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很多个独坐孤灯下的夜晚，我的这本书就要出版了。

我学的是经济学专业，曾在政府和国有企业工作，现在我在高校讲授经济管理门类的课程。我这本书谈的虽然是癌症治疗方面的话题，但我承认，经济学的学习给了我很好的素养。因为我学习经济学，还需要关注和研究哲学、历史、文化、政治等方面的事物。其实，不管做什么事情，也都同样需要很多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来支撑。我的妻子能获得重生，我能在好几次面对妻子棘手复杂病情的情况下选定正确的治疗方法，大概和我接受过比较严格的学术训练以及多学科的知识背景有分不开的关系。

近30年来，我国癌症发病率持续上升，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关于癌症治疗的讨论话题也并不鲜见，我们从网络、街头刊物、微信朋友圈等载体上可以很方便地看到。但我很少读这些资料，我对这些东西有一种天生的抵触感。我获取知识的渠道，主要是纸质的书和我的个人生活经历。

我表面随和，骨子里却极其固执。我总是很顽固地相信自己是对的，有的时候，即使非专业的事情，我也同样固执得很，但我也有一个优点，一旦认识到错误，就会毫不犹豫地承认错误并改正过来。我平时注重对事物的思考，但我的注意力不在于事物本身，而是更多地关注能从这件事中得到什么。所以我的总结能力很强。

写这本书，从内心来说其实是很顾虑的，因为我以前的学习和工作，与医学根本不搭界。然而，曾经健康欢快的妻子突然有一天病了，我就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了。从一开始我就抱定了要给妻子看好这个病的决心。6年多过去了，妻子逐渐恢复健康，我也终于可以歇一口气了。这些年来，我最经常想的就是癌症这个缠磨着很多家庭和患者的疾病，我不仅想我妻子的病，还想到更多的癌症患者所遭受的痛苦，也为那些对癌症深怀恐惧和焦虑的人们感到无奈。我不知道自己从哪来的这么多精力，我的这种执着的特质，可能和我父母亲对我的影响有关。

这本书能顺利完成，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要感谢河北省作协主席关仁山老师。关老师是我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和文学家，作品达700余万字，多部作品被译为多国文字。我和关老师不认识，书稿写好之后，我感到这部书除了涉及肿瘤治疗方面的问题之外，还写进了我的很多人生体悟，就想到能否请一位文学方面的专家挖掘一下书稿的思想内涵，这样也便于读者更深刻地理解这本书。

2016年1月中旬的一天，我和妻子走进了河北作协大院，作协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关老师在外地，并把关老师的联系方式给了我。我拨通关老师的电话，才知道关老师因身体不适正在北京阜外医院住院。但关老师还是非常热情地给了我回话，答应帮我看看稿子。很快，关老师就给了我回复，对书稿给予了肯定，并答应为我写一点东西，这便是大家现在看到的序言《生命的教育》，这篇笔力雄健的文字，进一步升华了本书的思想意义，无疑是对本书在精神价值层面最好的一个解读。

特别感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冯奉仪教授，我和冯老师素不相识，但很久之前就知道冯老师在我国肿瘤内科领域享有崇高声望。书稿初成，我一直想如果能有幸得到冯老师的指导，将是多么的幸运啊。但一想到自己只是一个患者家属，冯老师每天那么忙，有很多患者慕名前来，哪能有时间管我这件事呢。想来想去别无他法，只好从网上查找到冯老师出诊的时间，委托妻子把书稿送到冯老师的诊室。万没想到，冯老师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妻子。过了大概只有20多天，冯老师就给我发来信息，请我去北京当面给予指导。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北京冯老师的办公室，冯老师拿出修改过的书稿，逐页逐页地讲给我，讲了足有2个小时，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上了一堂医学课。冯老师宽和的品质、严谨的学术态度，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冯老师逐字逐句看了我的书稿，有的错别字我找过好多次都没发现，冯老师都给找出来了，并且在页边批注了很多文字。从冯老师办公室出来，一股融融的暖意一直在这个冬日里温暖着我，这个世界有太多需要我感恩的人……

还要特别感谢中国工程院樊代明院士。樊院士是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现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是中国工程院和美国医学科学院的院士。我在寄出书稿的时候，确实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的，当时连准确通讯地址都找不到，只好按照网络上的一些信息写下了大概的寄信地址。没想到，在寄出书稿后不久，我就接到了樊院士的电话。樊院士首先详细询问核实了我妻子的病情，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已审读过书稿，并且答应要亲自为我的书稿写一个序言。过了两三天，我就收到了樊院士的博士后给我发来的序言稿。樊院士身兼数职，每天要处理大量工程院方面的行政事务，还身兼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消化病医院院长的职务，每周在西安还安排有出诊，他能在这样忙碌的情况下抽出时间审读我的书稿，并亲自提笔撰写序言，这是对我的莫大鼓励与莫大关怀，这种鼓励不是用语言所能感谢的。

