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无声潜入心——电视访谈录

时间：2018年8月10日上午

地点：甘肃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人：甘肃卫视记者樊菲、李文林

被采访者：张崇琛

播出：2018年8月26日甘肃卫视《今日聚焦》栏目（播出时内容略有精简）

记者：张老师，说到家风教育，您府上有没有什么样的家训？与此同时，从古到今很多的家训名句当中，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句？能给我们讲一下吗？

张：好的。我们家的家训就是两句话：“务本读书，忠厚为人。”所谓“务本”，一是指做好本职工作，干啥务啥，作为农民就是要力田；二是指孝悌，也就是孔子弟子有若说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①。我们家的孝悌是有传统的，清初的山东布政使喻成龙就曾为我们家所居的里巷题“务本坊”三字以赠之②。所谓“读书”，就是不管穷富，也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读书。老人们常说：“三辈子不读书就会变成驴。”我们家祠堂上的一副对联就写着：“大河以上无地不耕，宜麦、宜粱、宜菽；片碣之前，有经可读，学《诗》、学《易》、学《书》。”读书是做人的一种本分，也就是与古代的仁人志士对话，不一定是为了做官。就拿我父亲来说，一辈子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划成分的时候是贫农，没有进过一天学堂。但他通过自学认了很多字，也能背很多古诗，还能品评书法，还懂得很多古代文化知识。我小时候跟父亲一起种地，他就常给我讲一些有关科举、职官、宗法制度方面的知识。我后来在大学给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中国古代文化史”课，最早就是受了父亲的影响。所谓“忠厚”就是做人要厚道，不能刻薄。只有忠厚为人，才能做事认真，不浮不躁，也才能传家久远。我们家自元朝末年从安徽凤阳徙居山东诸城，当时的祖先是打着花鼓、要着饭来的，至今600多年，枝繁叶茂，人口已达十余万。虽不能说人才辈出，但出的文化名人也不少。

古今的家训名句很多，但我印象最深的是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所说的“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强调，无论修身还是治学都要“静”，而这种“静”，实际上是一种不含任何杂念的精神境界，只有达到这样一种境界，才能对万事万物都有透彻的理解。而一旦时机到来，又可以静中寓动，以静求动，动静相辅相成，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即所谓“接世”。可见，“静”既是一种精神境界，又是智慧和力量的源泉。后人所说的“每临大事有静气”，就是对诸葛亮这一思想的继承。而与“静”相反的是“躁”，“躁”既有碍修身，也不能治学，而且容易转化为淫慢，终致事业无成。这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尤其值得深思。

记者：说到家风教育，我们都说是古已有之，那么最早能追溯到什么时候？

张：中国的家庭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的时代，《周易》中的《家人》等卦，便是最早讲家庭教育的。比如《家人·九三》讲家庭成员的精神状态，一类是贫困之家，但家人随时保持着忧患意识（即所谓“家人嗃嗃”），故最终可由艰难而转为吉利；一类是富贵之家，其妻室儿女只知道嬉笑作乐（即所谓“妇子嘻嘻”），到头来反倒会生计艰难。《象传》把这称作“家节”。家节也就是家风。如以《周易》卦爻辞之作在殷、周之际，则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家教历史便已有3000多年了。之后，先秦的礼法，汉代的家法，六朝以后出现的家训、家规、家仪以及近人有关家庭教育的论述，自然都属家教的范畴。此外，尚有散见于经、史、子、集之中的大量有关家教的名言、名篇、佳事、懿行，有的虽不以“家训”名，但无疑也应以家教视之。如《礼记·曲礼》《孝经》中的有关论述，还有《朱子语类》《王阳明集》以及王士祯《手镜录》、张石民《其楼文集》等，虽不是专门的家训著作，但其中都包含了丰富的家教内容。

记者：传统文化中的很多精华可能已经不付传承、被人遗忘了，但为什么家风教育能够一直延续？

张：这要从中华家教的特点说起了。中华家教有三个特点：一个是它的系统性。中国人历来是把家庭当作一个总揽万事的大系统来看待的。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家庭既承担着人口生产的任务，又承担着物质生产及精神建设的任务，还要抓伦理、道德及子弟的教育。今天，物质生产的任务虽然没有了，但其他功能还一直存在。而这些功能都要靠家风教育来维系。也就是说，只要有家庭，家风教育就不会中断。这是其一。

二是连贯性。西方世界，子女稍稍长大，父母便准其独立。中国的家庭，从子女的出生（甚至包括怀胎）直至老死，只要父母或长辈健在，就要对他们负责到底。如隋代有一位郑善果，为官已经“位至方伯”，然每坐堂理事，“母恒坐胡床，于障后察之”③。闻其剖断合理，即大悦；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即终日不食，并痛加斥责。这种不间断的家教，也会令家风教育一直延续。

三是传承性。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为中华家教的传承性提供了条件，有些家族的家风、家教，甚至可以由先秦一直传承到近代，如孔子家族。由于家风的传承与血缘关系凝聚在一起，家风教育已被家庭成员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所以能长期延续。

