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汝涛先生与琅邪文化研究

王汝涛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三年来，先生的音容笑貌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先生长我二十余岁，说起来，我们的交情应算是忘年交了。这些年我常常在想，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一见如故”（汝涛先生语），且又能保持友谊长达二十余年呢？答案是琅邪文化。

我和汝涛先生都与琅邪文化有着较密切的关系，虽然我们两人的情况并不尽同。我家在诸城，即西汉琅邪郡治东武一带，但我不到二十岁即去上海求学，后被分配到西北工作，迄今已远离父母之邦几十年了。而汝涛先生虽家在燕赵，然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一直在临沂即东汉琅邪国的治所一带工作，且已名其所居曰“琅邪居”，名其文集曰《琅邪居文集》，实际上，他已把自己当成琅邪人了。一个本籍琅邪，一个侨居琅邪，这是我们的共同点之一。其二，我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为弘扬琅邪文化而尽力。于是，在琅邪文化的感召下，我与先生便相交忘年了。

所谓琅邪文化，实际是指琅邪地区即秦汉琅邪郡和琅邪国所辖地域的文化。《汉书·地理志》载西汉琅邪郡五十一县，大致包括今山东诸城、胶县、即墨、海阳、胶南、五莲、日照、沂水、莒南等地；《后汉书·郡国志》载东汉琅邪国十三城，虽原琅邪郡的东部有些地区改属东莱郡，但其范围又向南扩展到了今莒县、沂南、临沂、苍山等地区。而秦之琅邪郡的领域更广，《汉书·地理志》所载之琅邪、城阳、胶东诸郡，大都在其范围之内。这样说来，所谓琅邪地区，约当今之山东半岛东南部，其地北靠沂蒙、泰山，东南濒海，往西则与中原相连。

由于琅邪位于齐、鲁交汇之地，所以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齐文化又不同于鲁文化而又兼得齐鲁文化之长的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即琅邪文化。琅邪文化发端于先秦，正式形成于秦汉，此后历经东汉、三国、魏晋，其影响一直达于唐、宋、明、清及近代。

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琅邪文化自然也有其鲜明的文化特征：

一是民风的古朴敦厚然又不乏进取精神。“夷俗仁”①。琅邪民风的古朴敦厚主要源自东夷文化。从历史上来看，这一带的人民性情之淳厚朴实是有一贯性的，他们不尚浮华，不慕富贵，办事认真求实，待人忠厚有礼。这里既没有齐俗的“夸奢朋党，言与行谬，虚诈不情”②，也没有鲁俗的“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③。直到明清，这一带的民风仍是比较朴厚的。而且，由于鲁俗的“好儒备于礼”与齐俗的“宽缓阔达而足智”④都被融入琅邪文化中，又促成了琅邪人外朴厚而内多智的性格。这样的气质既充满进取精神，又极宜于从政或从事艺术创造。而琅邪人的进取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这两个方面。

二是学术思想的兼容性及学风的经世致用。琅邪地区学术思想的主流无疑是儒家思想，而且出过许多著名的经师，尤其是汉代，可谓名师荟萃。而值得注意的是，琅邪地区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却并不明显，无论齐学、鲁学，还是今文、古文，都可以在这里传播。除儒学外，“长于养性”的道家思想和善于治军的法家思想以及综合性和实用性都很强的黄老思想在琅邪一带也有流传。而琅邪人的读书，又常常与“识时务”相联系，而很少有穷守章句者。所以从历史上来看，琅邪地区虽学者林立，但大都已转化为著名的政治家或军事家了，很少有皓首穷经的经学家。

三是谋略的深远与行动的谨慎。琅邪地区的思想家或政治家，无论从政还是处事，既不像齐人的“夸诈”⑤，也不似鲁人的“龊龊”⑥，他们常好作深层次的思考，表现出深远的谋略。诸葛亮便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还有西晋末年琅邪王氏族人劝琅邪王司马睿南迁，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且，琅邪人在宏观决策上表现出深谋远虑的同时，在具体行动上又是认真稳妥的，所谓“诸葛一生唯谨慎”，便集中体现了琅邪人的这种特点。

四是以家族为主的文化传承方式。琅邪多世家大族，而琅邪文化的传承便多半是通过这些世家大族来完成的。像琅邪王氏、伏氏、诸葛氏、颜氏等，其文化传统便可以从两汉一直持续于后代。

