卯时，刘统勋在入朝途中病逝，享年75岁。乾隆帝临其丧，见其俭素，为之恸，并流涕谓诸臣曰：“朕失一股肱！”既而曰：“如统勋，乃不愧真宰相。”（《清史稿·刘统勋传》）由今观之，刘统勋之所以被乾隆帝称为“真宰相”，不外有四个方面的表现：

一曰襄赞纶扉，决疑定计。刘统勋“精敏而有胆识”，自乾隆十七年（1752）在军机处行走，乾隆二十四年（1759）为协办大学士，乾隆二十六年（1761）拜东阁大学士，长期参与枢机，甚为乾隆帝所倚重，而“尤以决疑定计见契于高宗，许为有古大臣风”（《清史稿·列传》八十九）。如金川用兵，刘统勋前曾屡议撤兵，及木果木军覆，乾隆帝烦懑无计，不知继续用兵还是撤兵，遂召刘统勋计议。刘统勋慨然曰：“日前兵可撤，今则断不可撤。”并提议由阿桂平息此事，与乾隆帝意合。结果，“凡七日，小金川平”（《清史稿·阿桂转》）。又如户部疏论诸行省州县仓库多空缺，乾隆帝欲尽罢州县吏不职者，而以笔贴式等官代之，然事关全国政体大局，不敢遽定，又听取刘统勋的意见。统勋先言“臣昏耄，诚不敢遽对”，翌日则顿首言曰：“州县治百姓者也，当使身为百姓者为之。”语未竟，乾隆帝即采纳了他的意见，事遂寝。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十六）记此说：“当公进说时，同列皆洒晰变色，而公进趋凝然，若无其事。”并赞许道：“其能断大事，力回天听，多类此。”

二曰查勘河海，治水安民。刘统勋是有清一代的治水名臣，他一生曾屡勘河工海塘，为保民生做出了重要贡献。从乾隆元年（1736）从大学士嵇曾筠赴浙江学习海塘工程开始，到乾隆六年（1741）、乾隆十一年（1746）命勘海塘，乾隆十三年（1748）往勘河道及运河，乾隆十八年（1753）往按邵伯湖减水二闸及高邮车逻坝并决，又驻铜山督塞河，又往海口勘黄河入海处，乾隆二十一年（1756）勘铜山县孙家集漫工，乾隆二十二年（1757）赴徐州督修近城石坝，乾隆二十六年（1761）查勘河南杨桥漫工，乾隆二十七年（1762）勘高邮、宝应河湖入江路及德州段运河，乾隆三十三年（1768）往江南酌定清口疏浚事宜，直至去世前四年即乾隆三十四年（1679）仍复勘山东运河。他在实际勘察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很多治水建议，如浚聊城引河水以分运河水注海，在高、宝河湖入江路开引河并择地筑闸坝，疏清移吏董理四女寺、哨马营两引河毋使运河淤阏等，皆切实可行，并深得乾隆帝称许。

治河之事关乎国计民生。清代，由于黄河多次泛滥，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而刘统勋的仕官生涯几与治河相终始，这既反映出水利问题的重要性，同时也可以看出刘统勋在治水方面所表现出的卓越才能。

三曰按事明断，严惩贪官。刘统勋“神敏刚劲”，洞悉吏治流弊，其一生所查办的大案要案甚多。如广东按粮驿道明福违禁折收，云南按总督恒文、巡抚郭一裕假上贡抑属吏贱值市金，山西按布政使蒋洲抑属吏补亏帑，陕西按西安将军都赉侵饷，归化城按将军保德等侵帑，苏州按布政使苏崇阿误论书吏侵帑，江西按巡抚阿思哈受赇等（皆见《清史稿》本传），皆能查明事实，无冤无纵，令犯罪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还特别注意查办各项工程中的贪腐行为。如乾隆十八年（1753）他往按邵伯湖坝决，同时又查明河员亏帑误工，从而诏夺河督高斌、协办河务巡抚张师载职，并穷治侵帑诸吏。乾隆二十六年（1761）查勘河南杨桥漫工，他私访后发现河吏因索贿未遂，拒收刍茭，致使工程迟迟未能开工，即将主事者“杖而荷校以徇”，结果“薪刍一夕收立尽，逾月工遂竟”（《清史稿》本传）。正因为刘统勋在断案及肃贪方面的杰出表现，所以后世有关刘统勋“私访”的故事才广为流传，而《刘公案》之类的公案小说也不断问世。当然，这已经属于“戏说”的范畴了，不过追本求源，也还是有其因由的。

四曰清正廉洁，拒腐不沾。刘统勋廪性简傲，立朝侃然，不蹈科名积习。遇有不正之风，辄慨然言之。如他在左都御史任上所上二疏，一请停大学士张廷玉近属陛转，一请减尚书公讷亲所管事务，皆正气凛然，直声震朝野。至于他自己，则正如乾隆皇帝所称，“终身不失其正”。据昭《啸亭杂录》（卷二）记，有位任巡抚的“世家子”年底派人致送千金，刘统勋正色对来人说：“汝主以世谊通问侯，其名甚正。然余承乏政府，尚不需此，汝可归告汝主，赠诸故旧之贫寠者可也。”又有赀郎昏夜叩门，欲有所馈，公索性拒而不见。次早至政事堂，呼其人至，责曰：“昏夜叩门，贤者不为。汝有何廪告，可众前言之，虽老夫过失，亦可箴规也。”吓得其人“嗫嚅而退”。

刘统勋虽贵为“阁老”，然平日生活也极其简朴。据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二）记，刘统勋“官愈尊而贫如故，第宅不修，车马不饰。贵后，老仆犹呼十二叔，有教以呼大人者，公闻大怒”。又记：“刘文正公节俭素著，朝珠无十两以上者，线断珠落不复拾。出差从二仆，所至闭后院，不使见一人，传呼即用州县供应。家人用马，不过六七匹，无过站礼，食物不索珍错。尝因籍没，无家资，耕田四驴入官。后命赏还家产，四驴在县已饿毙，县令买四健驴以偿。”谓其家资仅有四驴，可能是乡间笑谈，然其“官愈尊而贫如故”却是事实。

有清一代，大学士多矣，而能被称作“真宰相”者，刘统勋一人而已。而刘统勋其人其事，不但于清史乃至中国吏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即对今天的吏治建设尤其是反腐倡廉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惜有关刘统勋的专门研究（戏说不算），至今尚未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这样说来，则《刘统勋知见录》的成书与梓行，亦可谓适当其时了。

是为序。

201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