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求治病情暂缓

即使已经身患癌症，也不要无所事事地虚度生命。

为了治疗肺转移，妻子从省肿瘤医院放疗科转到化疗科。化疗科的主治医师，综合分析之前各项检查和治疗的病历资料后指出：原放疗科病情诊断不明，即未能确定我妻子是在治疗前还是治疗中发生的双肺转移，^[1]并在住院病历中写道：“因缺乏对比，故无法评价（前期）化疗疗效，经质控小组讨论后，建议患者继续行原方案化疗，2周后复查评价疗效。”就这样，妻子又在化疗科延续原方案化疗了1个疗程，但未见双肺转移得到控制。

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胸外科、化疗科、头颈科、放疗科、影像诊断科，几乎每一个能挨着点边的科室我都不厌其烦地挂号。该院一位很有名望的大夫，我国头颈外科领域的著名专家、博士生导师，看了我带去的CT片子，告诉我：长则两年，短则一年。大夫的这句话，让我的情绪低迷了很多天。那段时间，是我经历过的最难熬的日子，我的眼睛和大脑从早到晚都处于灰暗模糊的状态。

妻子每一次病情不好，需要拿主意的时候，我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我需要在进与退之间果断迅速地做出决定，简直有点像是撞大运一般。妻子的姐夫、姐姐、哥哥，也处于极大的矛盾之中，他们希望在自己最小的妹妹身上出现奇迹，但又下不了决心积极治疗，好几次主张让我保守治疗，但我心有不甘，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病情发展。

在医院里忙碌一天，回到家里，除了我和妻子，一切都空落落的，毫无生气。我从医院一进家门，就径直走进厨房了，而妻子还在床上沉沉地睡着。

妻子复查出肺转移，已是腊月十六，眼看快要过年了。大街上一片忙碌的景象，人们开始把各种年货一箱箱一件件地搬回家里。随着年关一天天地临近，医院里大部分病人也开始陆续办理出院手续准备回家过年。好不容易挨到过了年，2011年大年初五，我就跑到省会一家私立的中医肿瘤医院。院长斩钉截铁地向我保证，他能治我妻子的病，告诉我他研制了上千个药方。我从他那里开了两服药，花了两千多，全都是胶囊。但很快，我冷静了下来，果断地停止了妻子继续服用从这所私立中医肿瘤医院开回来的中药胶囊。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我不能有任何闪失和任何延误，也不能轻易相信任何豪言壮语。我开始考虑，妻子的病不能久拖，也不能毫无目的地乱投医了。

其后，我又去了北京广安门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中医门诊部，找了大概十几位很有名的中医，他们都给我开了药方。我把药方拿回家里，当时只顾上看药物名字了，没看到药方的左侧有一行打印的小字，写的是“双肺转移”，所以也没有保密。妻子不知怎么就看到“双肺转移”这几个字了，我立刻就懵了，汗珠浸满全身。等静下心来，又给妻子编谎、圆谎，妻子没再追问什么。

经过短暂的忙乱，我感觉只靠中医一时难以奏效，决定送妻子去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内科治疗。正月十五前后的一天，我和妻子的哥哥，很早就来到中日友好医院，从前半夜就开始排队，等着挂第二天的号。队伍里面夹杂着号贩子，我和妻兄各占了一个窗口，都是排在第一位。早晨7点前，挂号室各个窗口的灯同时亮起来，每个窗口的挂号人员都已经提前把电脑打开，手放在键盘上。等7点一到，挂号系统开通的一刹那，挂号的工作人员迅速地按下了键，为我抢到了一张我想挂的大夫的号。就在这1秒都不到的时间里，我所挂的号已经排到第五位了，就是说，这些挂号窗口中，同时有很多人都挂的同一位大夫的号，我所在窗口的挂号人员应该是第五个按下了电脑键的。排在第二、三位的患者家属，根本抢不到自己想要挂的号，紧张的号源一瞬间就被抢光了。

到了问诊的时候，我向大夫讲述了妻子的病情，大夫决定收治入院，但由于床位紧张，暂时还不能入院。过了大概两周，也就是正月二十八，医院通知我们办理住院手续。

第二天凌晨，我和妻子踏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车到北京的时候，还是早晨，我和妻子坐着公交车往中日友好医院赶。当时妻子身体非常虚弱，北京西站离中日友好医院很远，中途还需要换乘公交。正月里北京的早晨仍然寒冷，妻子在路上好几次停下来蹲伏在地上呕吐。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竟然没舍得打车，身上也不缺个打车钱。这件事过去好几年了，每一次想起当时在清冷的北京城，我提着大包小包，领着患病的妻子急匆匆地赶路，而妻子不时地在路上蹲伏下来呕吐，就觉得对妻子非常负疚，也不止一次地感叹人生坎坷多难，禁不住地唏嘘。