总之，由琅邪地区特殊的地理形势及人文环境所形成的琅邪文化，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的形成虽较齐鲁文化为晚，却兼有了齐鲁文化之长，而且这一文化至今都没有间断。如果说鲁文化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和孟子，齐文化的代表人物是孙子和管子，那么琅邪文化的代表人物便是诸葛亮与王羲之。在这一点上来说，琅邪文化与齐鲁文化一样，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应该说，对于琅邪文化的上述认识，我与汝涛先生是有共识的。记得1994年在沂南举办的全国第八次诸葛亮研讨会上，我提出“琅邪文化”的概念并阐明其文化特征后，先生曾大加赞赏，并深情地说：“琅邪文化的研究，临沂方面已经有些人在做了，诸城方面就靠你了。”但说起来实在惭愧得很，由于教务的繁忙及关山的阻隔，直到汝涛先生去世后，我才指导胶南的同志编写出了四卷本的《琅琊文化史略》（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算是对先生的告慰。其间虽也写过一些零星的文章，但仅是凭着一种“故土情结”在做些细微的工作而已。而汝涛先生就不同了，他对琅邪文化的研究是有计划的，是全方位的，而且几十年来，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已是公认的。例如，先生关于琅邪金石的研究，关于莒文化的研究，关于郯城马陵山古战场的研究，关于诸葛亮的研究，关于王羲之、颜真卿的研究，以及对《金瓶梅》作者的研究等等，可以说都对琅邪文化的深入研究做出了贡献，从而受到学术界的尊敬。在此，我不拟对先生的学术成果做全面的评介（这方面的工作已有不少同志在做），仅谈谈先生的治学尤其是从事琅邪文化研究的一些特点，既以自勉，也兼为后学提供一种切实的治学门径。

我以为，汝涛先生的治学，尤其是对琅邪文化的研究，似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对材料的广泛搜集与精心鉴别。先生的学养深厚，知识面宽，读的书也很多，这是学术界的朋友们都知道的。所以，读先生的文章，总感资料翔实，而且运用起来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但是先生在使用材料时却从不马虎，更不是盲目堆砌，一拥而上，而是经过了认真的核实和精心的选择，尽量做到所依据的材料准确无误。如先生为研究莒文化而对《重修莒志·大事记》所做的补正，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应该说，1936年重修的莒县县志还是一部比较好的旧志，尤其是其中的《大事记》部分，一向被视作辑录完备、考证精确的资料。但是经过先生的精心考证，自莒初封至被楚所灭，六百余年中，大事可钩稽者共七十五事，而“《大事记》误、漏者二十二条，几占三分之一”⑦。先生将经过自己鉴别、补正的资料一一罗列出来，不但使自己的研究建立在了可靠的基础之上，而且省却了“后人的核对之功”，可谓溥惠后学不浅。再如对张澍《诸葛亮集》所引《诸葛氏谱》的辨伪，也可以看出先生在使用历史资料方面所持的审慎态度。《三国志》裴注所引的《诸葛氏谱》，隋唐间已佚，然而清代张澍所编的《诸葛忠武侯文集》（中华书局出版时改名为《诸葛亮集》）的“故事”卷中竟五处引用了《诸葛氏谱》。经先生考证，除“京字行宗”一条为裴注外，其余四条均未见引于隋代以前的任何书籍，且事迹多与事实不符。所以，先生的结论是：“这四条，如果不是张澍所据的资料是伪造的，就是张澍自己伪造出来的资料”⑧。至于对近年来所发现的《全裔堂诸葛氏宗谱》，虽被有些人“视作秘籍”，一时间也“颇为轰动”，但先生读后却对其中的某些内容提出了疑问，并判断它不是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时曾引用过的《诸葛氏谱》。事实也证明，谱中第一代至第三十七代部分乃是1962年才增入的⑨。

