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是文字发明以后产生的。散文不像诗歌，可以先在口头流传，然后形诸文字。散文必须以文字为载体。据近年来的考古证明，中国的文字当起源于距今约六千年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时期，但我们所能见到的散文，却只能上溯到殷商时的甲骨文。甲骨卜辞中的一些较完整的文字，如：

戊辰卜，及今夕雨？弗及今夕雨？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可以说已是散文的雏形。稍后，约成书于殷、周之际的《周易》卦爻辞，虽带有较浓重的原始歌谣痕迹，但其中的叙辞部分也颇见文学意味。至于西周的有些铜器铭文，则已是比较成熟的记事散文了。《尚书》28篇，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记叙文和论说文的集子；而孔子所修的《春秋》，其文字已从佶屈聱牙的周诰、殷盘中解放出来，简洁明白，更为后世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迄至战国，诸子峰起，百家争鸣，而为了阐明各自的政治主张，学者们纷纷著书，从而使散文的创作出现了一种空前繁荣的局面。以《左传》《国语》《战国策》为代表的历史散文，和以《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为代表的诸子散文，便是这一时期散文的代表作。其中《左传》的善于记事，《国语》的长于记言，《战国策》的注重人物刻画，其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一直成为后世史家学习的榜样。而《论语》的言简意赅且富哲理，《墨子》文风的质朴及逻辑的严密，以及孟文的犀利，庄文的恣肆，荀文的浑厚，韩文的峻峭，除去它们独到的思想外，单拿文章来说，也是各有千秋的。后世散文作家之所以视先秦诸子为其楷模，不是没有道理的。可以说，先秦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已构成了我国散文史上的黄金时代。

汉代散文继承了战国遗风。以贾谊、晁错为代表的政论散文指切时事，畅所欲言，于深厚质朴中流露了充沛的感情，仍不失战国诸子散文的作风。而以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为标志的史传文，更使两汉历史散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以及在“实录”的基础上刻画人物形象的一系列手法，为中国的纪传文学创立了典范。《汉书》的重在史实并多载文献，以及文辞的谨严华茂，也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刘向的《说苑》《新序》，桓宽的《盐铁论》，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还有汉末三国之际孔融、曹操、曹丕、诸葛亮等人的散文，也都以其各自不同的光彩和风格，辉耀着当时的文坛。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散文，尤其是魏晋散文，清新隽永，自然通脱，虽然数量不多，却表现了与汉文不同的另外一种特色。像李密的《陈情表》，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以及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等，都可以说是千古流传的名文。南北朝时期，散文渐为骈文所代替。骈文有形式主义的倾向，而其中仍不乏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较高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所出现的大量志怪小说和记录人物轶闻琐事的小说，如葛洪的《西京杂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及吴均的《续齐谐记》等，虽然只是随笔杂记，但往往有着较完整的故事和一些生动的描写，从记事散文的角度看，它们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时期还有一些历史及地理著作，如范晔的《后汉书》、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以及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或写人物，或记山川地理，其中有些文字也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唐初散文仍是骈文的时代。像王勃、骆宾王等人的散文，便是沿着六朝骈文的路子进行写作。但中唐时期，由韩愈、柳宗元等人发起的古文运动，以复古为革新，却一举摧毁了骈文的统治，完成了文体的改革，从而使先秦、两汉以来的古典散文再一次放出光彩。韩、柳散文不但强调文以载道，也要求语言的创新，这便为我国的散文树立了新的标准，而他们自己也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散文大师。此时，由于文学早已与史学划境，所以他们的散文中也表现出了更加鲜明的文学色彩。其作品中既有杂文、寓言，也有人物传记和山水游记，从而大大提高了散文叙事、抒情、议论的艺术功能。可以说，唐代的古文运动标志着我国散文发展史上又一个新的阶段。