住进中日友好医院，大夫很快给妻子安排了治疗，主要是化疗和中药治疗，同时，使用了尼妥珠单抗（泰欣生）进行靶向治疗。这种靶向药很昂贵，不在医保范围内，每支（50毫克）3680元，据说，靶向药能带着化疗药准确地找到癌细胞。那位推销此药的女士在电话里告诉我，最好每周输入200毫克（4支），并且最好是每周连续输入，输入多少周都可以，越多越好。于是，从2011年3月到6月，又从2012年11月到2013年2月，妻子使用这种药约30周共80多支。不过，后来的事实似乎证明，该种靶向药物，在我妻子的身上未见明确疗效。

从2011年3月初至6月初，在中日友好医院，经过3个疗程的化学治疗，妻子双肺转移结节明显减少或缩小，但仍有多发小结节和斑片影以及索条影。在中日友好医院化疗第一个疗程结束后，妻子的头发就全部脱光了，四肢陷入了麻木状态，犹如针扎。她每晚睡觉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手脚该放在哪里，这种痛苦延续了至少2年才有所减轻。

到2011年6月，我已经有1年半没回内蒙古探望父母了。我只是在电话里不断地告诉父母，我忙着照顾孩子的学习没时间回去，一推再推。有一次，父母在内蒙古大妹家里和我们视频，我让妻子戴好假发，在电脑前草草地说了几句话。

2011年8月28日早晨，我带儿子去北京上音乐课，火车快到北京的时候，9点刚过，我接到家里的电话，噩耗传来：远在内蒙古的父亲突然去世！这突如其来的噩耗，顿时让我陷入了一种痛心的悲哀之中。

车到北京西站，我就带着儿子直接回内蒙古了。等到晚上12点，我和妹妹、妻子、儿子赶回家里的时候，父亲的灵柩已经被亲戚们安顿好了，门前搭起了灵棚，棺材盖打开着，父亲静静地躺在门板上，身上已经换好了那种匆忙从殡葬用品店买来的、缝制极其拙劣的、糊弄鬼的寿衣，等待我回来入殓。

我以前曾不止一次地想过，等妻子的病好了，我和父亲坐在一起，一五一十地告诉父亲我和妻子经历了多么可怕的困难与挑战。很多很多次，在我快要扛不住的时候，我多么想把这些经历过的“秘密”告诉他啊。有父亲的时候，我一直感到踏实而自信。现在，这个能豁出性命保护我的人突然离去，我即刻感觉到自己变得单薄和弱小了。

我的父亲啊！我大学毕业到外地工作16年了，这些年不是忙工作就是忙上学，要不就是忙儿子、忙妻子。我一直想着，等我有条件时，把父母接来，让他们从劳累中解脱，让他们像城市里的人一样，也去广场上、公园里结伴锻炼，我甚至想过带父亲去我的课堂上，让他看看他的儿子怎么给学生讲课。然而，老天作弄！一个公认的好人，死在了自己的营生之中。

我和妻子回内蒙古为父亲料理丧事，母亲见到妻子戴着假发，才知道妻子得了这么严重的病。母亲几乎在一夜之间经历了丧夫之痛，现在又要做好儿媳不测的准备，真是世事无常啊！

父亲丧事料毕，妻子先坐火车回家了，结果一进家门，就发现由于跳闸，冰箱断电，里面冷藏的8支尼妥珠单抗（价值3万元）全部失效了。这8支尼妥珠单抗，是我托人买的，放在冰箱里没舍得用，没想到就这么毁掉了。

从父亲去世到2012年5月份，这多半年的时间里，妻子的病情暂时缓解。考虑妻子之前连续经历了7个疗程的化疗，身体很虚弱，从2011年6月到2012年5月，主要是化疗后的恢复。期间在省肿瘤医院多次住院，进行了靶向治疗和扶正治疗。

2012年5月30日的一次复查，发现妻子右上肺又长出来一个很小很小的结节，就是这个结节，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我以后会讲到。

【注释】

[1]主要是指鼻咽癌确诊的时候，只做了一个胸部X线片，当时X线片报告：右下肺结节影，考虑结核球可能性大，建议进一步检查。大夫对这件事情没有重视，也没有为我们进一步安排CT检查以明确肺部结节的性质，就进行了放射治疗，所以这是一笔糊涂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