先生对资料的深厚积累与高超的鉴别能力，自然反映了他的学术功底，这并非一日之功，亦使晚辈如我者所难以企及。但先生对于材料的严肃态度和负责精神，不但令我们钦佩，而且为学界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二是严格遵循“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的原则。先生常说自己“没有资料，没有证据，不轻易说话”。而掌握了一定证据之后呢？也并不是把话说满或说过头，“宁可失之于浅，不愿妄下结论”，更不去追求什么“轰动效应”。先生的这一学术原则，在其对《金瓶梅》的研究中表现得最充分不过了。关于《金瓶梅》的成书及其作者，学术界的看法可以说是见仁见智而又聚讼纷纭，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耸人听闻的议论。据统计，光是入围的有名有姓的作者即达九十余人，而且有不断增加的趋势。面对这样的一种研究现状，汝涛先生仍坚持“无征不信”的原则。他在对前贤及时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检讨之后，并凭借自己“居临沂市垂五十年”（古兰陵1949年后属于临沂市），熟悉当地语言风习的优势，以及深厚的学术功底，对《金瓶梅》的成书及作者提出了不少极富学术价值的见解。例如，先生认为兰陵笑笑生写《金瓶梅词话》，“极可能收集了一些专说《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这一部分并加以生发的多个不同的，或彼此连贯，或各自独立的说唱人底本。但他面对这些底本，不是单纯地连缀、敷衍成一个长篇，而是进行一次‘再创作’，使之成为面目全新的一部书”⑩。而且，全书也“不是一下子写成全稿然后问世的，是经历了约二十年陆续写成，写成一部分就有人抄传一部分。大约万历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先成数卷，最后全书收功当在万历四十年前后了”。这个成书的年代虽较吴晗先生所判定的上下限（即万历十年至三十年）又各往后推了十年，但无疑是更精确了。而“写成一部分就有人抄传一部分”的观点，更是前此无人能道，经先生点出后，几令人有“茅塞顿开”之感。但是，在《金瓶梅》的作者问题上，先生虽举出大量证据，批驳了“大名士”情结，并运用内证，为笑笑生勾画轮廓，认为笑笑生是生活于社会下层的文人，“他有丰富的学识，三教九流之学多所涉猎”，他“尝居京师，或屈于下僚，颇熟悉中级朝官的生活，特别熟悉锦衣卫的内幕”“对运河重要码头临清亦极为熟悉”。然而，先生仍是“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在没有确凿的资料以证明兰陵笑笑生的真实姓名之前，决不肯随意从《明史》或地方志中强拉出一个作者来“充数”。这样的研究较之那些证据不足就急于发表“新说”的做法，实在更有意义，因为它已将《金瓶梅》作者的圈子大大缩小，从而为进一步破解《金瓶梅》作者之谜开启了一种新的思路（包括先生已指出的从与王稚登的交游中以寻找《金瓶梅》作者的线索）。

三是既立论稳妥，又新见迭出。应该说，要将这两者统一起来是很不容易的。但由于先生重视对资料的搜集与甄别，并且具有严肃认真的学风、扎实的考证功夫，所以先生在学术上提出的很多新的见解都是可以令人信服的。例如，先生就莒不用周礼的事实以推论远接东夷文化的莒文化，后虽有鲁文化的东渐，“仍能保持其固有状态”；据敦煌残本贞观《氏族志》以考证孙子故里；据有关史籍及史实以考证诸葛亮离阳都故里的年代等，便是既有见地，又有说服力的。尤其是先生对王羲之家世、生平的考证，更令人叹服。旧谓王羲之书法初受于其父亲王旷，但据汝涛先生考证，王旷虽善书法，而且是劝晋元帝移镇江东的决策人，然王旷自公元309年（当时羲之七岁）以淮南内史身份带兵北上，援救被匈奴人攻打的并州上党一带兵败之后，从此便下落不明，他不可能亲自教羲之书法。伪称羊欣所撰《笔阵图》中所说的羲之“七岁学书，十二，见前代《笔说》于父枕中，窃而读之……父喜，遂与之”的话，全系虚构。而最初教王羲之书法的应该是其叔父王廙（后又从卫夫人学）。这样就解决了王羲之书法传授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再如对王羲之任江州刺史的年代问题，学术界看法亦颇纷纭。汝涛先生将这一时间定在咸康八年（342）二月至十二月，时羲之40岁（王先生定王羲之生年为公元303年），似较诸说更为合理。又如王羲之自称有七子一女（见《儿女帖》），但其女为谁，学术界只能考出她嫁刘畅，终不知其名字。汝涛先生先据王羲之杂帖中两处有“告姜”字样，且落款为“耶”（爷），复据周郢先生所提供的陕西昭陵博物馆所藏《临川公主墓志》中有唐太宗所云“朕闻王羲之女孟姜，且工书艺”的话，遂考证出王羲之女名孟姜，且工书艺。这对于研究王羲之的家族及其生平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他如对齐魏马陵之战发生地点的考证，对荀子政治思想的探讨，以及对作为政治家的诸葛亮的政治思想、政治才能、政治品质、政治实践所进行的具体剖析，其立论之稳妥，论析之透辟，虽非务求新说，然其卓识已见于文中矣。

