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乐府古辞，始见于《玉台新咏》，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在《相和歌辞·清调曲》中。郭氏解此诗说：“《相逢行》一曰《相逢狭路间行》，亦曰《长安有狭斜行》。”但《乐府诗集》另收有《长安有狭斜行》，只词句较此为简略。郭氏又引《乐府解题》，谓此诗“文意与《鸡鸣曲》同”，细审诗意，殊不符。盖《鸡鸣》旨在揭露上层社会权贵们的腐朽，而此诗则“意取祝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余冠英谓“这诗极力描写富贵之家的种种享受，似是娱乐豪贵的歌曲”（《乐府诗选》），近是。

开头四句，由两车在狭路相逢，一少年于两车之间打问“君家”，以引起下文对“君家”情形的描述。首句“相逢狭路间”已切题目《相逢行》，而“道隘”句既切“狭路”，又可令人想见车之高广。“毂”，车轮的中央部分，此指车。“夹毂”犹夹车。“不知何少年”一本作“如何两少年”，如是则指两少年站在车的两旁相互问答，亦可通。

接下去都是作者回答少年的话。“君家诚易知，易知复难忘”。意思是说：这户人家实在太容易知道了，而且知道之后还很难再忘却。于是，诗人便不厌其详地向少年介绍起“君家”宅舍的华丽，仕官的荣耀以及生活的豪奢来了，实际上反映出作者对豪富之家的称颂和艳羡心理。诗人一气夸道：这家以黄金为门，白玉为堂，堂上大摆酒宴，来回驱使的都是赵地的女倡。“作使”犹言役使。“邯郸倡”即赵国女倡。《汉书·地理志》说赵俗女子多习歌舞，游媚富贵之家，于此可得印证。他们的庭院中还栽有芳香的桂树，厅堂里燃有雕刻精美的华灯，辉煌夺目。而且，这家不但宅舍华丽，宦情也很显赫。他们的中子正做着侍郎官，十分贵幸。这里，“兄弟两三人”的“两三”应为复词偏义，实指三，下文言“中子”及“三妇”可证。每当休沐日（汉代中朝官员每五日有一次例假，称“休沐”）中子来归之时，车骑之盛，侍从之多，观者之众，足以使道路增加光彩。而中子入门，偶一环顾，便可见池中双双的鸳鸯并游；再侧耳一听，又从东西两厢传来噰噰的鹤鸣声。鸳鸯和鹤都是珍禽，“君家”并蓄之，益可见其豪奢。

末六句由“三子”而言及“三妇”。妇是对公姥而言。“流黄”即黄紫间色的绢。“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恐未必是写实。汉乐府塑造人物形象，常写劳动妇女着盛装，而艳装贵妇爱劳动，皆夸饰之辞，不可当真。唯“小妇”“挟瑟上高堂”与其贵族妇女身份相合。“丈人”两句，为诗人拟小妇语气，意思是说：“老人家且继续安坐吧，我弹瑟还没有结束呢！”“丈人”是小妇称公婆，汉代有此称呼。《论衡·气寿篇》云：“尊翁妪为丈人。”“方未央”或作“未遽央”，与“未央”同义，意即“未尽”“没完”。末两句所述，与史书所记汉代豪贵之家，后堂丝竹往往昏夜不息的情形完全吻合。

《相逢行》作为“娱乐豪贵的歌曲”，固然缺乏针砭时事之意，但它反映了达官贵人的养尊处优及豪门贵族的奢侈生活，对于我们了解汉代社会，仍不失为一面镜子。而这也正是汉乐府思想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至于诗中所列举的事实，不少都可以在史书中得到印证。如《西京杂记》所记“霍光园中凿大池，植五色睡莲，养鸳鸯三十六对，望之烂若披锦”，即可与诗中“君家”蓄鸳鸯一节对读；而《汉书·张禹传》所载“禹将（戴）崇入后堂饮食，妇女相对，优人管弦铿锵，及乐，昏夜乃罢”，又可与诗中小妇“挟瑟”“调丝”数句互参。至于王符《潜夫论·浮侈篇》所揭露的汉代“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庐第，奢过王制……其嫁娶者，车并数里，缇帷竞道；骑奴侍童，夹毂并引”的现象，更与本诗所描述的“君家”气派相仿佛。所不同的只是《相逢行》借用了诗歌的形式，给以艺术的再现罢了。

这首诗在铺陈渲染方面，颇能代表汉乐府的一种特色。作者以质朴流畅的语言，抓住一些最富特征的细节，按照由物及人、又由“三子”及“三妇”的次序层层写来，将一个富贵之家的豪华气象表现殆尽。而在铺写叙事之中，又隐隐流露出作者的祝颂和艳羡心理。可以想见，这诗在高堂华宴之上演唱的时候，定会博得豪贵们的欢心。另外，诗歌采用设问设答的形式，由不了解“君家”情形的少年提问，作者代答，既通俗自然，便于演唱，又能引人入胜，畅作者之所欲言，增强艺术感染力。而这也正是某些乐府诗所惯用的形式。

（《汉魏晋南北朝隋诗鉴赏辞典》，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