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濠梁六百载——诸城放鹤张氏凤阳寻根纪行

放鹤张氏是元末自凤阳迁至诸城放鹤村（今枳构镇普庆村）的。因家族诗书之源始自六世祖放鹤公（讳泰）之“放鹤”，故世称放鹤张氏。余十一世祖石民公（讳侗）于康熙十六年（1677）所撰《族谱自叙》云：

余始祖潍阳公，江南凤阳人，元末避地琅邪，至春秋季孙行父所城诸，因家焉。葛陂在其前，旧传为孔明里。昔孔明徙南阳犹称诸葛，今余虽诸人，固是凤阳张也。

此前，余十世祖翊华公（讳惟蕃）写成于崇祯十七年（1644）的《张氏先茔碑记》亦云：

余闻之父老云：余先实凤阳人，在元顺帝之末避地河北，去古诸北三里放鹤村，遂家之。……故自放鹤祖去始祖已六世，余去放鹤祖复五世，是余已十世为诸人矣。昔武侯在隆中犹称诸葛，今余虽在诸，固是凤阳张也。

考凤阳乃汉钟离县地，其治所钟离城位于今凤阳县城东北12公里处（俗称东城）。东晋于县设钟离郡，隋唐又改钟离郡为濠州，并移州、县治于濠州城（即今凤阳县临淮镇），宋元因之。洪武二年（1369）九月改钟离县为中立县，三年（1370）十一月改曰临淮县。洪武七年（1374）设凤阳府（领五州、十三县），同时析临淮县地置凤阳县，为府治（在今凤阳县城）。可见，“凤阳”之名（以其地在凤凰山之南而名）实始于洪武七年（1374）。而其时张氏始祖潍阳公（讳敏）早已北迁。换言之，始祖迁徙时之“元末”，其地尚属濠州之钟离县也。但由于有明一代，无论濠州还是钟离，都已易名为凤阳，再加上清初又以临淮县并入凤阳县，故祖辈相传，遂皆谓“凤阳张”也。复因凤阳于明属南直隶，到了清初又改南直隶为江南布政使司，所以清初修谱，便以凤阳隶于“江南”了。

至于潍阳公始迁的具体时间，则十五世祖忱亭公（讳象棐）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写成的《重修族谱凡例》中曾有考证，略谓“元顺帝在位三十六年，明太祖以十二年起兵，二十八年即位，实洪武元年。始祖之迁，当在此数年间”。元顺帝至正十二年即公元1352年，明洪武元年即公元1368年，忱亭公断定，始祖之迁，就在这十六年间。这大致是不错的。倘再细考，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在应天（南京）称吴王，二十七年（1637）派大将徐达、常遇春率二十五万大军北取中原，克沂、莒、密、潍、胶诸州县，同年十二月，元密州守臣同佥邵礼，率吏民诣徐达降，县归于明，从而为移民在诸城一带的生存创造了安定的环境，则始祖之迁，极可能又在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前后。这样说来，放鹤张氏之为诸人，至少已有636年的历史了。

六百年来，放鹤张氏族人无日不翘首南望，思念故里。族叔则胜公更是有意于此久矣。2003年秋，余有事临沂，取道返乡，族叔闻之，遂欣然安排南行，并命余及从弟崇玖随侍。于是，在秋高气爽、艳阳高照的10月20日（夏历九月二十五日），由胜叔带领，我们一行三人，满载放鹤张氏六百年的夙愿，终于踏上了凤阳寻根的途程。

我们清晨六时由诸城乘车出发，途经莒县、临沂、新沂、徐州、宿县、蚌埠，于当日下午二时许到达凤阳县城。城区规模不大，纵横仅千余米，而且除了几幢新的建筑外（包括我们下榻的凤阳宾馆），仍是老式的房子居多。

