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的职责，用唐代大文豪韩愈的话来说，就是“传道、授业、解惑”。而无论传道、授业还是解惑，都与教师的职业道德即所谓“师德”是分不开的。古人云：“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礼记·学记》）这里所说的“师严”，既指教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同时也应包括教师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那么，如何才能搞好教师自身的师德建设呢？我想，不外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作为一名教师，尤其是高校教师，既要以学问教人，又要以道德教人，即所谓“明德”。这是中国教育的优秀传统。儒家的经典著作《大学》开宗明义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所谓“明明德”，便是要发明受教育者自身所具有的“明德”，也就是以道德教人的意思。当然，对于“大学”的含义，古今会有不同的理解。儒家认为“大学”是教人高尚道德的学问，而近代则有人认为“大学”就是有大师之学，如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西南联大的一次演讲中就说过：“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所谓大师，不但学问要大，道德也应是高尚的，他们在以学问教人的同时，也往往以其高尚的道德感化着学生。

应该说，教师的人格、道德对学生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两位教师——孔子和孟子，他们对后学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伦理方面多受孔子影响的话，那么在人格方面则多受孟子的影响。孔子在周游列国时说自己“遑遑若丧家之犬”，而孟子却是另外一种气派，他是一位有火气的傲然儒者，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常常将国君质问得“王顾左右而言他”。徐悲鸿说“人不可有傲气，然不可无傲骨”，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傲骨”，主要就是从孟子那里传下来的。可见师德影响之深远了。

而要以道德教人，我以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优秀道德观念，经过现代转换，都是可以用来教学生的。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进取精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高尚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以及信、义、诚、达、礼等一些优秀的人格层面，都是可以贯穿于今天的教学之中的。而只有思想道德水平提高了，人才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这是做人的根本。这样的人，要去做官，一定是清官。相反的，还没有学会做人就先去做官，这样的官一定是不称职的，甚至会成为贪官。正如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孙奇逢所说，教人读书，首先要使受教育者“为端人，为正士，在家则家重，在国则国重，所谓添一个丧元气进士，不如添一个守本分平民”。郑板桥也说：“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

当然，要以道德教人，教师自身就须具备较高的道德水准，而且既要言教，又要身教，身教重于言教。这无疑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师德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敬业精神。“敬业”一词源出《礼记·学记》：“敬业乐群。”意思是说“于所习无怠忽”。具体到教师工作来说，如何才能算是“敬业”呢？我理解主要有三点：

一是在教学目的上，应树立为国家、为民族培育英才的思想，而不是为了谋求个人的利益。孟子认为“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一种莫大的乐趣，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也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时代发展到了今天，我们的境界应比古人更高，至少不能低于古人。用一句通行的话来说，我们今天从事教育工作，就是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二是在教学态度上，应做到诲人不倦。“教”与“学”在古汉语中原本就属同源字。《说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可见，“教”本身就包含了教师与学生两方面的活动，教与学是同一事物紧密相关的两个方面，不能脱节。而要做到诲人不倦，除了课堂授课外，对于课后学生提出的一些问题也要耐心地给予解答。既不要因为学生提出的问题简单而不屑回答，也不要因为学生提出的问题深奥而不愿回答，而应该像荀子所主张的那样，“小叩小鸣，大叩大鸣”。对一些优秀学生，尤其要注意发现和培养，须知学生超过老师是正常现象，而不要像汉代的马融对郑玄那样。当年郑玄拜在马融门下，马融三年不给郑玄上课，只让一些高年级学生给郑玄辅导，最后郑玄帮助马融解出了一道数学难题，马融这才大吃一惊。郑玄回山东，马融感慨地说：“吾道东矣。”

其实，给学生讲课一点也不吃亏。我就有这样的体会。有时对某个问题一时理不出头绪，在课堂上一讲，由于精神格外集中，思路反倒清晰了，间或还能产生一点“灵感”或“顿悟”。而课后倘能沿着这个思路继续去整理一下，往往就是一篇论文。

三是在教学内容上，应力求精益求精。现在讲课一般都有教材或讲义，这样就没有必要照本宣科了。我每次上课前都明确地告诉学生，一般内容自己看，我只讲“三点”，即重点、难点和热点。所谓“热点”，往往都是带有学术前沿性质的。我是主张教师在课堂上应充分放开的，对某些学术尖端问题更应大胆亮出自己的观点。此外，讲课也不能一本讲稿念到底，每堂课都应有点新意，或是新的观点、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或是一条新的资料、新的注释。总而言之，每堂课都有点新的东西，这样学生就会觉得没有白来听课，也不会出现低年级学生不认真听课，到考试的时候去复印高年级学生笔记的现象。

最后，要搞好师德建设，教师还要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尽量培养自己的综合素质。这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提高的过程，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教然后知困”。这方面，我们要向老一辈的学人学习，他们之所以在学术上、教学上取得那么大的成就，与他们的综合修养是分不开的。外语的根底不要说了，许多大师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也是兼通的。比如王国维，大家都知道他是研究文学、历史和哲学的，但我听我的老师姜亮夫先生（王国维的研究生）说，中国第一个认认真真通读《资本论》的就是王国维。王先生研究方法的先进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怕与此不无关系。

我是深感自己在综合素质方面的差距之大，即“教然后知困”了，所以近年来也尝试做过一些努力，并感到获益匪浅。我是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的，而这一时期文史哲是不分的，有些问题单从文学的角度也是无法把握的。于是我就有意识地涉猎了一些文学以外的东西，包括自然科学的知识。我发现，有些从文学上搞不清的问题，换一种切入的角度就很容易解决了。例如我运用植物分类学和中药学知识对楚辞之“兰”的研究，以及从地理学角度来解释“孔雀东南飞”的问题等，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受到了前辈专家及同行的鼓励。这些年，我的研究方法也从纯文学的研究转到了大文化视野下的古代文学研究。这样的研究当然要多花费一些气力，但从学术研究的发展来说是符合时代潮流的。自从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开始兴起“天地生综合研究”以来，学术研究的综合性越来越强了，而我们只有着眼于综合，才能与国际学术研究接轨。至于个人多吃一点苦，那是值得的。何况“知困”之后再去解“困”，也还有一分快乐呢。

（本文是作者在教师节座谈会上的一次发言，曾刊于《社科纵横》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