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医存废的争论中，最核心的一点是对中医是否为科学或者对其科学性的质疑。因此，探讨中医的科学性之前，有必要先探讨“科学”这个概念。“科学”的概念，是从西方直接引入的，并且我们从一开始就把它当作公理全盘接受了下来，因而造成了很多障碍和认识上的混乱。

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是哲学。^[4]罗素的这个说法广受推崇。他将“科学”界定为“确切的知识”，给科学确立了一个极具排他性和攻击性的标准。这个标准，显然束缩了科学的范围，给科学竖起了一道无情的篱笆。正是在这种逻辑之下，西方列强以其船坚炮利为殖民扩张开辟道路，为世界确立了新的标准，包括什么是科学，什么是医学。直至今日，西方的价值观及其文明形态仍然延续其殖民思维在全世界范围内强势扩张。

人类并非完全生活在一个“确切的”世界中。一般来说，物质的世界，主要是确切的，或者说在未来可以达到确切的程度；精神的世界，主要是非确切的，即使在很久的未来，也没有办法达到确切的程度。人，是物质（身躯）和精神的“共同体”，由此，人生活在既确切也不确切的状态中，包括医学，也应是如此。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把西医的体系、技术和方法定义为唯一科学的，即罗素所谓“确切的知识”，那么凡是不同于西医的技术和方法就都是非科学的，这显然不符合实际。简单套用西方的“科学”标准，将会造成对中医学的严重伤害。接下来我们简要分析讨论中医科学性的几个主要方面。

辩证的精神。古代的人们很早就意识到了宇宙和人生中充满着辩证的现象，很注重察知万事万物的变化规律。《易经》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就是易道，它讲究阴阳平衡、刚柔并济。阴阳，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范畴之一。万物变易，本于阴阳，阴阳互化互生，此消彼长。《黄帝内经》全面吸收了《易经》的哲学思想，故有医易相通之说。《黄帝内经》谓：“阴阳者，天地之大道，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

五行学说，是中医的方法论基础。水（润下）、火（炎上）、金（从革）、木（曲直）、土（稼穑）五种要素，相克相生，揭示了万事万物的动态转化关系。运用在中医学中，五行学说从一个侧面描述了生命运动的时空特性，对于预判疾病发展变化的倾向，以及如何用药配伍等很多方面有着基础性的指导意义。

中医诊治疾病，讲求辨阴阳、循五行，以正邪、虚实、寒热等作为治疗的入手点，环环相扣，对症下药，即所谓的辨证论治。辨证，即以望、闻、问、切四诊，辨清疾病的病因和性质，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论治，是在辨证的基础上，按照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热则寒之、寒则热之等原则，拟定合适的治疗方案。理论预设，它不同于西医理论的具体实在性，而是高度抽象和非确切的。人的生命及其运动统摄于“气”，“气”流布于身体和精神，支撑和驱动着人的生命运动。《黄帝内经》将生命活动视为气之聚散，所以中医有“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说法。在中国，常以气绝断人亡，而在西方，常以心停断人亡。

整体观。最能体现中医整体观的是其元气论，这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基石，也称为气本体论。“元气”是中医学用以解释生命和疾病本源的一种

在中医学中，人自身是一个整体，人和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又进一步构成了一个更为庞大复杂的系统。人的健康，既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如水、空气、土壤、饮食等密切相关，也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如伦理、风俗、礼教等密切相关。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置祥林嫂于死地的主要原因是封建社会的种种压迫。

人们说癌症是全身性疾病，反映在中医学的理论中，就是认为，“肿瘤是全身性病变的局部表现。局部的肿瘤，或者可以产生全身性影响，或者本身就是全身性病理变化的局部反映”。^[5]尽管西医也承认癌症是全身性疾病，但二者的理路根本不同，中医所讲的全身性疾病，直接内生于中医基本理论之中，是生成式整体论，西医则主要从癌基因、癌细胞以及癌症的全身性转移扩散这些角度而言的，“是组合式整体论或曰结构式整体论”。^[6]

对精神和心理因素的重视。《黄帝内经》提出情志致病的观点：“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又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所以，中国人有“心病”一说。《景岳全书》指出：“以情病者，非情不解。”

医学上更具有挑战性的是精神和心理等“非确切”因素。例如，中医里面有一个“梅核气”的病名，指因情志不遂，致咽中似有梅核阻塞、咯之不出、咽之不下、时发时止为主要表现的疾病。患者自觉咽部明显异物感，若以西医手段检查，咽部看不到任何异物，甚至不红不肿。但对患者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异物感。五六年前，我有过此症，去医院耳鼻喉科检查，大夫反复查看后未见异常，这位大夫懂一些中医知识，告诉我这就是典型的梅核气，详细给我解释了病因，我很快理解了，后来没有用药，很快自愈。

尽管精神和心理因素在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难以找到直接的证据，目前还主要是一种经验性的假说，并且，精神、意志、情绪、心理等因素，很难按照所谓科学的范式予以量化和准确提取，但这种经验性的结论却真实地存在于现实之中。例如，书画家多长寿，可能是因为书法绘画怡情养性；革命家多长寿，可能是因为他们在艰苦的革命环境中锻炼形成了坚定的革命意志和良好的身心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