办理完住宿手续之后，我们顾不上休息，便直接到了县文化局。接待我们的是宋、邸两位副局长，他们听说我们是远道从山东来凤阳寻根的，非常高兴，连忙向我们介绍县上的有关情况。据他们介绍，凤阳县内张姓聚居地主要有两处，一在县城东南30公里处的红心镇（这是最集中的一处），一在县城西南30公里处的考城镇，并告诉我们，临淮镇工商所的所长张崇银同志是红心人，可由他陪我们先去红心，说罢当即抓起电话跟崇银同志联系。于是，我们又驱车来到县城东北八公里处的临淮镇，并在工商所见到了崇银同志。崇银年已四十有余，但看上去还很精干，人也热情，当他听我们说明来意之后，连忙放下手中的工作，立即带领我们赶到红心镇，并安排几位张姓老人与我们座谈。一位是崇银的父亲，已是76岁高龄的张德存老人，还有两位是崇银的族兄，即72岁的张凤光和54岁的张凤启。听他们说，洪武登基前，就有张姓兄弟两人居住于红心镇，到今天已繁衍至5000余人了。家族原有祠堂及家谱，但在日本人占领时期已被烧毁，他们现在的命名定式还是后取的，只有十辈，即“大德崇家学，怀邦定国修”。当凤光老人听胜叔介绍了放鹤张氏的辈分排字之后，颇感惊讶，连声说：“两地张姓中都有德（他们误以“则”为“德”）、崇、学几辈，绝非偶然，一定是冥冥中有所安排的。”我们虽一时还难以判定始祖潍阳公与当年红心镇上的两兄弟是否本家，但潍阳公北迁之时，这里即已有张姓居住则是毫无疑问的了。再考虑到红心镇自古就处在由定远往钟离的官马大道上，所以，作为移民的潍阳公，当年曾路经于此也应是没有问题的。想到这里，我们不禁对红心镇生出了几分崇敬之情。

老人们又向我们介绍说，明初红心张氏还出过一位隆平侯，即张信。张信《明史》有传，略谓信临淮人，其父张兴，曾任永宁卫指挥佥事，信嗣官，再积功至都指挥佥事。惠帝即位，调信北平都司，并受密诏图谋燕王朱棣。张信“忧惧不知所为”，最后听了母亲的话，遂“密以情输成祖”。所以燕王夺取天下后，“论功比诸战将”，将张信封为隆平侯。此后，红心张氏便以“百忍堂”为其堂号。凤光老人还记得当年祠堂上的那副对联：“九思终有益，百忍自无忧。”张信卒于明正统七年（1442）五月，享年70余岁。因此，张信出生的年月，也正是潍阳公北迁之时，而张信之父张兴，实与潍阳公是同时之人也。两地张姓的祖先既同居一邑，且年亦相若，这又拉近了“放鹤张氏”与“百忍张氏”间的关系。

座谈一直在亲切的气氛中进行着。中间又有一些张姓之人闻讯前来参加，但双方似乎一直都有说不完的话。直到薄暮时分，我们才依依惜别了红心镇。

第二天一早，县文化局的梅林局长又接见了我们，小谈后，即由县电影公司的吕经理陪同我们往各处参观。本拟再往考城考察，但听县档案局的盛副局长说，各处文字的东西基本上都没有存留，前不久澳门特首何厚铧派人来凤阳寻根，也未能如愿。于是我们又来到临淮镇，因昨天急于赶往红心，只从镇上匆匆一过，未来得及细看。今天的临淮镇就是元代的钟离县城，也就是濠州的治所。其地北滨淮河，南靠津浦铁路，其南又有濠水流来，至镇北入淮，所以自古以来就号称战略要冲，不过今天却只是一座小镇而已。镇中仅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两边布满店铺与民居，各家门口依然保留着夏秋间抗洪时的沙袋和石块，看来淮河的水患不是短时间内就能治好的。我们漫步于小街之上，遥想古代濠州的繁华，真有不胜今昔之感。

从临淮镇往南一公里多，便是著名的濠梁遗址。《庄子·秋水》云：“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其所谓“濠梁”，即此处濠水上的一座石梁。每当秋后，濠水清澈见底，石梁也露出水面，这里便是观鱼的好地方。当年庄周与惠施不但一同在此观鱼，还在濠梁之上展开过一场鱼儿乐与非乐的辩论，以至后人径以“濠梁”或“濠上”来喻别有会心、自得其乐的境地了。而“濠梁观鱼”也成为凤阳八景之一。但可惜的是石梁今已不存，观鱼台也遭废圮，我们仅在濠水岸边留影数帧，却无法体会庄子当年在此观鱼时的心境了。

