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西方传教士开始把近代西医的理念和技术带到中国。以鸦片战争为开端，西医逐渐开始确立其在中国的主导地位。清人俞樾1879年所著《余楼杂纂》一书，专列“废医论”一章，明确提出了废除中医的主张；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作为全国性医政兼医疗中枢机构的太医院随之消亡，中医在中国的官方地位结束；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发《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中医药没有被列入大学的教育规程之中，史称“漏列中医案”；1929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了余云岫提出的“废止中医案”，此案引起了中医界大规模抗议，国民政府最终搁置了此议案。^[1]

新中国成立后，废止、告别中医药的争论及质疑依然不绝于耳，如中南大学的张功耀教授2006年撰文《告别中医中药》，明确提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告别中医中药。”^[2]可以看出，有关中医药的争论和质疑，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停止，还在时时影响和动摇着人们对中医药的正确认知态度。那么，应该如何正确看待近代以来持续出现的中医药存废争论这个事实呢？

首先，应正确看待争论本身。应该说，不管存论还是废论，主要是基于对中医药本身的考量所做出的学术性判断。对于存在的争论，应存长去短。只要争论处于学术的轨道和层面，就有利于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

其次，应历史地看待中医存废的争论。鸦片战争以来，伴随着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输入，在西方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等思潮的长期影响下，必然要引起学界对于古老中国传统的反思与觉醒，特别是洋务运动、新文化运动、改革开放等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客观上对中医药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其中，过往提出的很多废除中医的观点，我们现在看，也是充满了历史的局限性，例如陈独秀曾经说：中国的医学不知道科学，所以回答不了问题。“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不可调和迁就的。”^[3]很明显，新文化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对于什么是科学的认识，还是非常简单的（后文将谈及“科学”这个概念）。再看当下公开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关于中医科学性、中医存废争论的学术文章，明显进步多了。反观近二三百年的中西交流史，我们可能过多或不当地引入了西方的文化及其观念，同时我们也过多或不当地抛弃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及其观念。这里面存在一个如何正确处理中西关系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课题。

再次，有关中医药的争论，在客观上有力地推动了中医药事业的现代发展，故争论是一件好事。一方面，争论促进了中医吸收现代医学的技术和成果，促进了中医的革新自强；另一方面，也在争论中与时俱进地提升和彰显了中医巨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