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读明人归有光的《项脊轩志》，见其对“南阁子”的描述，总会想起我年少时曾居住过的“东阁子”来。东阁子位于诸城县的枳沟镇中，在我进入枳沟完小学习的两年间（1954年7月至1956年7月），那一带曾是我最感亲切的地方。

当年的枳沟有两座“阁子”，分别坐落在东西大街的两端，西边的叫西阁子，东边的叫东阁子，它们是枳沟的标志性建筑。西阁子我不常去，据说原本是魁星阁，当年建筑还颇为宏伟，下面又有东西南北四门穿心，但我去时看到的却只是一片废墟，上面的魁星楼早已倒塌，底下的拱门也已壅闭不通。有人在废墟上搭了间棚子，卖些信封、邮票（只有八分的一种）之类，算作临时的邮局。东阁子即观音阁，上面是阁楼，下面也是高大的发悬式拱门，可供东西向的行人及车马通过。我上学时，阁楼虽亦毁坏，然下面的拱门却完好无损，拱门上方镌刻着“海岱通衢”四个大字的石碑，也依然镶嵌在那里，来往的人群照常通行。东阁子的南端，紧贴南墙，僧人虚然盖起了一间半房子。外面的半间摆块门板，开了一个小卖部，卖些烟酒糖茶之类的东西；里面的一间则支爿炕，又安一个简易的炉灶，算作住室。我上学期间，每当寒冬时节不便走读时，便借宿在虚然的这间小屋里。

说起来，我们家与东阁子及虚然和尚还有过一段特殊的关系呢。东阁子作为观音阁，最早是明代嘉靖年间建的，到了清代嘉庆年间重修过。据祖上传说，它是作为我们某位祖奶奶的嫁妆而陪送给我们张家的，时间相隔有十来代了。至于这位祖奶奶的娘家是如何获得这份“产权”的，我们并不清楚，反正自那以后，我们薛家庄的张姓人家都知道，东阁子是“我们家”的。到了我的曾祖父圣林公（讳楷正），因早年体弱多病，还曾被我的高祖允亭公（讳毓济）舍给庙上，作了挂名的佛家弟子。而曾祖的师父，与后来大名鼎鼎的光庆法师的师父竟是同一人。事情说来也真奇怪，自舍到庙上后，没过几年，曾祖父的病居然好了，后来身体也很硬朗。就是因了这层关系，曾祖虽不曾正式出家，也同光庆法师以兄弟相称了。光庆后来又收了一个徒弟，即虚然。于是，虚然同我的祖父也称兄道弟起来。这层缘分到了我这一代仍未断绝，所以当祖父提出让我借宿在东阁子下面的那间小屋时，虚然便很爽快地答应了。

虚然的小屋确实不大。外间无窗，进门便是货摊。里面的一间也只在朝西的墙上方开个小窗，能够透进一点光亮。但到了冬天，为防寒风袭入，仍要用土坯封上。虚然平时就坐在外间的门口，一边照料生意，一边看着对面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有时我放学早了，回来后也拿本书坐在他旁边看。这一老一少，一个光头和尚与一位戴红领巾的小学生，竟常常惹得一些好奇的行人驻足观看。

在我的印象中，虚然当时四十多岁，中等身材，人较胖，头皮常刮得光光的。听说他俗姓臧，是枳沟西面的臧家崖村人，自幼出家。由于他的师父光庆在我们那一带是很有名气的法师（民谚至今尚有“发邪找光庆”之语），所以虚然早年跟着师父享过一些福。但1949年后，和尚当不成了，寺庙也倒了，他便在东阁子下面搭间屋住着，并开了一个小卖部以维持生计。他的生活非常简单，穿的是便装，吃的是素餐。只是喜欢喝酒，身上常有酒气。我曾亲见他从卖酒的坛子里舀出一碗酒来，就着几粒花生米便饮起来，但好像也没见他喝醉过。他为人十分和善，脸上永远挂着一丝微微的笑意。当地人见了他也都客气，无人称他的法号，而径以大哥、大叔、大爷呼之。枳沟是山东的名镇，每逢一、六大集，从四面八方来赶集的人很多，往往将街道堵得水泄不通。而东阁子一带更是十分繁华的区域，就连阁子周围及拱门下面，都挤满了卖瓜果和时蔬的人们。有时别人的小摊会一直摆到虚然小屋的门口，他也并不生气。至于我们村来赶集的人们，为图方便，更常将装东西用的筐子、篓子乃至瓶瓶罐罐都寄存在他那里，待赶完集后来取，也未见他嫌弃。