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实际也是以复古为号召的文学革新运动。在古文方面，欧阳修、王安石及苏氏父子是韩柳古文运动的最好继承者。他们继承了韩、柳散文文从字顺的做法，又进一步摆脱了汉魏以来辞赋家的习气。欧阳修主持礼部试时曾打击了文坛上追求险怪的作风，王安石和苏轼更批判了“力去陈言夸末俗”和“以艰深文其浅陋”的辞章家习气。他们的作品也大都平易近人，晓畅明白。例如欧阳修的散文便叙事简括有法，议论迂徐有致，状物写景摇曳生姿，语言婉转流畅，笔端常带感情。而苏轼的文章更是“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见《文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他的《赤壁赋》以诗一样的语言书写江山风月的清奇和作者对历史英雄人物的感慨，将景色和哲理和谐地融为一体，简直就是一首美妙的散文诗。此外，苏洵、王安石的议论文，苏辙的记叙文，以及范仲淹、曾巩、李清照、文天祥等人的散文，都从不同的方面显示了宋代散文的成就。而宋代作家鲜明的个性特征及其作品的不同风格，也一直影响于后世。

元代以杂剧和散曲著称，而散文的成就不大。不少散文作家都存在脱离现实、消极避世的倾向，在艺术上也止于模拟前人。像邓牧的山水游记，李孝光的《雁山十记》，其中颇有简洁生动的片段，风格亦近柳文，可算元代散文中的清新之作。

明初散文的代表作家是宋濂和刘基，前者的《送东阳马生序》和后者的《卖柑者言》一直脍炙人口。明中叶以后，围绕着拟古与反拟古的斗争，出现了许多文学集团与文学流派。著名的有“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以及晚明小品文作家和复社爱国作家等。以李梦阳和李攀龙为首的“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反对明初以来的“台阁体”方面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但他们抛弃了唐宋以来文学发展的既成传统，走上了盲目尊古的道路，其创作也以模拟剽窃为能，毫无生气可言。而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人为主体的“唐宋派”，则又推尊韩、柳、欧、苏，大力提倡唐宋古文，从而成为“前后七子”的反对派。其中，尤以归有光的散文最具特色。归有光将生活琐事引入“载道”的古文之中，使古文与日常生活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再加上他善于即事抒情，纡徐平淡，所以“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表”（王锡爵《归公墓志铭》）。甚至连王世贞也称其“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归太仆赞序》）。像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都堪称明代散文的杰作。万历间继起的“公安三袁”也反对贵古贱今，反对模拟古人。其中袁宏道还高倡“性灵说”，强调文章的自然天真和自然趣味，更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至于晚明作家张岱的小品文，“复社”作家张溥的《五人墓碑记》，还有以气节见重的杨继盛和夏完淳的书信，也都是明人散文中的佼佼者。

清代在散文领域里出现了不少著名的作家和流派。作为清初“三大思想家”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都有散文创作。他们的作品一般都不事藻饰，而内容又多与国家民族兴亡有关。还有王猷定的传奇性散文，魏禧、侯方域的人物传记，在清初的散文创作中也属上乘。清代中叶，以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又继承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成为当时最著名的一个文学流派。他们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为一的文学主张，其影响所及直至清末。而方苞的《狱中杂记》及姚鼐的《登泰山记》，便是“桐城派”在创作实践上的成功之作。清代也有不少作家从事骈文写作，如清初的陈维崧及清中叶的汪中等，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尤其是汪中的骈文（如《哀盐船文》），不仅学问、词采俱佳，而且感情真实，所以不少作品都成为传颂一时的名文。此外，《聊斋志异》作为蒲松龄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其每篇的立意、结构、语言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视其为一篇篇精美的散文亦未尝不可。

近代，龚自珍散文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特殊的表现方式，又开一代风气。他的《病梅馆记》通过植梅的生活琐事，揭露了统治者束缚、摧残人才的罪行，表达了作者追求个性解放，渴望改革的思想。通篇句句写梅，又处处紧贴作者的政治主张。此外，梁启超的新体散文，以及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革命作家的散文，还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的《与妻书》，都代表着近代散文创作的成就。

综观几千年来中国散文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的散文就其数量和质量而言，在世界上都是第一流的。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而中国的散文便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永久性载体。今天，我们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那么，作为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历代散文，便不能不引起人们重视。阅读这些名文，我们既可以了解不同时期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可以学习前贤的优秀品质和高尚情操，还可以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和艺术鉴赏水平。一句话，可以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从而使自己逐渐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苟能如此，则国民的文化素质又何愁得不到提高呢！

（本文节选自作者1997年9月为《历代名文精览》一书所作的“前言”，并曾作为教学补充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