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黑是一条狗，已在我家养了多年。因为它全身毛色黑亮，又长得高高大大，所以大家都叫它“大黑”，它自己也默认了这个名字。只要叫一声“大黑”，它便会迅速地跑到你跟前，显出要接受什么任务的样子。但大黑的家族观念很强，不是对什么人都理睬的，只有我们家的人呼唤，它才会听命。

我家是一个大家族，父亲兄弟六人俱已析居，再加上依然坚持单过的祖父、祖母，共是七家人，而大黑就是专为这七家人服务的。20世纪50年代初的那几年，我们家里实在太穷，大黑也就跟着我们过苦日子。剩菜剩饭是没有的，所有的只是刷锅水之类，但大黑并不嫌弃，依然甘之如饴。由于是七家养活它一个，所以竟也长得肥肥大大，看不出是受过苦的样子。

大黑白天在六家轮流转，但到了天黑必然要宿在祖父家。祖父住的是祖宅，大门有一座门楼，俗称捎门，所以十里八村的人们都称我们家是“捎门张家”。从捎门往里是二门，实际是一间过道，这里便是大黑的住处了。每当夜晚，祖父的儿孙及客人们离开，大门、二门都关上后，大黑就在二门里面的一个角落里将息，并履行着自己看门的义务。由于它对我们家的忠诚，所以每年春节的晚上，祖母总会拿些猪骨头扔给它，有时还要配上半碗饺子，以酬谢它一年来的辛劳。

大黑对我们家的人都熟悉，都亲近。白天，祖父到每块地查看墒情，它悄悄地跟在后面；晚上，父亲到坡里看庄稼，它也跟着。有时孩子们还骑在它的身上，甚至打着它走，它也不恼。而大黑与我更是有着一段难忘的缘分。

1954年我从本村的初小毕业后，考入了枳沟镇的高小，两年后又考上了镇南边的一所初中，从此开始了长达五年早出晚归的走读生涯。枳沟镇离我家五里，初中离家八里，中间都隔着一条潍河。除了严冬时候住校的那几个月外，我几乎每天都天不亮起床，匆匆用过早饭后，书包里放上两个熟地瓜或两张煎饼（作为午饭），便一路小跑往学校奔去。放学后又沿着原路返回。我至今难忘初春和冬初潍河里那薄冰刺伤我小腿的痛楚，两腿上的“芝麻口子”常常渗着血，在夜晚醒来的时候更感到特别难受。但也有令我欣慰的事情，那就是大黑的陪伴。我清楚地记得，每当我刚刚迈出二门（我小时候与祖父、祖母住在一起），大黑便起身跟在我的身后，并一直看着我来到河边，脱下鞋子，挽起裤腿涉过河去，才转身回村。下午放学后，它又早早地来到河边等我。每次看到我踏上了北岸的土地，它都格外高兴，连蹦带跳地在我前面带路。除了住校的日子和星期天，这样的情景几乎每天都要出现，大黑简直成了我走读生活的一种慰藉。

尤令我难忘的是1956年9月的一天。那是中秋节的前一天，那个月光皎洁的夜晚，学校在附近的石屋山（庙山）举行中秋游乐晚会。晚会进行得很晚，直到晚上十点多钟才结束。等我行至潍河南岸时，一抬头，猛地发现北岸渡口处有一个黑影。我开始有点害怕，但很快便定了定神，照常渡河。待我两脚一着地，大黑便热情地扑过来。原来它见我傍晚未回家，竟一直在河边等我。那一刻，我感动极了，一边摸着大黑的头，一边说：“大黑，你真好！”并将晚会时学校发的两颗水果糖（共三颗，我已吃掉一颗）掏出一颗来，剥去糖纸，送到了它嘴边。它一边咯嘣咯嘣地嚼着水果糖，一边欢快地在前面带起路来。

但是好景不长，转眼到了1958年。为了土地增产，人们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密植，二是施肥。那时化肥还没有普及，农家肥不够用，村干部们便打起狗的主意来，即将狗打死熬成汤，冷却后浇在地瓜垄子上，据说那是最好的肥料。于是，大黑的噩运便注定了。

说起“打狗运动”，在我们家乡好像有过三次。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因武工队下乡常有狗叫，于是地下党便组织打狗。二是土改时候，县上派工作组到各村，因怕狗咬，村中又打过一次狗。第三次便是1958年了，这一次似乎最彻底，狗们鲜有孑遗。

记得那是一个麦收后的傍晚，时地瓜（麦收后秧的地瓜称时地瓜）才秧上不久，大队里便点名要大黑的肉熬汤。当时五叔是生产队长，这一任务便落到了他的头上。五叔心里不忍，但也毫无办法，因为他不动手，自有打狗队的人来执行。与其让别人把它活活打死，倒不如自家给它一个了断。但又怎么能下得去手呢？最后决定把它吊死，让它长痛不如短痛。五叔先是将一根麻绳搭在捎门旁边一棵老桃树的枝丫上，然后在一头挽个活扣，另一头则交到生产队里一个小青年的手上。可怜的大黑，在五叔摸摸它的头后，还以为是家里人在逗他玩呢，竟主动地往圈套中钻去。待它的头完全进入绳套之后，五叔示意小青年猛拉绳子，而自己则忙将头扭向一边。此刻正躲在门楼底下偷偷哭泣的我，听见大黑的一阵挣扎声，猛一抬头，见大黑已被吊在半空，不一会儿便无声无息了。接着就有人来剥皮，说是狗皮可以归主人所有，而狗肉则连夜被熬成了汤，第二天全部浇进了生产队的田里。

大黑的皮经晾干并被简单地鞣制之后，一直铺在祖父的炕上。1962年我去上海上大学，祖父说南方潮湿，而狗皮可以隔潮，就将狗皮和一条薄被裹在一起，让我带往上海。但到了学校才知道，我们的宿舍是楼房，而且我睡的是三楼的上铺（据说就是周扬当年读大学时住过的那间宿舍），狗皮根本用不上，所以放寒假时便带回家中。此后这张狗皮又被铺到了父亲的炕上。随着岁月的流逝，狗皮上的毛已越来越稀，最后只剩下一张光板。但父亲还是舍不得扔，直铺到他去世。

201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