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地区文化积淀深厚，资源丰富。举其大端，可以伏羲文化、大地湾文化、麦积山石窟艺术文化、秦早期文化及三国古战场文化为代表。在此，仅对其中三种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提几点建议：

一是伏羲文化。伏羲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文化，近年来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伏羲文化，我提出两点供参考：

首先，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应注意提升和弘扬伏羲文化的核心精神，即中国原始的和谐文化。中国的和谐文化源远流长，而原始的和谐文化正是今天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源头。伏羲时代与黄帝时代的战云密布不同，其主要特征是和谐，其时的一切发明创造也都是为了建设一个原始的和谐社会。在天人和谐方面，伏羲时代出现了八卦，并通过八卦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事物概括为八种符号，又抽象出对立统一的阴、阳两种观念，从而有意识地去探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各种不同质和不同态的事物之间变化发展的规律，以实现天人之间的和谐。而中国人的和谐观说到底便是阴、阳两个方面的和谐，这一理论基础早在伏羲时代即已奠定了。所谓“天行健”“地势坤”以及君子的“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都是由自然界的阴、阳两种特质而引申到人类自身所应具备的阴阳两种精神的。在人际和谐方面，伏羲时代通过“结网罟”与“养庖牺”以发展生产力，从而减轻了氏族内部因食物资源短缺而引起的纷争；通过“嫁娶之礼”以协调不同氏族间的关系，从而避免了抢婚和许多不必要的暴力争斗；通过分部治理和“以龙纪官”以加强氏族内部的管理，并理顺了部族内的各种关系，借体制的建立以使人际关系归于和谐。同时，伏羲时代还发明了琴瑟，并创作了一系列乐曲，通过音乐的调适即所谓“以琴瑟乐心”（《荀子·乐论》），来使人的身心达到和谐。而发端于伏羲时代的瑟调，直到汉代仍为乐府相和歌之一种。例如，流行于伏羲故里一带的《陇西行》乐曲，即是瑟调。

其次，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应宜粗不宜细。例如，伏羲究竟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人，便不宜过分拘泥。至少，伏羲作为一个氏族部落乃至一个时代的名称应是实际存在的。而且，古代的一个氏族或部落往往会延续很多年，而其首领和部落的名称则是一直沿用的。例如，阪泉之战中黄帝所战胜的炎帝便不是第一代的炎帝，而是第十七世的榆罔。伏羲氏族也有这个问题。再如成纪的地望问题，也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实际上历代的行政区划是有变化的，没有必要争来争去，更没有必要精确到哪一个村镇，只需明确其大致的区域在今天水一带就可以了。有些事情说得太细了，其可信度反倒会打折扣。

二是大地湾文化。其中的很多发现如“六项考古之最”，都是可以改写历史的。因此，首先要在前一段发掘和初步整理的基础上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以揭示其重大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例如，遗址中出土有中国最早的旱作农业标本粟和黍，还有加工食物的石臼，这说明其时中国的农业已经发端，而人们的饮食结构也开始改变。遗址中还出土有陶制纺轮、系列骨针（从大到小）以及陶笄、骨笄等，说明大地湾人已开始缝制衣服，并懂得用笄将头发绾起来，并非如后人所想象的赤身裸体、披头散发。在建筑方面，尤其是F901宫殿建筑及类似水泥地面的发现，也将中国的大型建筑以及木骨架结构和混凝土地面的历史大大向前推进了。还有陶鼓及地画的发现，对研究中国的音乐史及绘画史也都具有重要意义。至于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更可视为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凡此，都可以分门别类深入研究，并写出有说服力的论著。

其次是加大宣传的力度。大地湾文化对研究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产生、发展以及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历史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大力进行宣传，以揭示其价值。大地湾遗址国家考古公园建设项目正式批准立项后，应精心设计，充分突出其“华夏文明之源”特色。对文物的复制品，亦应做到有计划、成系列地生产。还要充分利用文学、音乐、绘画以及学术论坛等形式广泛地宣传，以让大地湾文化与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半坡文化等，一同受到文化界及旅游界的高度重视。

三是三国古战场文化。其核心是诸葛亮文化。应该说，诸葛亮是最早认识天水战略地位者。正因为天水是丝路重镇，且又当关中咽喉、襟带陇右，所以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大都是围绕天水地区进行的。而天水地区也有不少遗址都与诸葛亮有关。如建威（西和县城附近）、祁山堡、西城（今礼县永兴至西和长道一带）、卤城（今盐官）、天水关（今天水镇北）、木门道（今牡丹乡木门村）、诸葛军垒（陈家磨附近）乃至今天水市的秦城区（古上邽），诸葛亮都曾到过。至于街亭（今秦安陇城镇），诸葛亮虽未亲至，但蜀军的首次北伐受挫及诸葛亮的错用马谡，都与街亭相关。对这些遗址应注意保护和修复，以还原其三国古战场文化原貌，并使其成为诸葛亮文化的载体。还可以与陕西方面联手开发和利用这一文化旅游资源，将祁山堡、街亭与五丈原、褒斜道等连线，形成一条三国古战场文化旅游的黄金线路。

与此同时，亦应充分认识并注意弘扬诸葛亮晚年尤其是“六出祁山”期间所表现出的高尚人格及其廉政思想与实践。诸葛亮晚年“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拒受“九锡”和称王，“食不重肉，妾无副服”，直至其死后薄葬，都显示出他的高风亮节。而他对自身的淡泊名利，对部下的赏罚分明，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其嗣子即殒命于陇原），对财产的完全透明（晚年曾主动申报其财产，即“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又使其成为千古廉政的楷模，并可为今天廉政建设之借鉴。

此外，天水历史上还有不少文化名人，包括经此过往的许多丝路文化名人，以及曾在此为官的一些外地名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颇值得注意。例如，清顺治十一年（1654）至十四年（1657）曾分巡陇右道的山东莱阳人宋琬，在驻节天水的三年期间，即有不少值得称述的事迹。除自出家产以赈秦州地震之灾并修复秦州城垣及筑“宋公堤”外，还组织编写《秦州志》，又组织人将杜甫秦州诗中的60首用二王书体勒于石，“爰构一亭，列石于其壁”，被后人称为“二妙轩”。这应是天水文化史上的大事。宋琬本人还是著名诗人，有“南施（闰章）北宋（琬）”之誉，是清初的诗坛领袖。他在天水地区所留下的一批诗作（还有文章），也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今人去认真研究。今天水市政府后院被当作会议室和视频室的两座古建筑，便是宋琬当年住过的地方，应很好地保护。还有天水的姓氏文化，尤其是赵姓文化，也很值得研究。天水是赵姓的郡望，著名金石学家赵明诚在泰山的题词，其落款即是“天水赵明诚”。陈寅恪也常称赵宋王朝为“天水一朝”。这一文化资源也有待进一步挖掘。

（本文是作者2014年4月22日在“天水文化论坛”上的发言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