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治疗一波三折

患者的心理和精神，主要应依靠自己内心的疏导。

仅仅几天之后，我再一次飞往广州，把病理蜡块交给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病理科，等待病理确诊。2012年7月27日，病理诊断报告出来了：鼻咽癌为未分化型非角化性癌，左上牙龈癌为分化差的癌。对照观察两次活检组织切片及两次组织的ISH检查结果有差别，故考虑鼻咽癌及左上牙龈癌为双原发癌。至此，初步排除了牙龈癌为鼻咽癌转移的可能，决定按照原发牙龈癌进行治疗。

牙龈癌手术，一般需要扩展到病变周围至少2厘米进行切除，才有可能达到根治的目的。根据妻子的病情，初步确定需要做左上颌骨次全切除术。这种手术不算很大，主治的医生也认为有必要及时二次手术，经医生同意后，我为妻子办理了住院手续。

然而，就在准备手术之前的两三天，这位医生突然改变主意了。通知我手术的事情暂时等一等，需要先组织专家会诊，并且和我讲了许多手术风险方面的问题，举的例子听起来非常可怕，包括毁容、挖眼，等等。第二天下午，大夫让我去医院，从本院相关科室找了三位医生，组织了一次很短暂的专家会诊，让我在医生办公室外面等会诊结果。在等待的时候，我就判断出这位大夫估计是要通过会诊的方式，合理而体面地推掉这次手术了。不出所料，会诊结束后，大夫让其副手把我请到医生办公室，告诉我会诊结论：建议观察！

其实，我心里是很明白的，我之前在广州、上海和北京咨询，特别是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病理确诊的结果，已经很明确地说明需要进一步扩大手术切除的范围，我也把这些到外地医院问诊的所有资料完整地交给了大夫，会诊的专家不能对这些铁证一般的资料视而不见，根本没有道理得出“建议观察”的会诊结论。病理关系是明确的，诊断是有依据的，第一次手术不彻底也是一目了然的，还需要观察什么？二次手术不仅是必需的，而且要尽快手术才对。观察是什么意思？难道要等到肿瘤再一次长出来，或者肿瘤又跑到别的地方再处理吗？我一眼就看懂了这一切，但当时我的大脑非常清醒和理智，大夫既然要推掉手术，我就没有必要强求了。于是我礼貌地对大夫表示了谢意，当即办理了出院手续。

说句实话，我对那位大夫通过会诊这种堂而皇之的方式推掉手术的做法，至今心存不满，因为如果我当时稍有糊涂或心存侥幸，可能真的就带着妻子回家“观察”了。大夫显然不应该在这种十分关键的时刻，给我提出如此不负责任的建议，这也显然不仅仅只是医术层面的问题了。

我陪妻子看病这么多年，对个别大夫的做法和套路已经摸得一清二楚。一般情况，我都能从内心理解和原谅，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忘掉，唯有这次，我至今耿耿于怀。

我讲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很担心读者会因此对医生产生偏见。不管怎样，这只是个别的现象。我对太多的医生心存感激，即使有些不够认真甚至是有过失误的医生，我仍然在内心里对他们充满了感恩。

妻子因会诊而“建议观察”的当天夜里，我就去北京了。车到北京西站，正是半夜12点。挨到第二天早晨，挂了头颈科大夫的号。大夫非常认真地翻阅了我带去的所有病历资料，静静地听我说完之后，只说了两个字：“收了”，意思就是收治住院。

等到2012年8月20日，妻子终于住进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头颈外科的病房。然而，就在准备手术之前，妻子的大姐从省会打来电话，跟我商量，要不别做手术了，意思就是想要保守治疗。我非常理解妻姐的这种想法，她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如果切开牙龈肿瘤的地方，发现上颌骨骨质破坏严重的话，手术范围还要进一步扩大。但当时一切都是未知的，也许在手术中通过快速冰冻病理可以发现需要切除的范围并不大，那样就有根治的机会了。我再一次仔细权衡后，认为还有必要积极作为，决定不能保守治疗。我当时想的是，如果手术中发现骨质破坏严重的话，就不往深挖了。

2天后，在全麻状态下，大夫为妻子做了左上颌骨次全切除手术。手术前，我听大夫说，一般在手术过程中需要从嘴角把脸切开，将脸部肌肉外翻，才能切除左上牙龈和左上颌骨。我没敢和妻子说这件事，只是告诉她手术不大。事先我请求大夫，尽量不要切开脸手术，大夫答应到时看情况。等妻子下了手术台，我一看妻子的脸还完好着，感动地差一点就给主刀医生跪了下来，我的腿已经不自觉地打弯了，只是理智支撑我控制住了自己的膝盖没有着地。

妻子这次牙龈癌手术，做得非常成功。事实也证明，选择手术治疗，其实是最好的一种方案，因为放疗已经没有余地，而化疗疗效并不确切，且妻子已化疗过7个疗程，身体难以耐受。只有手术，痛苦最轻也最短暂，也只有手术才可以达到根治目的。

