蚩尤当与炎、黄并列“中华三祖”——宫力行《中华三祖》序

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中华民族也是由多个不同的民族所组成的大家庭。这无论从考古发现、古史传说，还是从古代文献所记载的信史中都是可以得到证明的。

早在旧石器时代，猿人（距今数十万年前的直立人）、古人（距今10万年至4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新人（距今4万年至1万年前的晚期智人）即已在中国大地上广泛分布，并开始创造自己的文化了。到了距今8000年至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征更表现得分外明显。其时，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黄河中游文化，以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为代表的黄河下游文化，以马家窑文化为代表的黄河上游文化，还有以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下游文化，以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为代表的长江中游文化，再加上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燕辽文化等，交相辉映于中华大地，不但精彩纷呈，而且逐渐内向、融合，为古老的中华文化书写着最初的绚丽篇章。而从古史的脉络来说，这一时期便大致相当于传说中的伏羲氏、神农氏及“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时代。若以地域判之，则又不外三大集团，即西北的华夏集团、东方的东夷集团和南方的苗蛮集团。正是这三大集团的不断相融，遂形成了日后中华民族的主体，并创造出辉煌的中华文化。

炎帝与黄帝作为华夏集团的代表人物，一直被后人视为中华民族的正宗，直到今天，人们仍在津津乐道自己是炎黄子孙。这样的民族情结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其提法却是不够全面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在华夏集团之外，还有着另外两个集团，尤其是与华夏集团长期争斗并不断融合的东夷集团，其对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同样是十分深远的。

所谓东夷人，其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距今四十余万年的沂源猿人（1981年发现于山东中部沂源县的骑子鞍山洞穴），他们是与北京猿人差不多同时存在的中国古人类之一。沂源人及其后裔所创造的文化便是东夷文化。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仅在新石器时期，东夷文化就已经历了后李文化（距今8500年）——北辛文化（距今70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6000年至4500年）——山东龙山文化（距今4000年）等几个阶段，其覆盖的区域已遍及山东全省及冀南、豫东、苏北、皖北等地区。这是一种独立存在而又高度发达的文化，日后的齐鲁文化就是由华夏文化与东夷文化的交融而形成的。

当然，东夷人只是一个统称，早期的东夷人内部是分为若干支系的。如山东半岛一带的莱夷，山东中部的风夷，以及苏北的徐夷、皖北的淮夷等，古书所谓“九夷”，正是极言东夷人支系之多。其中尤值得注意的是，在距今5000年前后，居住在今山东西部的东夷人中还出过一位与炎（即末代炎帝榆罔）、黄齐名的领袖，即蚩尤。

一般认为，蚩尤乃东方九黎族的部落酋长，属东夷人的后裔，所谓九黎，实即九夷。相传蚩尤兄弟八十一人，而实际情况可能是九黎为九个部落，每个部落又有九个氏族，合计共有八十一个氏族。这的确是一支庞大的势力。不仅如此，蚩尤部落的文明程度也是相当高的。《管子·五行》载：“蚩尤明乎天道。”唐房玄龄注：“谓知天时之所当也。”可见，《山海经·大荒北经》所说蚩尤与黄帝作战时曾“请风伯、雨师从（纵）大风雨”，实际所反映的乃是蚩尤部落对天象的熟知与运用。又，《尸子》说：“造冶者蚩尤也。”《世本·作篇》云：“蚩尤作兵。”《管子·地数》云：“葛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史记·五帝本纪》《正义》亦引《龙鱼河图》，说“蚩尤兄弟八十一人”，“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这说明蚩尤部落已掌握了冶炼技术，并能制造金属兵器，而其时的黄帝族却还不会冶金，故只能看着蚩尤“威震天下”。再据罗泌《路史·后纪四》载，蚩尤还曾作“五虐之刑，延于平民”，并“逐帝（末代炎帝榆罔）而居于涿鹿，兴封禅，号炎帝”。这又说明蚩尤不但在治理民众方面已有了一定的章法，还曾一度取末代炎帝而代之，在涿鹿建立过自己的政权，而这也许是蚩尤又被混同于炎帝的原因了。

