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文化与名区文化的双向交融——《苏轼密州研究》序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十二月三日，苏轼以知密州军州事的身份踏上了密州（州治在今诸城市）大地。直到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中旬离任，他在密州共生活了两年多。在密州的两年是苏轼一生中的一个重要时期，期间，他不但政绩突出，就连其思想与文学创作也发生了重要的转折和飞跃，是苏轼研究中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环节。而且，苏轼虽居密两年，然其对密州文化的影响却持续了上千年，又是研究诸城文化者所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基于此，陈志伟君将迄今为止有关苏轼密州研究的代表性论文50余篇汇为一集，命曰《苏轼密州研究》，并问序于余。余于苏轼虽素乏研究，然既身为密人，义不容辞，遂勉为之。

披览是集，发现所选论文计有三个方面，即“行绩研究”“思想研究”“创作研究”，有关苏轼在密州的诸多问题，学者之述备矣。在此，我不拟重复相关的内容，只想就密州的文化氛围对苏轼思想与创作转变的催化与促进，以及苏轼对密州文化的深远影响谈两点意见。

先说第一点。首先，苏轼知密期间，其思想由单纯的儒家思想进而为儒、释、道的融合，由执着的“致君尧舜”而发展到“超然”“自达”，这与密州地区以儒为主、兼容各家的学术氛围的熏陶是分不开的。宋代的密州共辖诸城、安丘、高密、莒县、胶西（板桥）五县，其中的大部分地区在历史上都属于琅邪文化区。尤其是州治诸城，在汉代更曾长期作为琅邪郡的郡治（时称东武），一直是当时的学术中心之一。而作为兼得齐鲁文化之长的琅邪文化，其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兼容性。例如儒学方面，无论今文、古文，还是齐学、鲁学，在这一带都有长时间的传播。直到宋代，密州的文风仍然很盛。苏轼知密州时期的州学教授赵杲卿（明叔），以及苏轼的好朋友、太常博士乔叙（禹功），都是诸城人。还有那位与苏轼不甚相得的赵挺之，以及比他更晚一辈的诸城文人赵明诚、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作者），更是学术史、艺术史上的赫赫名家。苏辙所谓“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正是对密州这种浓厚学术氛围的生动写照。至于佛、道，宋代的密州一带也比较盛行。苏轼《玉盘盂》称：“东武旧俗，每岁四月，大会于南禅、资福两寺，以芍药供佛，而今岁最盛，凡七千余朵。”其时诸城佛事之盛于此可见。道教方面，则诸城西南的九仙山及诸城东南的卢山据云都有“仙人居之”，而俗传卢敖即于卢山得道。九仙、卢山及城西古寺都是苏轼知密州期间时常游历的地方，他在观赏风景的同时，曾受到过某种宗教气氛的熏陶自是可能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苏轼思想影响很大的黄老之学在密州一带的广泛传播。汉初黄老之学的代表人物盖公便是胶西人。《史记·曹相国世家》记曹参曾迎请盖公，并采用其“贵清静而民自定”的“治道”。《史记·乐毅传》“太史公曰”亦称“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密州地区既是黄、老之学的发源地，而盖公又曾教于高密、胶西一带，则黄老之学在密州一带的传播自不待言。而苏轼守胶西后，知盖公为邦人，遂“师其言”，并修建“盖公堂”，仿曹参而“避正堂以舍盖公”，这既反映了他对前贤的景慕，同时也可看出密州地区黄老之学的氛围对他的影响之大。

概言之，密州地区以儒为主、兼容各家的学术氛围，对苏轼以综合性为特征的思想的形成，尤其是超然自达世界观的确立，无疑是起了促进作用的。而正是这种超然自达的人生观支配了苏轼的一生，并成为他身处逆境时的主要精神支柱。

其次，密州地区古朴、淳厚、豪放的民俗及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东州乐府”，对苏轼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豪放词的形成，也是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的。学界一般认为，苏轼豪放词风的形成始于密州时期。至其原因，则除了宋词发展演变的大背景以及苏轼本人的才华外，密州的民俗及文学氛围应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民俗方面，密州地区所保留的古老岁时之俗如三月上巳的祓禊与流杯（苏轼有《满江红》词以记其事），将人与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这对置身于纷乱现实社会的苏轼来说，无疑会得到一种精神上的净化与升华。密州地区“好学重儒，习礼义，尚齿让”的社交之俗犹有古仁人之风，也令苏轼与同僚、友朋、文人、员外、百姓都相处得非常和谐。所谓“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正是他与密人和谐相处的真实写照。尤其是源于先秦的狩猎之俗，更对苏轼的性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史载齐人善猎，《诗经·齐风》中便多次描写过狩猎场面。苏轼一生中仅于密州举行过狩猎活动，这不是偶然的。现存苏轼的诗词中，有数首都写到他在密州的出猎，如《祭常山回小猎》《和梅户曹会猎铁沟》及《江城子·密州出猎》等。而从“黄茅冈下出长围”“千骑卷平冈”以及“为报倾城随太守”的描写来看，当时狩猎的场面还是十分壮观的。在此种浓烈的气氛之中，真难怪诗人要“老夫聊发少年狂”了。狩猎活动既反映了密州民俗豪壮的一面，同时对养成苏轼的达观豪放之情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而达观豪放之情便是苏轼豪放词创作的内在精神与情感基础。

