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收在本书中的都是二三十年前的一些旧作。经过数次搬家之后，本以为这些东西早已不存在了，谁知今年为了出版别的书，在翻阅旧稿时竟又发现了它们。当然这已经不是全部了，那缺失的部分，想是早已随着被卖出的废纸一起化作纸浆了吧！

这些旧文，多是在读书和备课之余随手写下的。虽然大部分都曾发表过，但其学术价值自然入不了评论家的法眼。不过我自己认为还是说出了一些别人未曾说过的话。更重要的是，它勾起了我读书生活的记忆，也留下了我当年写作生涯的痕迹。常听人说“悔其少作”，而我不但不悔，反而倍加珍惜。于是穷数日之工，将其分门别类地编排了一下，又改正了几处错字，便付梓了。而所谓“分门别类”，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类是读书札记，即将一时的读书心得和所思所感信笔写下，目的是为了巩固读书成果，也是为了日后备查——因为我是从来不做学术卡片的。犹记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每当妻子陪两个孩子睡下之后，我便悄悄地来到靠墙角的一张小桌旁，旋开台灯，开始预备第二天的功课。有时课备完了还不想睡，便摊开几张稿纸，在“方六寸之角落”（姜亮夫师语），再写一些文史考证之类的小文章。写作既然是随意的，内容便也五花八门。在整个20世纪80至90年代，这样的札记大约写了百余篇，其中的一部分，收在了本书的“文史杂考”“饮食琐谈”以及“为学偶感”和“民俗摭谈”几个单元中。

一类是应酬类的文章，也是随想随写，没有经过严格的构思和反复的修改。如20世纪90年代初，应友人之邀，为某酒业集团培训中层以上干部，并做了几次演讲，于是便有了“酒事漫录”的一组文章。有意思的是，在培训结束后，集团的老总们向我敬酒时才发现，原来我并不会饮酒，少饮辄醉，因之便得了“光说不练”的“恶评”。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组有关酒文化的短文在《甘肃日报》连载后，竟引起了《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关注，他们用了一个版面（1996年5月15日第8版）来摘要刊登这些文章，令我的不少老朋友对我刮目相看——原来张某人也是“善饮”的啊！

应酬文章中还有一种是诗词鉴赏。20世纪的某段时期，诗词鉴赏之类的文章大行于世，一些鉴赏辞典也纷纷向我约稿。因为都是朋友，好意难却，我也就陆续写了几篇。这些文章都不长，而且都是在备课之余写出来的。其中虽不乏自己的一得之见，但从内心来说，实有“被逼”之感，不似写札记时的悠然了。

一类是教学札记，主要记录自己在教学上的一些心得。我始终认为教与学是一体的，是同一种活动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作为教师，既要以学问教人，又要以道德教人，还要不断地提高和完善自我。这就是我提出的师德的三条标准，即“明德”“敬业”“知困”。在具体方法上，我认为讲课是一门艺术，应让听者在增进知识的基础上获得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这一点，我在书中已有较详细的论述，在此就不重复了。书中，我还将为兰州大学EMBA班讲课的两种提纲附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翻看。

一类是文化杂谈，其中多半是在某些学术论坛上的发言。需要说明的是，太长的几篇都已收入别的书中了，这里收的只是一些短篇，且多是在谈甘肃文化的弘扬与开发。至于文中所提各点，有的已引起了省上有关部门的重视，有的还停留在纸面上。所以趁着出书的机会，也顺便把它们公之于世。

一类是乡园忆旧，共七篇，也算作是乡愁吧。原本还想多写几篇的，由于别的事忙，搁下了。我的故乡在山东诸城农村。我自十九岁负笈南游，离开故乡，此后便很少回去了。但我对家乡的怀念却是从来都不曾间断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思乡之情也越来越浓。在这部分文章中，我写到了家乡的山水、历史、人文、风物，也回忆了我的童年生活，还记述了我的曾祖、父亲和师友。我至今难忘父亲曾为我讲述过的“葛陂”的故事，那里是诸葛亮的祖籍所在，后来又成了我家的“地眼”。而为了追溯诸城张氏迁徙的轨迹，我于2003年到安徽凤阳去寻根。当我站在当年庄子与惠子辩论“鱼儿乐与非乐”的濠水岸边时，恍如回到了祖先曾经生活的时代与环境，心灵也仿佛得到了净化。这些，我在“乡园忆旧”的文章中都真实地记录下来了。

