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埃米尔已长成了大小伙子，他经常在实验室里协助哥哥制造硝化甘油炸药，诺贝尔不在时他就代替哥哥工作。他为自己有个发明家哥哥而感到骄傲，决心将来也做个像哥哥一样的发明家。

1864年9月3日，诺贝尔进城去会见一位对炸药极感兴趣的瑞典富翁J.W.史密特先生，埃米尔在实验室协助化学师工作。临走前，诺贝尔一再叮嘱埃米尔：“这是一种危险性极大的炸药，一定要多加小心才行。”埃米尔满口答应了，他的任务是净化甘油，然后加进硝酸溶液中去。

父母正在吃早餐，突然大火从实验室窜出，接着是一声巨响，整个建筑物眨眼间化为一片火海。

父亲不顾一切地向火海冲去，母亲用尽平生力气才拉住了他。邻居们带着救火工具奔了过来，但不敢靠近，怕再次发生爆炸。大火把实验室烧得精光。好心的人们怕伊曼纽尔夫妇看到烧焦的残骸而受更大的刺激，把他们送回了家。废墟里共找到了四具烧焦的尸体，其中就有性情温和、头脑聪明、办事认真的埃米尔。

诺贝尔在城里听到爆炸的消息，匆匆赶回来，心里祈祷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可是，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惨不忍睹的画面。他推开人墙挤进去，大声地喊着弟弟的名字，可是埃米尔再也不能用洪亮的声音回答他了。他真想放声痛哭一场，但他还是努力控制住了自己。

他回到家里，家里一片死寂。父亲躺在床上，两眼失神地盯着天花板，母亲的哭泣声断断续续从厨房传来。他本想安慰父母几句，但这时他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深深地责怪自己，自己是这种炸药的发明者和生产者，自己不该让弟弟进实验室接触这种危险的工作，是自己葬送了弟弟的生命……他感到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爆炸事件引起全城骚动，耸人听闻的谣言不胫而走，添油加醋的报道四处传播，谣言说诺贝尔的新炸药能将全城夷为平地，一时间全城人心惶惶，警察局也迅速采取了行动，调查事故发生的经过。

这时有两家公司向当局说情，一是铁路公司，一是矿业公司。他们为了完成各自的工程，急需这种爆炸力很强的新炸药。他们在一年前就已订了货，而这次事故却将那批货炸得精光。他们非常同情诺贝尔家的不幸遭遇，因此向当局疏通，说试验炸药过程中事故是难免的，如果说伊曼纽尔有玩忽职守罪，他儿子的死对他来说惩罚已经是够重的了。

由于生产硝化甘油炸药用的是父亲制造爆破器材的旧执照，因此伊曼纽尔成了检察官传讯的对象，诺贝尔代替父亲到庭，说这种炸药是自己的专利，自己愿意承担一切责任。父亲也进行了辩护：“……硝化甘油是无害的，即使把它点着也不要紧，粗心大意地用火也很难使它发生爆炸。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我的儿子进行的试验产生了强烈的反作用，这就使溶液的温度上升到摄氏180度左右。达到这个温度，已经生成的硝化甘油就会发生爆炸……”

人们用像看待杀人犯那样的眼光，来看待诺贝尔一家：“专门制造恐怖和炸药的一家人！”“没有人情味的人家，把自己的亲人和别人的性命也送掉了。”

面对人们的白眼和指责，诺贝尔告诫自己：一定要挺住，必须想办法度过难关。但是，年老的父亲却经不起这个打击，病倒了。过去，父亲无论遇到多大挫折、受到多大打击，精神从未垮过，可是这一次失子之痛使他一病不起。总是面带微笑的母亲现在整天也愁容满面，郁郁寡欢，勉强支撑着身体照看丈夫。

更为严重的是，传来了国家禁止在城区继续生产硝化甘油炸药的消息。

此时的诺贝尔面临着人生的巨大考验，卧床不起的父亲、年迈体弱的母亲、巨额的借款、国家的禁令，还有那挥之不去的关于新炸药生产的愿望，这一个个难题都摆在了他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