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生前曾对搞历史的人说，做学问一定要“天圆地方”。什么意思呢？“天圆”就是头脑灵活（“天”字的本义即指人的头顶），勤于思考；而“地方”则是能够坐下来认真地读书（范老将人的屁股比作“地”）。这是前辈的经验之谈，也是为学的至理名言。

例如乾嘉学者戴震，他从小就很爱动脑筋。塾师教他《四书》，用的是朱（熹）注，于是他就问老师孔、孟为何人，朱熹又是何人，老师一一回答。他听了之后反问道：“南宋去春秋、战国一千多年，朱熹怎么能懂得孔、孟的意思呢？”老师无言以对，只觉得这个小孩将来必定是一个学问家。后来戴震果然写出了像《孟子字义疏证》那样著名的哲学著作。再如清初的阎若璩，他也同别人一样读《尚书》，但越读越觉得不对头，为什么《今文尚书》佶屈聱牙，而《古文尚书》反而文从字顺呢？于是他便处处留心，终于找出了伪《古文尚书》作伪的128条例证，写成《古文尚书疏证》一书，为学术史上的一宗大疑案下了最后的判词。至于当代的古史专家顾颉刚，说来十分有趣，他提出的中国历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著名论点，竟然是从对戏剧的研究中受到启发的。他从元稹的《莺莺传》到《董西厢》，再到王实甫《西厢记》的内容和情节的不断丰富和完善中悟出，中国的历史原来也是这样越累越长的。试想，单是死读书的人，能有这样的成绩吗？以上说的是“天圆”。

再说“地方”。马克思为写《资本论》搜集材料，前后二十五年，天天坐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室内，以至脚底下的水门汀都被磨掉了一层，这是举世皆知的。而第一个坐下来从头到尾读完《资本论》的中国人竟然不是陈独秀，也不是李大钊，而是王国维，怕知道的人就不是很多了。王国维读的是《资本论》原版，而且在上面圈圈点点，十分认真。可以说，王氏做学问的方法之所以比同侪高一筹，与此不无关系。还有在新诗和古典文学研究方面都作出过杰出贡献的闻一多，其读书毅力更是令人叹服。他在北京清华学校学习期间，每年暑期回家从不外出，而是埋头读书二月，并名其书室为“二月庐”。抗战时期，他在云南蒙自，也是终日在一间楼房里读书写作，以至被同事们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

“天圆”与“地方”，读书与思考，对一个立志做学问的人来说，是两个必备的条件。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辩证的，即思考是在读书基础上的思考，而读书又是在思考指导下的读书。在这里，任何盲目性都是要不得的。孔子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其谓此乎？

（《兰州晚报》1985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