一类是序跋类文章的选存，这大半是应朋友和学生之邀而写作的。与应酬类文章不同，这些文章是我愿意写的。看着朋友们所取得的成绩，看着自己学生的进步，我是很高兴为他们说上几句的。不过在说别人的同时，也表达了我自己的学术观点，有时甚至披露了自己在某一方面研究的成果。例如，我将蚩尤与炎、黄并列为“中华三祖”的观点，我对苏轼与密州文化相互影响的论述，我提出的以纵向、横向以及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诸城文化的主张等，都是在有关的序文中表达出来的。至于我对皋兰王氏源流的考证并得出皋兰王氏（还有新城王氏及诸城小店王氏）乃王羲之后裔的结论，对眉山苏氏在诸城两支后裔的认定并发现诸城王家七吉苏氏即苏轼次子苏迨后代的事实，作为学术成果，也都是在这些序文中首次公布的。

最后一类是附录，主要是媒体对我的采访及学界对我有关论著的评论，当然也有学生对我上课的印象记述。其中虽不无溢美之词，但因是我教书和学术生涯的见证，所以也附在这里了，并借以向关心我的人们表示感谢。其中尤其是叶嘉莹先生的赠诗，更令我回想起了二十七年前陪她考察敦煌的情景。那是一次有意义的学术考察，也是一次愉快的旅行。如今叶先生已是九十五岁高龄的老人了，我在此祝她健康长寿！

本书主要内容约略有如上述。可以看出，这些文章（“附录”除外）大都是随手写出的，算不上什么正规的论文，故总名之曰“鹤园随笔”。而所谓“鹤园”，即放鹤园，乃吾家世守之园林，余取以为号者也。邑志及家乘皆云余六世祖泰公，早年好剑术、喜渔猎，曾于潍河之滨获一鹤，翅间悬一银牌云“元至正二年再放”，泰公乃为易一牌，上书“明正德十二年三放”。于是泰公幡然醒悟，罢猎弃狩，立石为碣，筑亭颜“放鹤”，日与子弟诵读，风雨不辍者六十余年。后之子孙又广亭为园，读书习礼其中，于是，放鹤园遂为吾家书香渊源所自。

放鹤园建成后，来此访问的文人雅士络绎不绝。正如乾隆《诸城县志·文苑传·张衍》所记载的，“四方文士至者多主其放鹤园，皆生死赖之”。而清初山左古文大家李象先（即与顾炎武同修《山东通志》者）在其《游放鹤园记》中更是具体写道：

潍之西浒，张氏兄弟所居也。有园在庐舍后，曰“放鹤”……园廓数亩，老树半之，中有亭，扁“放鹤”，字出刘老人子羽。后茆堂，茨不剪，径不饰，许幽人往来，不富贵者至。富贵者间一至，终不若披羊裘、戴竹冠，南眺石屋，东俯潍流，吊鲁诸敝瓦、葛陂宿莽之为宜也。

直至清乾隆十八年（1753），桐城派古文大家刘大櫆在其《张氏祠庙记》中仍留有这样的记载：

诸城张氏之先，有河上仙翁，少好渔猎，于郊外得一鹤，而有牌系其左翼，曰“元至正二年放”。仙翁更为一牌，系其右翼，曰“明正德十五年再放”。于是仙翁有感奋发，不复事渔猎；而构亭读书其中，名之曰“放鹤”。自是，张氏之读书以明经选者，累世而不绝。里人传张氏有放鹤亭云……而亭外益恢广为园，古木数百株，繁阴可爱……然仙翁之后，世世以耕读为业，惇行孝悌于其乡，称有淳古之风。按察俞公，尝立“务本坊”以表其闾……

放鹤园经沧桑之变，今虽荒废（据称当地拟将恢复），然作为家族文化的象征，已永远存留在我的心中了。时至今日，每当我想偷懒之时，脑海中便会浮现出放鹤园的形象，并令我记起那“务本、向学、重礼”的家训来。它鞭策我不敢懈怠，激励我再去认真读书，再利用别人看电视的时间，继续写些读书札记之类的文字，集腋成裘，也就有了《鹤园随笔》一书的问世。

张崇琛

2019年5月8日草于皋兰山下之朴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