虚然对我也很好。我那时白天都在学校，只有晚上回来睡觉，他每次都把炕烧得热热的等我回来。有时他还会泡上一壶茶，除自己喝外，也给我倒上一杯。尤其在那冰天雪地的严冬季节，喝杯热茶，再睡到热炕上，真有说不出的畅快。我那时还不会说谢谢，唯有心存感激罢了。而虚然的话也不多，只有一次，他边喝茶边对我说：“我住的就是你们家的地方，我若对你不好，往后见了你爷爷怎么说？”有时他也劝我好好学习，说我们家是书香门第，不识字如何对得起祖先？别的话便没有了。现在时间虽已过去几十年了，但回想起来，虚然的那间小屋仍令我充满了温馨的忆念。

20世纪50年代初的东阁子一带，不但是枳沟的商业区，也是镇的行政中心。出阁门往西走不远的路北，便是诸城县第六区的区政府所在地。那时的区长权力可大了，稍早的时候，连枪毙人都由区长说了算。不过在我上学的时候，这权力已经收归县上了。我还记得当时区上有一位名叫曹琦的文教助理，管着全区的小学，权力也不小。我考枳沟小学时因为不够年龄，本村的石老师就介绍我去找他。区政府院里还有一个简易的图书馆，存放二三百本书，我课余时间常往那里去借书，记得我读的第一本小说《新儿女英雄传》就是从那里借的。当时借书并没有借书证，只需告诉管理员，你是哪个学校的，叫什么名字，登记一下即可。但还书时则要当众复述一下书的内容，否则便不能续借。这办法倒是挺好，促使我读了不少书，两年下来，小图书馆的书几乎让我读遍了。

由东阁子往南，则是一条丁字形的南北大街，北与东西大街相接，向南直达汽车站。供销社、粮站、新华书店，还有沈姓人家开的饭店，都在这条大街的两旁。西阁子被彻底拆除后，邮局也迁到了大街的路东，后来我在《诸城县报》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最早便是从邮局门口贴出的报纸上发现的。每到逢集，南北大街路西的一片空地上，更是布满了各种卖食品的小摊，其中最有名的要数水煎包，即电视剧《红高粱》中所说的炉包。当时两毛钱便可以买到十只，用柳条穿了，成为跟随大人赶集的孩子们的最爱。

枳沟小学也在东阁子东面不远，它原是大地主张仲康家的东花园，1947年后做了学校。这里地势稍高，下面有龙湾河流过。不发水的季节，河水仅是一条汩汩细流，所以人们便在河滩上建起了集市，尤以卖菜的居多，因为他们的菜可以随时在小河里清洗。草鞋市也在河滩，我还记得父亲一集间（五天）所打的十来双草鞋常拿到这里来卖。当时一双草鞋能卖两毛多钱，可以买一斤带鱼，或割半斤猪肉。我们家就是靠父亲卖草鞋的钱偶尔改善一下生活的。而对于小学生来说，河滩上最吸引人的还是说书场。每到逢集，总有三四处说书的，或说“三国”，或说《水浒传》，或说《刘公案》，十分热闹。中午放学后，我们常常来不及吃饭便赶到河滩去听说书。那时的说书人为了吸引听众，常常在说书中加些噱头或荤段子。如一位说《水浒传》的，脸色黝黑，每说到李逵时便说“李逵的脸色比我还黑”，常引来一阵轻微的笑声。说到孙二娘用蒙汗药将武松放倒后背起来往厨房走时，又总要插上这么几句：“二娘背着武松走，试着腚上硬邦邦。”话音刚落，人群中便爆发出一阵轰然的笑声。正因为如此，那时的说书场中是见不到女人的身影的。也有些说书人为迎合当时的时代氛围，更在插科打诨中融进一些政治色彩。如说到武松醉打蒋门神时，让武松一边打一边骂道：“不叫你姓蒋你偏姓蒋，谁再姓蒋×你个娘！”说罢之后也照例会引来一阵笑声，但笑声未止，人群中便有几个人走了出去——我想那应该是几位姓蒋的听众了。

至于逢“山”期间（每年的十月二十六日至冬至月初一），或春节前的年集上，卖各种好吃、好玩东西的就更多了，那时的枳沟镇真可以说是“车毂击，人肩摩”。而对于我这个乡中少年来说，又无异于是人间乐园。我在这里享受着童年的欢乐，接受着乡土文化的熏染，也在这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光阴荏苒，短短的两年时光很快便过去了。屈指算来，我离开东阁子和枳沟镇也已整整六十个年头了。期间我所去过的地方也可谓不少，但总不能像东阁子那样能够给我留下永不磨灭的记忆。我的房东中也没有一位能像虚然和尚那样让我永久地怀念。去年，我正上高小的孙子让我带他回老家寻根，在离开本村去往县城的路上，我们祖孙三代人还专门到枳沟走了一趟。东阁子早已荡然无存，枳沟的旧屋街巷也已面目全非，映入眼帘的只有鳞次栉比的楼房和宽阔笔直的马路。我们在东阁子的旧址旁停伫了片刻，随后才沿着当年我南游求学时的那条公路，一步一回首地离开了魂牵梦绕的故里。

（《超然台》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