至于密州地区的“东州乐府”，最早可以追溯到舜的时代。孟子云：“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今诸城市北面有村名“诸冯”，即孟子所说的舜生地。清初诸城学者、诗人张石民在《其楼文集·诸冯辨》中还记述过一首传自远古的《乐乐之歌》，歌云：“我乐乐，尔乐乐，尔我同乐乐。”音节简单，格调古朴，与传为虞舜时期的《南风歌》和《卿云歌》十分相似。汉代，密州地区产生了著名的乐府乐章《东武吟》。《元和郡县志》云：“密州诸城县，本汉东武县也，属琅邪郡，乐府章所谓《东武吟》者也。”东武本山名，即今诸城市古城岭一带。而苏轼守胶西时，既然常与通判刘庭式一起去《东武吟》的发源地“古城”采撷杞菊，想来也不会不领略其风情并受其感染。何况文彦博在寄给他的《寄题密州超然台》诗中还力劝他“勿作《西洲》意，姑为《东武吟》”呢！也正是在这种浓厚的“东州乐府”氛围中，苏轼于熙宁八年（1075）写给鲜于子骏的信中说：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这“一阕”便是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亦即苏轼豪放词的创始之作。

再看苏轼对密州文化的影响。我以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清正爱民的传统。苏轼居密期间之政绩，举其大者，则有灭蝗、抗旱、扑盗、减赋、拾弃婴、兴教化等，而其宗旨皆在爱民。苏轼虽然“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其二》），甚至为了率民灭蝗而累得“我仆既胼胝，我马亦款矻”（《和赵郎中扑蝗见寄次韵》），但还是觉得“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这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勤政爱民，永不懈怠，永不满足。而他自己呢？也同平民一样过着艰苦的日子，“斋厨索然，日食杞菊”（《超然台记》）。他手中不是没有粮食，而是要用这些粮食来“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所活亦数千人”（苏轼《与朱鄂州书》）。苏轼居密时期的这种清正爱民传统，既为此后任职密州者所继承和仿效，又深深地影响了从密州走出去的邦人。前者以爱民著称的“二杨公”即杨天民与杨继盛为代表，后者以清正爱民而载誉政坛的刘统勋、刘墉父子为楷模（刘家的堂号即为“清爱堂”），他们在历代悬于县署大堂上的那块“仰苏堂”匾额的感召下，都继承了苏轼清正爱民的优良传统。

二是文学创作的风气。在密州的两年，既是苏轼思想与文风转变的两年，又是他创作丰收的两年。据不完全统计，他在密州所作之诗歌有127首，词18首，文64篇，共计209篇（据朱靖华先生统计）。其中有些作品，如《江城子·记梦》《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以及《超然台记》等，都堪称是他的代表作。这对密州地区文学创作风气的形成，无疑是起到了带动作用的。从历史上看，密州地区向以经学著称于世，而文学创作则相对薄弱。但自苏轼知密以后，密州一带的文学创作却蔚成风气。尤其是明清以来，更是诗人辈出，名家涌现。仅《东武诗存》（嘉庆间王赓言编）所选录的元代以后至清嘉庆间的诗人即达270余人，诗作3500余首。像丁耀亢、邱石常、邱元武、刘翼明、李澄中、张石民等人的诗，在当时的诗坛上都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而苏轼当年曾游览的九仙山、卢山及铁沟，后来都成为县内诗人聚会及流连的处所，超然台更是文人们仰苏的圣地。降至近代，密州一带的文学创作又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以臧克家为代表的诗歌创作，以王统照为代表的小说创作，以孟超为代表的戏剧创作，以陶钝为代表的曲艺创作，以崔嵬为代表的电影艺术创作，都攀上了各自领域的高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们也都承袭了苏轼的流风遗韵，并焕发出新的时代精神。

三是超然脱俗的精神。“超然”一词语出《老子》（第二十六章）：“虽有荣观，燕处超然。”“荣观”谓华丽的景观，“燕处”谓安居，“超然”谓超越、超脱貌。合而言之，即面对华丽的景观而能超脱之，安居而不沉溺其中。不过，“超然”一词经由苏辙命为台名，又经苏轼的人生实践，实已被赋予了新的含义，那就是超脱物累的精神境界，超越荣辱的宽广胸襟，以及超出世俗的艺术人生。应该说，苏轼的“超然”，已融儒家的“从心所欲”、佛家的“超脱”、道家的“无为”以及黄老的“清静”为一体，并内化为苏轼自身的精神了。而这种超然脱俗的精神在苏轼之后，也为密州地区的人们尤其是知识界所继承，并成为密州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自明代的“九老会”（成员有谭章、范绍、窦昂、陶成、常云、臧节、丁纯、侯廷相、刘士则）、“琅邪西社八友”（成员有张肃、杨津、董其昌、张文时、张世则、臧惟一、丁惟宁、陈烨），到清代的“诸城十老”（成员有丁耀亢、王乘箓、刘翼明、李澄中、张衍、张侗、邱元武、徐田、隋平、赵清）、“张氏四逸”（张衍、张侗、张佳、张傃），可以说都是对苏轼“超然”精神的一脉相承。

苏轼在《答陈述古二首》（其一）中咏道：“漫说山东第二州，枣林桑泊负春游。”其所谓“山东第二州”即指密州（第一州为青州）。而自琅邪至密州，自东武至诸城，虽行政区划不断变易，诸城作为东鲁名区的地位一直未变。及至苏轼知密，名区又与名人相并，两者相辅相成，交相辉映，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种奇特现象，即名人文化与名区文化的双向交融。其交融的结果，不但促成了苏轼思想的升华与创作的转变和飞跃，同时也为密州文化增添了新的元素。

当今，名人文化与地区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但能将名人与特定地域紧密结合，并探讨其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则这样的研究还不多。可喜的是，陈志伟君已开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了，是集之编，便可视为对此种研究的有益尝试。

是为序。

201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