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有狭斜，狭斜不容车。适逢两少年，挟毂问君家。君家新市傍，易知复难忘。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三子俱入室，室中自生光。大妇织绮纻，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琴上高堂。丈夫且徐徐，调弦讵未央。

此诗为乐府古辞，产生时间当在东汉，从诗中“衣冠仕洛阳”句可见。又，余冠英说：“本篇与《相逢行》同一母题，似是一曲之异辞，而《相逢行》以这篇为蓝本。”（《乐府诗选》）此说可信。东汉富贵之家遍嗜歌舞，“倡优伎乐列乎深堂”（仲长统《昌言·理乱》），贵戚“至与人主争女乐”（《汉书·礼乐志》）。而每当“堂上置樽酒”时，便会召倡女及乐工为之祝颂。这便是《相逢行》及本篇产生的背景。全篇极写“君家”之贵盛，只见赞颂艳羡之情，并无讽刺针砭之意，实属娱宾悦主一类的曲子无疑。唯此篇与《相逢行》相比，歌词较为简单，故产生的时间有可能稍早。至于部分词语之异，则是因祝颂对象的不同，歌者亦相应作过一番变易所致。

开头四句，以两车狭路相逢，两少年夹车打听“君家”情况设问。“狭斜”又作“狭邪”，即狭路。谓“长安有狭斜”，则此诗之产地当在长安。“挟毂”据《相逢行》当作“夹毂”，即夹车。此四句与《相逢行》开篇一样，都是先造成悬念，从而使作者能在后文畅所欲言。

“君家新市傍”以下即为作者的答话。“君家”既“傍”于“新市”，则正处热闹繁华地区，一般人是了解其家世的，故只有不懂事的少年才会发问。而正因为作者是在满足少年的好奇心，所以他才可以面面俱到、不厌其详地作答。于是，“三子”“三妇”的情况便很自然地被介绍出来了：大儿子正做着二千石（即地方太守或中央九卿一级）的官，二儿子也以孝廉（地方贡举人才的一种）的资格为郎官，最小的儿子虽无官职，但也穿起官服在京都洛阳做“衣冠仕”。当时朝廷公开卖官鬻爵（《后汉书》《桓帝纪》及《灵帝纪》均有记载），故在作者看来，无官职而有官服的所谓“衣冠仕”也算得是一种荣耀，并不存讽刺之意。而当三子一同回家的时候，简直可以使房舍增光，室壁生辉了。这样的一个官宦人家，可谓贵盛之极，亦显赫之极。而“三子”之妻呢？作者言大妇、中妇皆操机织绫绢，此恐系夸饰之辞（参《相逢行》条），唯“小妇无所为，挟琴上高堂”，或非虚焉。《颜氏家训·书证》释此曰：“古者子妇供事舅姑，旦夕在侧，与儿女无异，故有此言。”末两句中，“丈夫”当依《相逢行》校作“丈人”，“讵未央”校作“未讵央”。这是歌者拟小妇语气，意思是说：“老人家且慢慢坐吧，我弹琴还没有完呢！”

这首诗同《相逢行》一样，以设问设答的形式，质朴流畅的语言，极尽渲染“君家”的贵盛、奢华之能事，很能体现汉乐府铺陈叙事的特点。虽无讽刺之意，却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东汉社会的一个方面，即富贵之家的仕宦情况与豪华生活。而篇末六句，更常被后人摘取模仿，形成一个套子，题为《三妇艳》，自刘宋以迄唐初，不乏作者。然细绎后作之旨，“乃为匹嫡并偶己之群妻之意”（《颜氏家训·书证》），“三妇”原来的身份为之改矣。

（《汉魏晋南北朝隋诗鉴赏辞典》，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