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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幼时生长齐鲁乡间，七岁始入小学，然此前已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了。犹记余五岁时，与从弟往先大母处，大母以盘盛梨二枚，置于吾兄弟间，弟径取小者，而将大者让余。大母问之，弟曰：“兄年长固应食大者，吾年小当食小者。”大母闻后，与大父合掌而笑曰：“古人云‘融四岁，能让梨’，信有之矣！”盖其时弟方四岁，而余与弟小字即同于孔北海之名也。自此以后，便时常从大母口中闻听一些《三字经》的语句，什么“玉不琢，不成器”“香九龄，能温席”“头悬梁，锥刺骨”之类，都已牢记于心了。

入小学后，开始念的是“马、牛、羊”“刀、口、尺”，后来又读“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但越是认了一些字，便越是对课本上的内容感到不满足。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家中竟藏有一册绘图本的《庄农日用杂字》，遂如获至宝，半懂不懂地读了起来。如今虽已年近古稀，但小时候读过的那些饶有兴味的句子却还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如：

寥寥几句，将农村打麦场的情景惟妙惟肖地表现了出来，令人终生难忘。到了初小毕业的时候，我差不多已将村中能找到的《三字经》《百家姓》等都找来读了。因为那时的农村小学实在没有什么别的课外读物，所以这些书虽读起来有点枯燥，但毕竟能学到一些知识，并可陶醉于那简单的韵律之中，所以也就乐读不厌了。

我最早接触到《幼学琼林》，大约是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那时由小学四年级升五年级，需要到镇上的一处完全小学，并须经严格的考试（淘汰率大致是百分之五十）。记得是五年级的下学期，班上一位作文成绩极好的同学带来一本书，书名好像叫《幼学故事琼林》，我翻阅了一下，顿时恍然大悟，原来他作文中使用的那些精彩的句子，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等，都出自这本书中。于是我也对这本书爱不释手，并征得同学的同意，晚上借回家去，就着豆油灯，用母亲糊窗户的白纸，将自己感兴趣的一些句子摘抄下来。这样的抄写大约继续了三个夜晚，后来还订成了薄薄的一本。自是每天放学的路上，都从书包里取出来读上一遍，后来也渐渐能背诵和应用了。到了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的作文便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拿到班上来读。进入初中后，更常为县报写些通讯、散文、小小说之类，居然也都能登出。当时的我别提有多高兴了。

光阴荏苒，匆匆五十余年过去，我由一个乡间学童，先是在县城读完高中，后又负笈南游沪杭，最后竟辗转来到了陇上的一所高等学府，做起“人之患”来了。世事沧桑，当年摘抄《幼学琼林》的本子早已不知去向。而正当我为此惋惜的时候，适有贾君龙梅来访，并带来了她新近所补注的一本《幼学琼林》，求为作序，这真是令我喜出望外。重温此书，仿佛有如见故人之感，不但儿时的许多记忆被勾起，而且对此书的认识也远较先前更全面、更深刻了。

由今观之，《幼学琼林》之所以成为一本长期流传且又能施惠于人的启蒙读物，不外有两方面的因素：

一是它的内容特点。该书所涉及的领域，既有天文地理、职官朝制，又有家庭亲属、师友宾朋；既有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又有衣食住行、风俗礼仪；既有器物技艺、鸟兽花木，又有人事科第、释道鬼神。可以说，举凡自然界和人世间的所有事物，几乎都被纳入书中，而且分门别类，古往今来，有条不紊地被叙列出来。这对于年轻的学子来说，无论是知识增长的渴望，还是古代文化传承的需要，抑或文章写作的借鉴，无疑都是一本极为理想的工具书。

二是它的形式特点。该书的编排打破了传统韵书纯以三言、四言或五言、七言成句的限制，全是根据内容的需要，不拘字数多少，唯求偶句成对，且并不强求押韵。这种灵活的形式，既增大了全书的包容量，同时形成了一种错落有致、婉转深湛的美学特色。这也是受到人们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作为一本成书于封建时代的蒙学读物，其中也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烙印，如所谓“三从”“四德”“龙种”“麟角”之类便是。这对今天的青年学子来说应是不难识别的，相信他们也会正确地对待。而值得注意的是，历代的人们判断精华和糟粕的标准却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有些原先被视为糟粕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今天则又被人们所遵从。如古代婚礼中的“下采”“合卺”等环节，在今天的婚礼中便重新出现了，只不过换了“彩礼”“交杯”等名目而已。还有古人见面时的作揖，虽被中华民国所废止，并代之以握手，但到了“非典”时期，人们却又不约而同地用作揖来代替握手了。这便是通常所说的与时俱进，或曰古为今用。《幼学琼林》中的许多故事都属于此类。

目前，新出的《幼学琼林》多是明代程登吉原编（或曰明代邱浚所编）、清代邹圣脉增补并作注的本子。这是传世最佳的一种，龙梅君所选用的底本也是这一种。但原注有些地方却未免过于简略，且未有注音，单靠原注往往很难明了其中的意蕴。有鉴于此，龙梅君费时一年，查阅了大量资料，为原注作了增补，并新加了注音与译文，篇幅几两倍于原书。相信今天的年轻学子读起这本书来，一定要比我当年容易多了，而其收获则会较我更为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