又据史料记载，临淮镇北的淮河上，古时还有一座浮桥，因是用船作为桥墩串联而成，形如蜈蚣，故俗称蜈蚣桥。由于蜈蚣惧鸡，又于桥的两岸各置石鸡一只，以镇此桥。此桥在明清时期一直是连接淮河两岸的重要津梁，且为淮南之人北渡的必经之地。因思潍阳公兄弟的北迁，大约也是从此桥上走过的吧！但浮桥建成后，曾屡遭毁弃，最后一次是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为拒清军追击而焚毁的。今桥址尚存，南岸的石鸡仍在，只是已不见浮桥的影子了。

在由临淮返回县城的路上，我们又顺路参观了县城北面的龙兴寺。寺的前身是朱元璋早年出家礼佛的於皇寺，寺址原在县城西南7.5公里的朱元璋故里，洪武十六年（1383）才移至今址新建，并由朱元璋赐名“大龙兴寺”。现在龙兴寺内朱元璋塑像的两边还悬有这样一副对联：

生于沛，学于泗，长于濠，凤都昔钟天子气；

始为僧，继为王，终为帝，龙兴今仰圣人容。

联语将朱元璋的出身、事迹概括殆尽，令人读之难忘。而作为凤阳人，也颇感自豪。

为了进一步感受凤都的“天子气”，我们接着又参观了位于县城西北七公里处的明中都故城。中都城占地50多平方公里，是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下令修建以为都城的，但不知什么原因，到了洪武八年（1375）便停建了，又改以南京为京师。洪武十六年（1383），朱元璋下令把中都部分宫殿拆除，取材移建大龙兴寺。此后历经风雨，到今天，中都城便仅存皇城午门、西华门及二段城墙了，但看起来仍是十分壮观的。明初凤阳府治原在临淮，从洪武八年（1375）开始移至中都城内会同馆（即今凤阳中学）。清乾隆二十年（1755），又在原都城的鼓楼周围新建凤阳府城，这便是今日凤阳县城的规模了。

出中都城往南约五公里，则是朱元璋父母的陵墓。朱元璋的三个哥哥、三个嫂子及两个侄儿的陵墓也附葬于此。朱元璋原居濠州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今凤阳县城西南二十郢村），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四月，因遇灾荒，他的父母、长兄相继身亡，都草草埋葬于此。朱元璋称帝后议欲改葬，但恐泄露山川灵气，仅培土以增其封，并于洪武八年（1375）十月筑凤阳皇陵城。明崇祯八年（1635）农民起义军攻陷凤阳，皇陵地面建筑被毁，此后又遭人为破坏，到今天便仅遗神道旁的二碑（东为无字碑，西为皇陵碑）及31对石像生了。夕阳照射之下，秋风习习之中，游人与石兽相对，非但没有感受到“天子气”，倒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凄凉之感。

不过，在由皇陵返回的途中，我的脑际却隐约浮现出了一幅始祖迁徙时的图画来：元末钟离一带水患频仍，天灾并起，兵荒马乱，饿殍遍野。朱元璋的同乡们或从军，或避难，纷纷逃离故土。他们先是沿着官马大道来到钟离县城，然后又从钟离城北踏上浮桥，北渡淮水，再过黄河（金、元至清咸丰五年，黄河东出徐州，由泗水夺淮入海），一直往北走去。在逃难的人群中，就有匆忙离家的张姓弟兄一行。而随着徐达、常遇春大军的首先攻克沂州，他们中的一位先在沂州落籍，这便是后来世居马厂的张姓一支。其他三兄弟又继续东行，并在莒、密、潍、胶诸州县被克之后入籍诸城。长兄定居普庆，二弟定居王村（今枳沟镇王村），三弟定居贾家洼（今吕标镇洼里村）。他们原想在环境稍稍安定之后便返回故里，但谁知随着朱元璋的登基，凤阳地区又在大规模地圈地营造中都，不但力役繁杂，而且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那些未及出逃的同乡们，也只得打着花鼓游走四方。再看诸城一带，土沃物丰，民风淳厚，确是繁衍生息的好地方。于是，久而久之，便把回家的事情淡忘了。不料这一住就是六百余载！

“溯厥生民初，实维凤阳人。元末江淮乱，中州扬沙尘。始祖潍阳公，避地河之漘。……”车行渐远，凤凰山的身影已从视野中消失。我们在圆了六百年的寻根梦之后，低声吟诵着十三世祖昉初公《续濠梁吟》中的诗句，一步一回首地离开了魂牵梦绕的凤阳故里。

（《超然台》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