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自古是人文荟萃之地，魏晋以来，无数世家望族在这里繁衍生息。位于吴越故地的无锡钱氏就是江南杰出的世家代表。钱氏家族素称“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这一家族最为人称道的就是盛产精英，古有“西昆体”名家钱惟演、三元及第钱棨、明末名士钱谦益、乾嘉学派大儒钱大昕等文化名人，近代以降，钱氏家族出现人才“井喷”的盛况，才俊之众足以媲美宇宙星斗：文字音韵学家钱玄同、教育家钱基博、历史学家钱穆、“文化昆仑”钱锺书、导弹之父钱学森、力学之父钱伟长、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外交家钱其琛、台湾社会活动家钱复、水利专家钱正英、金石书画家钱君陶、物理学家钱致榕、荣获“诺贝尔奖”的空气动力学家钱永健、物理学家钱临照、工程力学家钱令希、经济学家钱俊瑞……截止到2010年，全国所有两院院士中，共有二十二位院士系钱氏子弟。有人将其总结为“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如此多的文化精英、科学巨匠同出一门，钱氏家族是当之无愧的精英世家。

无锡钱氏渊源于五代十国的吴越王钱镠（liú）。钱镠（852年—932年）是吴越国的开国之主，因谥号武肃，所以又称武肃王。以武肃王钱镠为始祖，钱氏家族不断壮大，香火鼎盛，千年不绝，发展出了一百多支宗脉，是名副其实的大家族。钱基博父子和钱穆属于无锡钱氏一脉。无锡钱氏又分出堠山、湖头两大支系，钱基博父子属于堠山钱氏支系；钱穆属于湖头钱氏支系。钱氏家族除了追认共同的始祖钱镠外，每一支系都有其开支始祖，无锡钱氏的源流是武肃王钱镠的儿子忠懿王钱弘俶和忠献王钱弘佐，堠山支系的开支始祖钱迪，属钱弘俶一脉；湖头支系始祖钱进，是钱弘佐的曾孙，也是无锡钱氏从钱塘迁往无锡的始祖。钱基博、钱锺书父子为钱镠的第三十二、三十三世孙；钱穆则是第三十四世孙。按辈分论，钱基博长钱穆两辈，钱锺书长钱穆一辈；而按年龄，钱基博年长钱穆八岁，而钱穆又长钱锺书十五岁。就像钱穆所说的：“江浙钱氏同以五代吴越武肃王为始祖，皆通谱。无锡钱氏在惠山有同一宗祠，然余与子泉（按：钱基博，字子泉）不同支。年长则成为叔，遇高年则称老长辈。故余称子泉为叔，锺书亦称余为叔。”

钱氏家族枝繁叶茂，香火绵延已有千年之久，历经五代、宋、元、明、清、民国，至今不衰，而且英才荟萃，群星璀璨，古今罕见，实在是中国家族史上的奇迹。要想了解钱氏家族长盛不衰的秘密，大概只能从钱氏的家风传统中窥得堂奥。

钱氏家风之源要追溯到始祖钱镠，他一手缔造了钱氏家族，并留下了千古家训泽被后人。根据《钱氏家乘》记载，钱氏家训包括《武肃王八训》《武肃王遗训》和《钱氏家训》三个部分，其中，《武肃王八训》和《武肃王遗训》都是钱镠晚年所作，而《钱氏家训》则是由钱镠第三十二世孙钱文选在前两训的基础上提炼整理而成，但精神内核却是属于钱镠的。背诵《钱氏家训》是钱氏家族的传统，据说，每当钱氏家族添丁，全家就会诵读《钱氏家训》，家训是每个钱氏子孙成长过程中必学的人生第一课。

作为钱氏子弟的启蒙课，《钱氏家训》依次从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个层面教诲子孙。《家训》开篇陈言第一条便是“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教育子孙为人要清白磊落，行事须无愧于天地，这是最重要的立身之道，是做人的根本。《家训》还告诫道：“读经传则根柢深，看史鉴则议论伟。”鼓励子孙多读书。在祖训督导下，钱氏子弟养成了良好的学风，好学不倦、勤学苦读的家族传统内化为个体的精神意志，在血统相继中一脉相承。钱基博、钱穆均爱自修苦读，最终成就了他们国学大师之名。钱锺书受父亲钱基博的影响，在上小学之前就开始涉猎传统典籍，先后读完了《论语》《孟子》《毛诗》《礼记》《左传》等经典书籍，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基础。钱基博对孩子管教非常严格，钱锺书念小学时，每当放学后钱基博都要留儿子去他的办公室自修古文。后来钱基博到清华大学任教，寒假没有回家，钱锺书难得脱离父亲的管束，于是自由地阅读一些父亲禁止的闲书，钱基博回家考校功课，发现钱锺书受时文影响，行文庸俗，大为恼火，动用家法重重体罚了钱锺书。从此钱锺书发愤用功，再也不敢偷懒，这才得以成长为文化大家。

