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听人说：“读书不如抄书。”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完全对。所谓“抄书”，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对有些须精读的书，边读边抄，或读过之后重抄一遍，以求加深印象；二是在读书过程中，将有用的资料随手记下，或做成卡片，以备研究和写作之用。在广泛运用复印技术的今天，学者们做卡片的多，从头至尾逐一抄录的少了。但这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对有些书，单是做卡片或复印之后，浏览一遍“观其大略”是可以的，而求甚解则不易。假如再去重复古人抄书的做法，那无疑于信息时代还在从事手工劳动，事虽倍而功不能半。怎么办？有一种方法可以救弊，那就是讲书。

提起讲书，有人会以为那仅是教书先生们的事，其实并不尽然。古人已有“温经”之法，即约同二三学子，轮流背书、讲书，遇有疑难，相互辨析。顾炎武、蒲松龄辈皆曾施行，效果甚佳。诸君不妨一试。

讲书都有些什么好处？首先，可以巩固所学的知识。一个人读了一遍书之后，自以为记住了，理解了，但要让他用自己的话表述出来，却往往不那么自如。什么原因？“教然后知困”故尔。假如同学们能将读过的重要一点的书，对着“温经”的朋友讲上一遍，其所得的印象是绝不亚于抄书的。

其次，讲书可以使已得到的知识融会贯通，并有条理地表达出来。通常情况下，一个人所读的书往往不是一本、两本，而是许多。而要把这些书的精旨都讲出来，便要经过自己头脑的深思、抉择、整理，有时还要加进自己的见解。这样一来，讲出的“书”实际已具文章（或著作）的雏形了。有些学术大师的著作便是这样产生的。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姜亮夫先生的《楚辞今译讲录》，便都是由著者讲述，弟子们记录整理成书的。

再次，讲书过程中也会时有创获。不佞舌耕多年，就有这样的体会：由于讲授时思想的高度集中和思路的毫不间断，某些平时苦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在课堂上豁然贯通了；某些平时不曾有过的念头，在讲述的一刹那间也闪现了出来。对于这种情况，有人称为“顿悟”，有人说是“灵感”，不管叫什么吧，只要及时记录下来，往往会对某一问题的研究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可见，讲书同抄书比较起来，实在是一种更进步的读书方法。如果说抄书是“眼到、手到”的话，那么讲书便是“心到、口到”；“抄”是猎取和占有，而“讲”则是消化和吸收。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抄书不如讲书。

（《兰州晚报》1985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