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讲课是一门艺术，应让听讲者获得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而要做到这一点，又与教者的教学方法及教学风格是分不开的。

根据我的体会，在教学方法上，首先要明确“三点”，即要点、难点与热点。换句话说，就是要抓住重点，突破难点，透析热点。尤其对热点问题，要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对难点也不要回避，不能因为它难，就不讲了，而讲一些容易的，这样对学生不好。须知把难点攻克了，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中国古代文学中，先秦算一个难点，而先秦的难点在《诗经》《楚辞》，《楚辞》较之《诗经》更难读。《楚辞》中最大的难点又是《离骚》。所以我讲《楚辞》的时候，别的可以不讲，但《离骚》不能不讲。不但要讲，而且要讲深讲透。当然，任何难点都是可以找到切入点的，就如同《庄子》中的“庖丁解牛”一样。《离骚》2477个字，要把每个字、每句话都落到实处，的确很难。但只要选好切入点，把两个关键问题搞清楚了，就可以收到提纲挈领之效。一是抓住开头的一段。一般人讲《离骚》，总觉得开头一段很枯燥，不太重视。我受姜先生的启发，一直把《离骚》的首八句作为全篇之纲，我认为把这八句讲透了，全篇的思路就豁然贯通了。这八句既是诗人自述身世，同时也是讲他所具有的“内美”，即高贵的世系，吉利的生日，美好的名字。屈原是主张“完美”的，所以他此后的任务便是追求与内美相副的外美，从而形成他完美的人格。而“外美”又是靠修养获得的，所以《离骚》中通篇便贯穿了一个“修”字。这样讲，全篇就活了。再注意将句中的“朕”（相当于后来的“咱”）、“兮”（读如啊）等字讲清楚，于是，看起来古奥难懂的首二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就可以翻译成“我是古帝高阳氏的后代子孙啊，咱的老爹叫伯庸”。（笑声）

读《离骚》的第二个切入点是抓住它的象征。诗中用来象征的有香草、美人，而用得最多的是兰。“兰”字在《楚辞》中共出现了42次。我经过精心的研究，并采来标本进行培植，发现楚骚所咏之“兰”并非今天的兰花，而是佩兰，是抗非典的一种药物。（笑声）那么，《楚辞》中为何要大量咏兰呢？这是有其深厚的文化蕴涵的。具体说，一是楚地之土宜，即楚国生长着大量的兰；二是健身之良药（芳香、祛湿、化瘀）；三是王者之香草（孔子说“兰为王者香”）；四是诗思之渊薮，即兰能唤起骚人的创作欲望。当然楚骚所咏之兰除佩兰外，也还有泽兰、黄兰、马兰与兰花。顺便说一句，我们兰州的“兰”，学术界有各种说法，但据我考察，应该是指马兰，黄河边生长着很多的马兰，兰州往西还有一个地名叫马兰滩。

其次，我认为讲课还要有新意。这既是一个内容问题，也是一个方法问题。每一堂课，都要有点新意，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思路都算是新意。有了新意学生就爱听，就不会出现学生不认真听课，到考试时去复印高年级同学笔记的事情。我看过介绍闻一多先生的资料，闻一多先生每次讲课都有新意。他讲《九歌》诸神的原型，其中谈到河神的原型就是猪，就很有新意，也有道理。猪的水性很好，发大水时，你拽着猪的尾巴过河，肯定能过去。后来我讲“山鬼”的原型，便是受了闻先生的启发。山鬼从表面看是屈原笔下所塑造的热情奔放的失恋少女形象，而透过表面，则是巫山神女的形象，清人顾成天及近人郭沫若都已指出。但我发现巫山神女还远远不是山鬼的原型，《九歌》里山鬼的原型应该是近年来所盛传的“野人”。“野人”生活在神农架一带，距巫山不远，而且文献中所记载的野人特性如多疑、善笑也多与“山鬼”形象吻合。我已找了24条资料来证明这一点。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抓到“野人”，但至少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原型问题解决了，《山鬼》篇在结构上的立体性特征以及诗篇艺术魅力形成的原因也都清楚了。

再次是讲课的风格，也不应四平八稳，平铺直叙，而是当快则快，当慢则慢，能开能合，舒卷自如。对一些重要的观点、概念、结论，讲的时候要放慢速度，甚至用记录速度。但一堂课不能让学生从头记到尾，学生光顾记了，便顾不上听课，更不要说从中获得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了。要有张有弛，重要的事情交代完了以后，可适当穿插一些轻松的内容，或生动的事例，这样可以活跃课堂气氛，也可以加深学生的记忆。要让学生觉得听课是一种享受，而不是受苦。当然讲课风格各人不同，也不必强求一致。

在讲课方法方面还可注意的是每堂课都应有亮点，也就是精彩之处。我把这个亮点叫作“课眼”。种地有“地眼”，写诗有“诗眼”，一堂课也应该有个“课眼”，这就是你最精彩、最闪光的地方。学生听了你的课后，多少年过去，其他的东西都忘了，唯独那个亮点忘不掉。