据《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在与末代炎帝（即榆罔）战于阪泉之野并统一炎帝部落之后，又“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战败后的蚩尤部落去向如何呢？应该说大部分已被融入了华夏集团，当然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因为直到夏初，东夷人的后裔仍在与华夏人在争斗着。蚩尤部落的少部分则南迁与当地的三苗相融合，并与百越等族一起形成了苗蛮集团，这也就是苗族自称为蚩尤后裔的由来。所谓三苗，其活动区域“本在江淮、荆州”（《史记·五帝本纪》），即所谓“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后经尧、舜、禹三代的讨伐才迁至今天的四川、贵州一带。而苗蛮集团最终亦被融入了中华民族。这样说来，无论是留在东夷地区的蚩尤部落成员还是南迁的蚩尤部落成员，都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做出过杰出的贡献。

至于蚩尤本人，后世帝王也一直把他当“兵主”和战神而加以祭祀。《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始皇既并天下而称帝后，“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一曰天主……二曰地主……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琛按：即今山东阳谷县境内之蚩尤塚），齐之西境也。”又据《史记·高祖本纪》载，汉高祖刘邦起兵时也曾“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并在统一天下后，“令祝立蚩尤之祠于长安”（《汉书·郊祀志》）。民间对蚩尤的祭祀也时有记载。《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览》曰：

蚩尤塚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

直至今天，苗族同胞对蚩尤的纪念仍然不断。苗族不但视蚩尤为自己的先祖，而且在其民族习俗中还保留有不少与蚩尤相关的情结。例如苗族葬礼上所吟唱的《引路歌》，其中便有将鬼魂引到故乡的内容，而所谓“故乡”，正是“在黄河入海口太阳升起的地方”，恰为当年蚩尤活动的地区。

但遗憾的是，由于蚩尤曾被黄帝战败，后人受“成王败寇”正统观念的影响，蚩尤及其部落的这些丰功伟绩非但湮而不彰（以致造成后人叙事的模糊与矛盾），而且连他本人及其“兄弟”也被说成是“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龙鱼河图》）的恶魔了。这真是中国历史上一桩最大的冤案！

不过可喜的是，近年来人们已开始对这一冤案给予关注，不少有识之士也将蚩尤与炎黄并称，宫力行先生费时十年完成的《中华三祖》便是这样的一部著作。该书从列举与诠释最原始的文献（如《史记·五帝本纪》《资治通鉴外纪·神农氏》《路史·后纪·蚩尤传》）开始，并引据相关的史籍及实地考察资料，对炎、黄、蚩的事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对有关的疑案也做了认真的剖析，其中颇不乏作者的真知灼见，有些亦可补前人研究之不足。如辨神农氏与炎帝并非一人，而炎帝亦非一代，自建都宝鸡地区的一世炎帝至末代炎帝榆罔，先后共传17世计500余年；界定炎、黄、蚩的活动基地并具体描述了三祖在阪泉、涿鹿大战的实际过程；以炎黄之争为华夏族内部之争，以炎黄与蚩尤之争为华夏与东夷之争；以及辨“四岳”之不同于“四夷”等，皆甚有见地。其中尤以对蚩尤事迹的考辨，更能显示作者求真求实的治学精神和对史料的细心爬梳工夫。作者不但勾勒了蚩尤活动的真实情况，指出蚩尤是炎帝之后、黄帝之前的“一朝天子”，肯定了蚩尤的种种发明创造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而且对以往不被人注意的蚩尤事迹也有所发现。如作者据《汉书》“蚩尤叛反，黄帝涉江”及马王堆出土帛书《十六经·五攻》“黄帝登上博望山，惔卧三年”，考证出蚩尤不但曾取代榆罔而称炎帝，而且也战胜过轩辕黄帝，并逼迫黄帝退避江南，在博望山（今安徽当涂县境内）过了三年忧心如焚的日子便是一例。书的最后，作者还提出了修建“三祖堂”及加强中华三祖文化研究等建议，也都是可取的。

我相信，人们读罢此书，不但于蚩尤的事迹及功绩会有更多的了解，于蚩尤被列入“中华三祖”会有更多的认同，而且对“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忽略了以凤为图腾的东夷人）一类有失偏颇的提法，也定会重加斟酌的。至于书中的某些不足之处（如部分内容的前后互见及文字校对的些许疏漏），我想读者诸君也一定会体谅这位执着于中华文化研究且年已87岁的革命老人吧。

200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