从2012年6月底至8月底，经过两个月的忙乱，妻子的牙龈癌病情终于得到了一个最为完满的治疗结果！这两个月正好是我的暑假，等安顿好妻子，学校已开学了。

在忙于应付牙龈癌的时候，我就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牙龈癌之后，还要再一次应对肺转移，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在2012年5月30日那一次复查中，发现妻子右上肺新出来的那个很小很小的结节，正在快速地长大。2012年8月1日，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特需门诊影像诊断的大夫告诉我：“右上肺新出现小结节，应高度警惕为转移瘤。”

为了再次治疗肺转移，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出院后，在家里休息了大概一个半月，妻子就又一次住进了省肿瘤医院的化疗科。从2012年10月到2013年3月，妻子在省肿瘤医院又进行了5个疗程的化疗，以及靶向治疗。化疗5个疗程后复查，妻子右肺的结节明显缩小，从1.5厘米缩小到了0.3厘米左右，不认真看，CT片子上已经找不到了。

在这里，还需要给读者朋友补充一件事情：我们的儿子从2010年上半年开始，就一直跟北京的老师学习音乐，我每周六或周日都要带儿子去北京上课，3年来几乎从未间断。

也就是在妻子2012年下半年化疗的这段时间里，儿子的考学复习也日渐紧张起来。从2012年11月到2013年4月，我和儿子租房子住在北京。白天，我和孩子匆忙地奔走在北京的很多个大街小巷里，不断地从地铁和公交车上来下去，赶着去上各种专业课程，包括钢琴、作曲、视唱练耳、民歌。到了晚上，孩子又要练琴、练唱民歌、写作曲作业、练习视唱，还要复习文化课。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和儿子直到凌晨2点才休息。到了第二天早晨7点多，我就像个“法西斯”一样，又把儿子喊了起来，开始练琴和完成各种作业。好在，我们遇到了一位很好的陌生邻居，他们全家默默地承受了儿子长达5个月“肆无忌惮”的琴声，从未提出过抗议。只有一次，楼上下来一位大娘，我和大娘客气地解释之后，大娘再未找过我们。

我们在北京朗琴园租住房子的壁挂炉坏了，房子里没有暖气，房东不给修。我只得从商场买了一个功率很大的电暖气，但根本不起多大作用，后来又买了一个电扇式的暖气，还是冷，又买了一个电炉子，三个电热器同时开着，都调到最高温度，家里才算是勉强暖和了，一天耗电50多度。我们租来的这个屋子实在是冷得出奇，我一直怀疑这间屋子的下面是不是冷库。我和儿子在北京一直住到腊月二十九晚上才回家过年。大年初五，我就又带着儿子返回北京这个阴冷的屋子了。

这几个月里，妻子在省肿瘤医院化疗，我大部分时间在北京陪着孩子学习，准备来年考学。我只有在每周二学校有课的时候，才从北京返回省会去上课，顺便安排一下医院里的各种事情并看看妻子，然后就又匆忙地返回北京了，因为儿子还在北京扔着，他只有12岁。

最后一次化疗结束20多天，妻子就拖着病体来到北京，这时已经是2013年3月下旬，距离儿子考学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了。妻子来北京，每天给我们做饭、收拾细碎家务，为我腾出来好多时间。

2013年4月9日，一年一度的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招生考试正式开始。4月19日，复试发榜，我和妻子从榜单上看到了儿子的名字！

儿子考取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是我家这几年里里外外唯一一次的命运垂青。我的家里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欢声笑语了，也很久很久暗淡沉寂了。我早已习惯了这种忙碌奔波和令人不安的生活，也早已习惯了一次次的意外打击，我在内心里随时做好了迎接每一次打击的准备，就像产生了抗体一样。

考虑到妻子连续化疗5个疗程刚结束，身体还十分虚弱，需要尽快恢复和调理，儿子复试后，妻子在北京广安门医院治疗调理了将近1个月，身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面色红润了一些，手脚也似乎没有以前那么冰凉了。

但是，就在这种表面的恢复状态下，却蕴含着很大的危险，因为右肺那个结节，在化疗结束还不到3个月就明显地反弹了。这表明，前期化疗和靶向治疗失败了。肿瘤一旦反弹，它的生长速度快得惊人。这就是癌症，对它的每一种治疗手段都不能确保管用。这有点像是碰运气，如果治疗管用了，那么很幸运，如果治疗没管用，那么也很正常。

我很快把妻子从北京接了回来，紧接着安排妻子住进了省肿瘤医院的放疗科。2013年5月31日，放疗前再一次复查，肺部那个结节出人意料地反弹到比化疗前还要大。那个疯了一般长大的瘤体，让人看着有一种恐惧的感觉，真觉得快要失控了。这就是癌症，它并不按照常规发展，时而急进，时而缓滞，很难摸清楚规律，所以经常被它牵着鼻子走。

在省肿瘤医院放疗科，再一次勾画靶区，再一次制作放疗用的模具，经过将近1个月的放疗，妻子右肺的结节得到了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