由于喜好读书，钱氏家族尤其重视发展教育事业。钱基博的祖父钱维桢，曾创办江阴全县义塾；二伯父钱熙元是江南乡试副举人，设私塾授课40多年。为了保证族中子弟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老祖先钱镠立下家规，各地的钱家都要设立义田、义庄、祭田，并将其中一部分田产或盈利作为公共的教育经费。这就保证了钱氏子孙无论贫富都有受教育的机会，钱穆和钱伟长就是在无锡鸿山七房桥的“怀海义庄”资助下才得以上学的。钱氏教育经费的设立与现代的教育基金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钱氏父祖在教育事业上的先见之明。

钱氏重教不光是为了自己一家一族的兴旺繁衍，《钱氏家训》有言：“兴学育才则国盛。”钱氏崇学重教也是本于振国兴邦的责任感。

爱国是钱氏家训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从武肃王钱镠开始就特别强调爱国主义的精神操守。他虽然是吴越之主，割据一方，但始终视自己为大唐的臣子，忠于唐室。他在遗训中说道：“余固心存唐室，惟以顺天，而不敢违者，实恐生民涂炭，因负不臣之名。而恭顺新朝，此余之隐痛也。”他以中原王朝政权为正统，但并不愚忠，不因天下易主、中原改朝换代而怀不臣之心，因为在他心中，维持一个国家的完整统一以及减少不必要的战争远比称王称霸、实现个人野心重要得多，他的爱国，是爱真正的“国”，而非某个君主或一家一姓之政权。这份家国情怀在钱氏家风中世代相继，譬如钱锺书笔下那些怀念故国和洋溢着爱国激情的篇章，以及钱学森、钱伟长等科学巨匠以身许国、报效国家的事迹。再如钱穆，他一生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他曾对自己的恩师吕思勉说过：“学生自读书懂事以来，就深知要爱国爱民族，爱国素不后于人。” 国家危难之际，钱穆虽未投笔从戎，也没从政指点江山，但却以文人特有的方式演绎出另一种耿烈的爱国风姿。他避世一年专心撰写《国史大纲》，既为了在乱世中保全民族文化，也希望通过国史文化的传播振奋民族精神：“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这部书问世之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据说，当年在沦陷区的北平，甚至有人整本抄录，且言：“读此书倍增国家民族之感。”

齐家是与爱国并驾齐驱之外的另一件大事。钱氏家族非常重视家庭人伦关系的维系和经营。钱氏先祖钱镠在《武肃王八训》和《武肃王遗训》中一再告诫子孙团结亲族、家庭和睦的重要性，叮嘱他们“兄弟相同，上下和睦”，《钱氏家训》在《家庭》篇中也继续传递着祖辈的教诲：“父母伯叔孝敬欢愉，妯娌兄弟和睦友爱。”“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

家庭的兴旺发达还有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婚姻。自古以来，人们相信娶妻当娶贤，嫁女须嫁德，美满的婚姻才能成就幸福的家庭，也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后代。钱氏家族向来注重子孙的婚姻，择媳、选婿都十分慎重，从不轻率。《钱氏家训》有言：“娶媳求淑女，勿计妆奁，嫁女择佳婿，勿慕富贵。”钱镠也教诲儿孙：“为婚姻须择门户，不得将骨肉流落他乡及与小下之家，污辱门风；所娶之家亦须拣择门阅，宗国旧亲是吾乡县人物，粗知礼义便可为亲，若他处人必不合祖宗之望。”钱氏子弟婚配，不重财，也不重色，但十分看重配偶的个人修养和家教门风，德行有失或门风不正的配偶一概不选。一言以蔽之，就是“优优联姻”，讲究非物质上的“门当户对”，这是钱氏家族的婚配原则。试看近现代以来钱氏家族几对名人夫妇的婚姻，钱家的几位媳妇要么是才德兼备的名门闺秀，要么是饱读诗书的才女，比如，钱穆的夫人张一贯，是一名知识女性，曾做过苏州北街第二中心小学校长；钱锺书的夫人杨绛出身于无锡的名门鸿山杨氏，父亲杨荫杭是民国律政界的名流，她自己也是旷世才女，著名的作家、学者、翻译家；钱伟长的夫人孔祥瑛，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孙，清华大学高才生，曾任清华附中校长；钱锺纬的夫人秦溶芳则是北宋词人秦观的后人，家学渊博。从他们身上，钱氏家族的婚姻观可窥一斑。

从钱氏家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其家族文化中深植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传统士人的共同信仰。可以说，钱氏家风浸淫着传统的“士”的精神，是中国士风的绝好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