四是史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的结合。汝涛先生不但史学根底深厚，研究成果累累，而且凭借良好的文学修养，不时创作出一些文学作品。如长篇历史小说《偏安恨》《翠谷义踪》《巾帼藩王》《王羲之》等，都是很得文艺界好评的。尤其可贵的是，先生还非常注意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融进有关的文学作品中去，从而将抽象的学术观点转化为直观的文学形象。这在先生的新著《王羲之世家》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这种两结合的做法，不但有利于学术的应用与普及，同时也将学者与作家两种职业沟通起来。而能集学者与作家于一身的人，在现今的中国似乎还不多见。

最后还要顺便一提的是，由于汝涛先生“居临沂市垂五十年”，所以琅邪文化的不少特点在汝涛先生的为人和治学态度上也都有所体现。

首先，琅邪地区淳厚质朴的民风以及为人的不慕富贵、不尚繁华，办事的认真求实态度，都可以从汝涛先生身上折射出来。先生家本燕赵，故其早年可能“慷慨悲歌”过，但自入琅邪后，更确切地说应是自我们认识后，他在我的印象中就一直是一位忠厚的长者和纯正的学者。我还记得1997年，先生代表临沂师专（今已改为临沂大学）邀请我去讲学，校方事先虽将一切都安排好了，但我到达之后，先生还是不顾自己的年事之高和身体有病，又亲自到宾馆来看望，并对我的住宿、饮食、讲学等事宜一一过问。更令人感动的是，此后先生几乎每天都来。看着先生吃力地拄着手杖一次次从楼梯上走下去的背影，我的眼泪每次都禁不住要流下来。我好像重新受到了一次琅邪文化的洗礼，并深切地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情。

其次，琅邪文化兼容和综合的特点也被汝涛先生继承了下来。汝涛先生学术根基深厚，学术路子很宽，学术的造诣也是多方面的。无论历史论著、文学创作，也无论古籍整理还是诗词鉴赏，先生都很擅长。应该说，这与琅邪文化注重学术思想的兼容性和知识积累的综合性不无关系。

再次，琅邪文化谨慎、执着、坚毅的精神也在先生身上体现着。从历史上来看，琅邪地区的思想家或政治家（可以诸葛亮为代表），无论从政还是处事，都极少随意性，他们常善于做深层次的思考，即所谓的“谨慎”。而一旦思虑成熟之后，他们在行动上所表现出来的又往往是义无反顾、百折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后来便被人们称作“倔强”。但琅邪人的倔强并不等于固执，因为他们是以深思熟虑为前提的。汝涛先生为人、为文都很持重，既不愿作官，更不去“交通王侯”，尤其不肯在学术上发违心之论（包括对某些古迹的鉴定），这也可以看作是琅邪人的一种“谨慎”与“倔强”。而其对弘扬琅邪文化的不遗余力，甚至有病不能坐卧也要坚持站立写作的毅力，又有谁说不是与琅邪文化的“执着”精神一脉相承的呢？

以上是就王汝涛先生与琅邪文化研究的有关问题所做的回顾和论析，囿于学力，见解难免肤浅，然庶可窥先生学术风貌之万一。最后，用我的一首小诗作为文章的结语：

先生品性醇，大雅冠群伦。

传道琅邪国，著书沂水滨。

鸿篇惊域内，厚德结同人。

叹息典型去，谁堪共论文。

注释：

①〔汉〕许慎《说文解字·羊部》释“羌”。

②③④〔汉〕班固《汉书·地理志》。

⑤〔汉〕班固《汉书·韩信传》。

⑥〔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⑦王汝涛《琅邪居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

⑧王汝涛《琅邪居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109页。

⑨王汝涛《琅邪居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⑩王汝涛《金瓶梅与兰陵笑笑生》，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王汝涛《金瓶梅与兰陵笑笑生》，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王汝涛《金瓶梅与兰陵笑笑生》，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

王汝涛《琅邪居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王汝涛《琅邪居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38页。

王汝涛《琅邪居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11页。

王汝涛《王羲之世家·序》，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王汝涛《王羲之世家·序》，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

王汝涛《琅邪居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62页。

王汝涛《琅邪居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5—102页。

王汝涛《琅邪居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134页。

（《临沂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