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城刘氏是清代一支显赫的仕宦大族，祖籍为安徽砀山，明朝时期几经迁徙，最终定居于山东诸城逄戈庄。明末清初时刘氏家族初兴，经过康雍乾三朝发展至全盛，家族中为官者人数众多，官声卓著者不少，赢得朝野赞誉，尤其是被民间戏称为刘罗锅的刘墉，更是家喻户晓的廉吏。自五世至十四世，刘氏家族中有七人官至二品以上，三人官至一品，乾隆帝为其赐字“海岱高门第”。刘统勋、刘墉父子在乾隆年间先后入相，刘墉之侄刘镮之在嘉庆年间任尚书，三人死后分获谥号“文正”“文清”和“文恭”，被称为“一门三公，父子同宰”。诸城刘氏不仅是一流的仕宦世家，也是鼎鼎大名的文化世家。刘氏一族涉猎广泛，在诗学、水利、刑名、医学、金石学、考据学等多个领域都很有成就。追溯刘氏一族发迹的根源，不难发现，支撑起这个繁盛家族的无非是德行与学问，刘氏的家风正是基于这两个方面形成的。

从诸城刘氏家族的家训家规以及刘氏族人立身处世的记载，可以简要地将诸城刘氏家风的主要内涵总结如下：清廉律己，爱民如子；积德行善，宅心仁厚；识才爱才，知人善任。这些家风可以说包含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的诸多核心因素，值得我们认真体味与学习。

清廉律己，爱民如子。这是诸城刘氏家风的核心观念。历史上的诸城刘氏以清廉爱民享誉朝野，为表彰刘氏的清廉爱民，康熙与乾隆都曾御笔题写“清爱堂”牌匾赐给诸城刘氏，“清爱堂”也由此成为诸城刘氏祠堂的堂号。刘氏家族先人刘必显曾提出“清廉爱民，待人以宽，官显莫夸，不立碑传”的为官准则，并多次勉励子孙“崇惇厚、黜浮华”。家族中的每个出仕者都谨遵祖训，以清廉为做官第一准则。据记载，诸城刘氏清代为官者十分多，全部能清廉自律，恪守家风，没有出过一个贪官。刘墉的祖父刘棨是康熙年间全国赫赫有名的廉吏，有关他清廉爱民的故事非常多。康熙四十年（1701年），刘棨因在陕西宁羌州（今属陕西省汉中市）知州任上的杰出政绩，被朝廷提拔为宁夏中路同知，还未赴任，便传来了其母亲杨氏因病去世的消息，按照朝廷的礼制，刘棨要回家丁忧服丧。但由于他在宁羌州任上时替百姓还税的缘故（宁羌州十分贫穷，老百姓欠朝廷税的情况十分严重，刘棨任知州时，为减轻百姓的负担，便变卖了自己在山东的私人田产，替百姓还清税款），导致自己经济拮据，无力应付从宁羌州回山东的旅途费用。不得已，刘棨只得向弟弟刘棐求助，让弟弟变卖自己老家剩余的田以凑足盘缠让其回家，刘棐看到哥哥的田产已经变卖得所剩无几，于是便将自己的田产卖掉了一些，给刘棨送去。宁羌州的百姓得知刘棨的经济状况，纷纷自发出资助其返家，刘棨表示自己已筹到了钱，坚决不接受，百姓不允，硬要凑钱给他，直到刘棨出示与弟弟来往的书信众人才作罢。刘棨与百姓的感情已经极为深厚了。

同样以清正廉洁著称的还有刘统勋之子刘墉。乾隆后期，官场和社会的风气日益腐化，贪官污吏比比皆是。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中，刘墉恪守家风祖训，不与贪官同流合污。在日常生活中，刘墉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他曾写诗“帽破衣残到太原，故人犹作旧时看”，当年他前往太原赴任，路上并没有换什么行头，而是穿着平时的破衣破帽，路上连驿站都没住，而是自己找个小店住下。刘墉不仅个人崇尚清廉简朴，还勇于和官场上的不正之风作斗争。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刘墉受命与和珅共同查处山东巡抚国泰贪污案。国泰与和珅交情很深，刘墉到时，他早已做好应对准备。刘墉等人查验历城库房，发现库银并不短缺，但细心的刘墉从银两颜色型号不一中发现了疑点，深入调查后，得知是国泰借商号银两凑数对付。刘墉随即贴出告示，要求各商号不得借给官府银两，如果借出即行收回，否则全部充公。由此一来，官府库银顿时清空，国泰只好认罪。在乾隆帝支持下，刘墉一查到底，国泰等首犯俱被处死，向他们行贿的官员被撤职查办，成为当时震动官场的一件大案。