我也举个例子。我讲先秦寓言故事时，发现在先秦寓言中，所有干蠢事的几乎都是宋人。宋就是今天河南的商丘。（笑声）如孟子讲“宋人有揠苗助长者”，韩非子讲“宋人有守株待兔者”（笑声）、“宋人有资章甫而适越者”，庄子讲“宋人有为不龟手之药者”。甚至连今年的高考作文也说宋人“疑邻”，宋人思维混乱。（笑声）其实“疑邻”的应是郑人（见《韩非子》），但郑人干的事也被安到宋人的头上去了，可见其流毒之深。为什么人们认为所有干蠢事的都是宋人呢？记得郭沫若先生曾经提出与周公有关，据我考证也确实如此。周人推翻了殷商政权之后，曾封殷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的故地，并把武王的三个弟弟也封到周围，史称“三监”。但没有料到的是，“三监”联合武庚进行叛乱。于是周公平叛，灭武庚，又封微子启于宋，并把反叛的殷人即所谓“殷顽”全部迁到了商丘，这样宋国就成为“殷顽”的大本营。但周公还是不放心，又要从舆论上把他们搞臭，让“殷顽”失去号召力。于是，经过官方的大力宣传，所有干蠢事的便都是宋人了。今天人们对河南同胞的偏见实源于此。我这样讲先秦寓言，很多同学都反映说印象深刻，过了许多年都还记得。

最后是教学与科研的结合。首先，只有把科研成果带入课堂，讲课才能有深度，有新意，有亮点，才能取得好的效果。比如大家都读过《聊斋》，《聊斋》里面讲了许多狐狸，狐狸变成人，自报家门时，往往会说自己是陕西人（笑声），要么长安人，要么华阴人。而且《聊斋》中女狐狸大都是好的，男狐狸大都是坏的。（笑声）这是为什么呢？陈寅恪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作《狐臭与胡臭》，文中说，中国原来没有狐臭，狐臭是中国人与外族通婚后才有的。“狐者，胡也”，中国人常把高鼻、深目、多须而又狡猾、善贾的胡人与狐狸的形象相比附，于是狐狸与胡人之间便建立了某种联系。而西域胡人的大批涌入，一次是在汉，一次是在唐，当时的国都都在长安。你看汉人诗里（如《羽林郎》）、唐诗里面，都不止一次地提到胡姬，她们在长安开了很多酒馆，连李白都经常光顾。胡人女子很善良，愿与中原人交往和通婚，而胡人的男子很狡猾，经常破坏胡女的婚姻，这便是“女狐狸”好、男“狐狸”坏，而且他们都自称陕西人的文化背景。我在开设“《聊斋志异》研究”课时，就把这一研究成果引入了课堂，不但讲课有了新意，而且活跃了课堂气氛。

从另一方面来说，教学也可以促进科研。我教了三十多年的书，始终觉得教课并不吃亏。平时有些苦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到了课堂上，由于讲课时思想的高度集中和思路的毫不间断，竟豁然贯通了，某些平时不曾有过的念头，在讲述的一刹那间也闪现了出来。对于这种情况，有人称为“顿悟”，有人说是“灵感”。不管叫什么吧，只要课后及时记录下来，往往会对某一问题的研究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仍以《聊斋》为例。我在讲“女狐狸”比“男狐狸”好的时候，突然联想到人类也是如此。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和男子介入竞争的机会相对较多，人类很多优秀的品质在男子身上也保存得越来越少了。相反的，由于女子参与社会竞争的机遇比较少，所以女性身上所保留的人性美好的东西要比男子多。这不是我说的，是贾宝玉说的（笑声）。贾宝玉说“女儿是水做的，男子是泥做的”就是这个意思。再联系到《聊斋》，蒲松龄把许多美好的东西寄托在女子身上，这绝不是偶然的。由此我又想到，《聊斋》这本书实际是一种立体结构，其表层是爱情故事，中层是美学理想，深层则是哲理思考。说《聊斋》中有哲学，这话似乎不好理解。其实，用法国哲学家加缪的话来说，哲学最大的问题，不是三维或四维的问题，而是生还是死的问题，而《聊斋》所要表现的恰恰就是这个生与死的问题。你看《聊斋》中，鬼再好，他还想变成人，他还想活着；狐仙被人羡慕，但狐仙也想变成人。人与非人，还是人好；死了，活着，还是活着好。这就是《聊斋》中的理趣。所以我有时候在讲课中，突然讲了一个新的想法后，下去便赶紧整理成文，有时记不起来了，就向同学借笔记来抄（笑声）。你说这样讲课能吃亏吗？古人说“读书不如抄书”，抄一遍，印象很深，所以有人就拼命地做卡片。我倒不主张这样。我认为“抄书不如讲书”。如果说读书是眼到，抄书是手到的话，那么讲书则是心到、口到，讲一遍要比你抄一遍印象深刻得多。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教学相长”的意思。

（节选自作者2004年8月19日在兰州大学青年教师教学研修班上的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