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子主张“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并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为无为，则无不治”（第三章）。这就是“无为而治”思想的由来。对于老子的这一思想，不少人都以消极处世观视之，实则是未能领会其奥义。

正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言：“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

《汉书·艺文志》亦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两者皆认为道家是一种“术”，即统治者的权术，用今天的话说便是领导艺术。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将老子与韩非同列一传，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老子和韩非实质上都是在为统治者提供一种统治之“术”，所不同的，老子之“术”是“无为而无不为”，而韩非之“术”是用“法”和“势”做保证的中央集权。二者殊途同归，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君人南面”，并有效地维护其统治。

老子“无为而无不为”之“术”相对于儒家“事必躬亲”的领导艺术而言，实际是一种提升，具体说又有如下一些要义：

其一，所谓“无为”，首先是不可妄为。他告诫领导者应顺乎自然，尊重客观规律，应正视被管理者的实际，而不可超越现实和客观规律去妄为。领导者所制定的政策，既不能超前，也不可滞后。领导者要善于利用对象（人）固有的特性和规律去领导他，管理他。这样，看起来领导者似乎并没有多少作为，即“无为”，但各项工作却都顺其自然地做好了，即“无不为”。

其二，君无为而臣有为。这是一种高屋建瓴的领导艺术。老子认为，在上者只需“秉要执本”（抓住要害和关键）即可，日常应“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不必事事躬亲，也不要表现出一种强硬的姿态，所管的事情越少越好，态度越卑弱越好。因为每个人都不是全才，管的事情多了，反倒会暴露出自己的弱点，从而令部下有机可乘。而态度太强硬了，也难免会有行不通的时候，从而令部下习以为常，不把你当一回事了。而少管事，含而不露，引而不发，便会令部下人人小心谨慎，兢兢业业，把各自分管的工作做好。而每个局部的工作都做好了，也就等于全局的事情都做好了。这样，看起来一把手无为，实际上却是无不为，即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而且，这种充分放手发挥部下及各部门作用的做法，即韩非所说的“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韩非子·八经》），还能更好地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从而使工作做得更为出色。反之，“儒家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好，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史记·太史公自序》），事情反而做不好了。

其三，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无论国家还是企业，其人力、财力、物力都是有限的。因此，领导者在决策的时候，不能事事都想做，而应该先选一些最主要、最关键、最能成功的事来做，对其他事情则应果断地弃去。这样看起来“有所不为”，实际上关键的事情做好了，也就是“有为”了。一个人也是同样，其一生的时间、精力都有限，所以，只有大胆地放弃若干事情，才能使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在某一点上爆发出来，从而取得事业的成功。

其四，领导者要把握好行使权力之“度”。在实际工作中，领导者的发号施令是免不了的。但这种权力的行使，也应该有一个“度”。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60章）其字面的意思是说，治理一个大国要像煎一条小鱼那样。但更深微的含义，即是告诫领导者应把握好行使权力之“度”。具体说：一是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不反复，不折腾。“烹小鲜”不能翻来覆去地煎，那样会将鱼翻烂。一个国家、一个单位的政策也不能反复多变，尤其是领导者不能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去随意改变，甚至朝令夕改，那样会令国民和部下无所适从，不知所措，整个国家或单位也就“烂”了。正如《韩非子·解老》所云：“烹小鲜而数扰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二是不扰民。烹鱼不能烦扰，治民也是同样的道理。那种有了一点权力便对民众指手画脚，甚至事无巨细都要干涉的扰民行径，正是老子所深恶痛绝的。唐代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便是对官员扰民的形象写照，可谓深得老子之意。

简言之，道家的“无为而治”，较之儒家的事必躬亲而言，实际是一种更高明的领导艺术。它与老子相反相成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方式是一致的。人们之所以会对其产生误解，多半是对“无为而无不为”之“术”未能深入理解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