记者：张老师，刚才短片中也说到了，伴随着改革开放，老百姓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好的同时，这中间有个阶段，我们的家风教育是有些失落了，据您的观察是不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张：是有些失落。原因有二：一是家庭观念的淡漠。城里人结婚后一般都与父母分居。农村中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家中只有老人和小孩。家庭的不完整性导致了人们家庭观念的淡漠，而家庭观念的淡漠又使得家风教育产生了局限，出现失落。二是随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冲击。有些年轻人盲目仿效西方，对中国的传统家教不以为然，也令家风教育有些失落。当然，在一段时间内，国家忙于发展经济，对传统家教的重视也不够。由于家教的缺失，便带来了一些问题，如：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不孝敬父母者有之，为争夺遗产而同室操戈者有之，甚至连虐待老人的恶性事件也时有所闻。更有一些年轻人，不爱老人而爱宠物，丧失了起码的人性。

记者：那么近几年我们看到，整个社会又重新提倡家风教育，可能有人会说，家风是自己家的事，是私事，现在却要上升到国家层面来提倡，有这个必要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很有必要。首先，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而每一个家庭都和谐了，整个社会也就和谐了。中华家教最重视的是孝悌。孝是对老人要尊敬，这是纵向的；悌是对兄长要尊敬，这是横向的。这一纵一横，就好比函数上的纵横坐标，纵横都做好了，一个家庭也就和谐了。这也就是《礼记》上所说的“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④。

其次，家庭教育是社会教育的基础。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良好的家教是一个人终身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一个人的很多优秀品质，如善良、忠厚、诚信、勤劳、节俭，都是从小开始培养起来的，而这对提升国人的素质、净化社会环境，都是至关重要的。

再次，家庭通于社会，家风通于政风。良好的家风可以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在家孝，到社会上就会仁，对国家对人民就会忠。在家俭，居官就会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理家便是治理社会的演习。自古至今，有不少名宦就是由这种“小社会”而走上大社会的。如苏轼、范仲淹就是如此。故《孝经》上说：“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⑤”也可以说，良好的家风就是培育英才的摇篮。

由以上三点来看，把家风教育上升到国家层面来提倡是非常必要的。

记者：我们看到有评论指出，中华传统文化是家风教育的灵魂所在，要想树立良好的家风，我们还是要从传统中去寻找答案，对此您怎么看？我们该怎么做？

张：中华传统文化的确是家风教育的灵魂所在。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也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国的家庭都是沐浴在传统文化之中的。一代一代的人用传统文化，并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和人生思考来教育下一代，这便是家教。将家教加以集中和概括，并用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便是家训。而数代人对家教和家训的恪守与延续，便形成家风。可以说，我们今天所说的良好家风，很多都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现。像孔门的“诗礼堂”，杨家的“四知堂”（源自东汉杨震⑥），刘家的“清爱堂”（源自清代的刘果、刘棨⑦），张氏的“百忍堂”（源自唐代的张公艺⑧），都是用家训作为堂号，而这些堂号都蕴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精神。如“诗礼堂”所蕴含的书香文化，“四知堂”所蕴含的廉洁品德，“清爱堂”所蕴含的清政爱民操守，“百忍堂”所蕴含的礼让精神便是。还有诸葛氏的“淡泊”与“宁静”，包拯的“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⑨，郑板桥的“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⑩，还有孙奇逢要求子孙的“为端人，为正士，在家则家重，在国则国重，所谓添一个丧元气进士，不如添一个守本分平民”，都意在强调优秀人格的养成，而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培养人的完美人格。

今天，我们要培养良好的家风，首先要提高认识，充分认识良好家风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充分认识良好家风对家庭和国家的重要性。要让家风、家教以及家庭建设，成为党风廉政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好转的重要抓手，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一环。

其次，要通过学术界和各种媒体，大力介绍古今中外的一些良好家风（如范仲淹、于成龙、曾国藩、傅雷等的家风），以为今天人们的借鉴。

再次是大力组织一些弘扬良好家风的活动，像评选“好人”及“道德模范”那样来评选良好家风，并结合一些典型事例，具体展现当代良好家风的面貌，从而激励人们去自觉地培育良好家风。

记者：谢谢张老师。

注释：

①见《论语·学而》。

②见【清】刘大櫆《放鹤村张氏祠庙记》，吴孟复标点《刘大櫆集》第3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又见康熙《诸城放鹤张氏族谱·张霁传》。

③见《隋书·列女传·郑善果母》。

④《礼记·大学》。

⑤《孝经·广扬名章第十四》。

⑥杨震事迹见《后汉书·杨震传》。

⑦刘氏“清爱堂”之缘起见《清史稿》卷476《刘棨传》。

⑧张公艺事见《旧唐书》卷188《刘君良传》附《张公艺传》。

⑨见【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4。

⑩【清】郑燮《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郑板桥集》第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清】孙奇逢《孝友堂家乘》，《丛书集成》初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