还要特别感谢中国工程院院士邱蔚六教授。邱院士是上海交通大学第九人民医院，以及口腔医学院的资深讲席教授，是我国口腔颌面外科领域第一位院士，他今年85岁高龄了，每周还有出诊，并承担着教学、科研、医疗以及多种社会性的职务与工作。3年半前，我去上海九院咨询病情的时候，曾经想挂邱院士的号，但号源紧张，未能得见，再加上时间紧迫，就匆匆回省会了，一直感到很遗憾。

2016年初，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我给邱院士寄去了书稿。给邱院士寄出书稿后大约不到一个月的某一天，我接到一个来自上海的电话，这便是邱院士的秘书打来的。电话里，邱院士的秘书告诉我：邱院士已经看过我寄去的书稿了，答应给我的书写一个序言，只是邱院士工作繁忙，还需等些时日。说实话，我对邱院士为我的书撰序这件事几乎是不敢抱有希望的，邱院士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答应给我的书写序，我内心的激动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此时此刻，我感觉到自己日日夜夜写书的付出是值得的。过了不到一个月，2016年正月十五前后，邱院士请他的秘书给我发来了几易其稿的序言，这是邱院士利用春节宝贵的团圆和休息时间，给我逐字逐句写好的。邱院士撰写的序言稿用心很多，不吝赞美，处处体现了对晚辈的关怀与平易，这份感恩铭记于我的心中。

还要特别感谢中国工程院钟南山院士。钟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呼吸病专家，曾任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广州医学院院长、中华医学会会长，现任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全国人大代表，今年已80岁高龄。我是从2003年那场万众一心抗击非典的事件中，第一次知道并记住了钟院士的名字。当时在电视画面和报纸上看到有关钟南山院士的报道，即在内心里充满了感动。因在抗击非典中的卓越贡献，钟院士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对于我这位很普通的患者家属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接触到钟院士。只好从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官网上了解到钟院士每周四下午出诊，于是2016年1月19日去广州将书稿呈送给了钟院士。当时钟院士正患感冒，还要接受电视台采访，但钟院士还是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在会客室向我询问核实了我妻子的病情，并表示先看看书稿再给我回话。钟院士工作实在繁忙，日程安排特别紧张，繁重的医疗工作、学术会议、决策咨询，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等包围着钟院士，2016年5月底至6月上旬又出席了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两院院士大会，并获得了中国工程界最高奖项——光华工程科技奖终身成就奖，迄今为止，只有朱光亚、钱正英等6位科学家获得过该奖项。2016年7月5日，在去香港学术讲座之前，钟院士给我发来了亲笔写好的序言，对我的书稿给予了肯定和鼓励。能得到钟院士赐序，是我之前不敢想象的，钟院士序言的字里行间，体现了对医疗事业深深的挚爱之情，以及对患者真诚的关心爱护。

特别感谢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医药卫生编辑室韩琳主任。我把书稿寄给韩老师的次日，就得到了韩老师的热情回应。韩老师这种对工作的投入和敬业精神，对每一位辛勤书写的作者，是巨大的鼓励和支持。出于对医学共同的热爱与理解，我和韩老师很快见面了，我们从书稿谈起，又谈出书稿本身的范围，一下午整整4个多小时，都在热烈地讨论。也正是韩老师的巨大信任和鼓励，促使我最终选择了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韩老师和我一致的意见，一定要奉献给读者一本真实、严谨、负责的癌症书籍，这是我们在整个修改和编辑过程中始终把握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在书稿修改定稿过程中，韩老师倾注了巨大心血，对包括篇章结构及具体内容在内的很多细节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我虽然不从事编辑工作，但凭着自己经常写稿、改稿的感受能体会出来，其实每一本书的最终面世，都凝聚着编辑同志们的广博知识和辛勤汗水。通过与韩老师的接触，我体会到，虽然作者是写书的，但编辑却是作者的老师！

还要感谢卓达集团董事长杨卓舒先生对本书出版的热忱支持。杨卓舒先生是我国知名企业家、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国家文化产业培训基地主任、中国十大慈善家，曾三次荣获“中华慈善奖”。我与杨卓舒先生素不相识，他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前来卓达集团考察绿色装配式建筑产业、卓达全区域大开发的党政代表团、央企考察团。我把书稿送给杨卓舒先生，他百忙中抽空认真阅读了全书，对书稿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指示卓达集团相关部门予以出版方面的帮助支持，体现了杨卓舒先生对文化事业的热情关注以及回报社会和国家的拳拳情怀。

每一位写书的作者，一般都是在胸有成竹，认为书稿没什么纰漏的情况下才会拿出来以飨读者。尽管我的书稿收到了几乎无所不包的赞誉，但它的疏误肯定是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当初所预料不到的。我诚恳地希望大家能给我指出不妥之处。

写完最后这篇跋，我的这项工作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每一次完成一项重要的工作之后，我都会产生一种习惯性的空落感，因为那种曾经伴随着我的、已经成为我的生活的一部分的热情付出，也即将随着这项工作的结束而失去依存，我需要继续寻找下一个付出来充实自己的心灵和身体。

作者于201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