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友们在一起交流心得的时候，一定要慎言慎听。

2012年6月的一天，妻子跟我说，她的左上牙龈外侧长了一个小疙瘩，快1个月了。她一直以为是牙龈肿了，就没当回事，直到现在才跟我说。我赶忙带妻子去挂了个号，大夫检查以后，说是增生，应该是良性的，告诉我们过两天去做个小手术切掉就行了。其后，大夫按照良性肿瘤的预判，为妻子做了个切除的小手术，并送病理检验。但2天以后，我去取病理报告的时候，又一次遭受了突然而沉重的打击：牙龈癌！看到这三个字，我顿时陷入了极大的悲哀之中！我几乎快要屈服于命运了！这件事之后，我严厉地要求妻子，以后发现身体任何部位有异常，必须第一时间告诉我。因为我脆弱的神经，已承受不起一次次的突然袭击了。

2012年7月13日，我去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特需门诊，想对妻子的病理玻片进一步确诊，医生把妻子牙龈癌的病理玻片放在显微镜下大概只有两三秒钟，就非常肯定地告诉我是癌变。医生又在显微镜下认真观察了妻子此前鼻咽癌和本次牙龈癌的玻片，认为不能确认也不能完全排除牙龈癌为鼻咽癌的转移。看到这个结果，我仿佛走到了一个艰难抉择的十字路口，彻底失去了方向，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应对了。此后，我又拿着病理玻片在大楼里七拐八绕地竟然就找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病理科主任的办公室，她吃惊地接待了我（她当日并不出诊），并且告诉我，她从事病理诊断30多年，还是第一次遇见鼻咽癌和牙龈癌同发的患者！我哀叹这种极小概率的事件竟然能让我遇到。

尽管我从来不相信命运，不相信鬼神，不找术士算命。但人在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尤其是接连遭受挫折的时候，会莫名其妙地相信命运，会抱怨老天不公。妻子的病此伏彼起，我万般无奈，也曾经虔诚地拜倒在神佛面前，还曾找过术士指点迷津。我甚至把“老天爷”三个字写在一张白纸上，愤怒地烧掉了它！现在想来，我的这种举动着实有点大不敬，但我当时已无路可走，也就无所畏惧了！

妻子以前外出旅游的时候，曾经买过三只瓷牛（我和妻子都属牛），两只大牛，一只小牛，神态逼真可爱，就摆在我家的窗台上。后来妻子在收拾房间拉窗帘的时候，不小心把那只母牛带倒，摔在地上碎了。我甚至把这件事和妻子的病情联系在了一起。后来，我在市里大街小巷跑了好多地方，终于在一个瓷器摊找到了和摔碎的那只母牛一模一样的。我带着儿子很虔诚地把那只母牛请了回来，从此再也不往窗台上摆放了。我用软纸包了几十层，把它放进了一个纸箱里，小心翼翼地藏在了我的书架里。

2012年7月15日，我坐上了飞往广州的航班。飞机起飞的一刹那，我想起了妻子，一种悲壮之感迅速占据了我的身心。我默默地祈念此次广州之行能为妻子带来福音。

坐在飞机上，我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一幕幕的过往经历从我眼前闪过：1年半之前，妻子被确诊为鼻咽癌，接着就发现了肺转移，现在又发现了牙龈癌，家里一次次地陷入混乱。这次牙龈癌，是我根本没想到也不可能想到的。现在，肺转移还未得到彻底控制，却又发现了牙龈癌，这严重地打击了我此前的自信。我的内心快要放弃了，就像长跑一样，实在坚持不到最后了。但责任和使命还是驱使着我的头脑不停地飞转和搜思着，我的双腿几乎是机械地奔波着……很快，我就又一次从绝望中极其倔强而高傲地站立了起来，我不向困难低头的品格，再一次复活并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

3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广州。等我几经辗转到了中山大学肿瘤医院，已是傍晚，医院挂号处和门诊科室已经没有了白日里的喧嚣。我在空无一人的挂号大厅里良久地徘徊着，目光不时地搜寻着挂号大厅里和四周墙壁上提供的各种就医信息，预先熟悉了就诊卡办理手续、挂号及门诊流程，我甚至楼上楼下地把各个门诊科室的楼层位置熟记于胸，之后才在医院附近找了一家旅馆住下。

在中山大学肿瘤医院，我咨询了头颈外科、放疗科、鼻咽科、口腔科、中医科、生物治疗科等总共22位大夫，他们提供了不同的诊断和治疗方案，包括放疗、化疗、手术、姑息、先放疗后化疗、先化疗后放疗等（可见附录C）。

请读者朋友不要误解我，我不厌其烦地咨询这么多位大夫，并不是不信任大夫，而是由于妻子的病情的确很复杂，我没有办法确定下一步该怎么走。我的原则是必须先在诊断上下足功夫，绝对不能在诊断不明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治疗。这个原则一直贯穿妻子治病的全部过程，事实证明，我这么做受益很多。尽管有一些大夫给出的诊治建议后来被证明可能是不切合实际的，但其实每一位大夫在了解了妻子的病情后，都会反复思考和仔细权衡，既考虑得又考虑失，他们都很慎重地给我提供诊治意见。我们不要对大夫责备求全，因为癌症治疗本身就是一种没有把握的事情。

2012年7月18日，我又从广州飞往上海。中午，我赶到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这家医院在口腔疾病治疗方面享有盛誉。我到了医院，看到已经有人用马扎、砖头等摆放好了一个一个的位置，开始排队准备抢明天的号源了。也就是说，我需要从中午一直排到第二天早晨。在上海，收获也是很大，各科的专家给我提供了各有益处的诊治建议（可见附录C）。

尽管这次在广州和上海，我并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治疗方案，但受益匪浅。其中，有很多专家和我讲过的话，至今还在发挥着指导性的作用。在广州和上海，有两点最主要的收获：一个收获是，先要弄清楚妻子牙龈癌和原发鼻咽癌的关系，如果牙龈癌是鼻咽癌转移过来的，二次手术的意义就不大；如果牙龈癌是新生的原发癌，就有进一步扩大手术的必要。这一点现在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当时身处其中，要认识清楚这个道理，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另外一个收获就是，如果考虑放射治疗牙龈癌，就要回查之前鼻咽癌的放疗范围，若牙龈癌的病变范围是鼻咽癌放疗已经覆盖过的区域，且放疗剂量已经比较高，那就应该排除放疗这种手段。有了上面两点，如何进一步诊断及治疗妻子的病，思路就大体明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