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清人阮葵生《茶余客话》，见其中所记两位古人选诗的轶事，颇有趣味。一位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当年王利用宋次道家的藏书编《唐诗百家选》，于入选者先将标签贴于题目之上，然后令小吏抄之。“吏厌所取长诗字多，辄移签置不取小诗上”。结果，“选”出的诗常与荆公本意大相乖违。另一位是清初文学家钱谦益。钱撰《列朝诗集》时，从黄俞邰千顷楼中借书，对入选的诗篇，每“于题上以指甲掐之”作为记号，再令小胥过录。“胥奉命唯谨，于掐痕侵印他页者，亦皆抄入”。这样一来，抄出的选本简直令人啼笑皆非。难怪阮葵生说：“胥之失也拘，吏之失也诈矣！”由今观之，吏、胥虽一失之“诈”，一失之“拘”，然殊途同归，皆足以败事。

这不禁令我想到今日某些机关的办事人员。那些办事不依政策，自作主张，甚至弄虚作假，以图蒙骗上级的行为，不也可以称之为“诈”吗？而进退唯上司意图是从，不动脑筋，不辨然否，以至辛辛苦苦办错事的人，其失正在于“拘”。“诈”者常思投机取巧，执行政策难免走样；“拘”者思想僵化，办事效率肯定不高。对此，我们在配备各级领导机关办事人员的时候，实应当引以为戒。

（《兰州报》1983年7月17日）

又，姜亮夫师告余，其《楚辞通故》成书后，曾倩笔工抄之，议价每页3角。而抄者为多获笔资，竟有三分之一系重复抄录。先生视力欠佳，当时未能辨之。待付印前发现，已哭笑不得矣。此与荆公及牧斋事颇相类，故附记于此。作者2019年4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