除了这几位在历史上留下显赫声名的高官以外，诸城刘氏的其他出仕者也同样坚守清廉的作风。刘缳之曾在江浙督学任上被誉为“关防严肃，弊绝风清”；刘纯炜任分宜知县，三年后坐法免官，贫不能归；再如刘埘，他在任上积劳致死后，竟没钱将灵柩运回故乡，最后在上司的资助下才得以魂归故土。诸城刘氏为官者中没有一人是贪官，其族人无论官阶高低，无论任职时间长短都能始终如一地坚守廉洁自律的原则，共同创造出以清白著称的家风。

积德行善，宅心仁厚。这是诸城刘氏家风的另一大内涵。诸城刘氏家族几代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拥有着一颗济世救人、乐善好施的仁心。《诸城县志》中记载，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山东遭遇饥荒，饥民遍野，刘棨刘棐在方圆十里地之内巡查，一旦见到有人挨饿，马上施粮救济，若遇到饿死之人的尸骨，便为其安葬，这样一连持续了十个多月，灾情缓解方作罢。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诸城刘氏的历代子孙都是践行孝道的社会典范。刘棨的哥哥刘果是刘氏子弟中有名的孝子。刘果对父母极为孝顺，甚至对继母都十分孝顺。朝廷委派刘果到江南提学道任职，上任前，刘果将凤冠霞帔亲自给继母孙氏披上。孙氏去世后，刘果立即回家奔丧，并按制丁忧，同时，请当时著名学者戴名世为孙氏撰写墓志铭。此后，刘果常念及孙氏的恩情，常常痛哭流涕，无限感慨。在丁忧结束之后，刘果感到父亲年老体衰，需要尽心照顾，于是决定不再出仕，在家照顾父亲。这在古代士大夫中是极为少见的。

刘氏子弟除了待长辈至孝以外，同辈之间的手足之情同样感人至深。如前文所提到的，刘棨没路费回家奔丧，托四弟刘棐替自己变卖田产。刘家已是当地望族，刘棐为将土地出手，辗转奔波至浙江，拜托在浙江的亲友，才得以将土地卖掉，凑足路费。自他们之后几代都谨遵家风，维护着兄友弟恭的大家族。及至刘墉一辈，出任外官者更多，兄弟之间团聚的机会寥寥无几，但他们之间的书信诗文往来非常频繁，《东武诗存》《东武刘氏诗萃》《刘文清公遗集》等书中多有留存。更值得一提的是，刘氏一族的孝悌观念并不狭隘，族中亲友之间同样多有照拂。刘绪煊在兄弟刘继爚、刘继煌去世后，主动承担起抚养、教育他们子女的重任。刘墉对弟弟刘堪、侄子刘缳之也照顾有加。刘墉和刘缳之名义上是叔侄，实际上却情同父子。孝悌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父严母慈，兄友弟恭；孝悌为本，意在睦宗”不仅被写入刘氏一族的祖训中，还因一代代人的言传身教不断流传。

识才爱才，刻苦读书。刘氏家族为官者甚众，所以刘氏家风一直十分注重人才的识别和赏拔，识才爱才，知人善任，也成了刘氏优秀的家风内涵之一，这也是刘氏家风与其他名门家风之区别所在。刘统勋曾作为主考官四次主持乡试，四次主持会试，由他遴选、擢拔的人才不计其数。这其中包括了纪晓岚、蒋士铨、赵翼、朱珪等名闻天下的显宦名流。刘统勋识才爱才的故事非常多。朱珪在乡试中举后，前往刘统勋家拜谒，刘统勋想要再考考他的才学，便让他用墙壁上的《狻猊噬虎图》，按照苏东坡的石鼓诗韵题诗。当刘统勋读到诗中的“东龙西龙斗赤日，白髯老蛟碎玉斗”后大为惊叹，勉励他“诗文已成家，留心经济，必成伟人”，朱珪最终官拜大学士，成为乾嘉之际的名臣。刘墉继承了父亲的爱才之风，曾点拨了一代经学大师焦循成才。

诸城刘氏自迁往诸城以来，最初几代人皆以耕种为生，到刘通才开始走上科举读书之路。刘氏一族发迹与刘家对读书的重视有密切联系。

刘氏先祖刘通性格倔强，当时家中并不富裕，为了帮助儿子刘必显读书，刘通一旦看见值得欣赏的文字，便抄写在旧纸上，回到家中让刘必显诵读。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刘氏家族开启了读书科举之路。清顺治九年（1652年），刘必显成为家族中的第一位进士，随后刘必显的弟弟刘必大在顺治十七年（1660年）考中了举人，自此，刘氏家族成为当地有名的耕读之家。刘必显十分重视教育，他曾说过：“教子之方，莫要于读书。”刘家几代人酝酿出了刻苦攻读、博闻饱学的醇厚门风。刘缳之官至吏部尚书，仍不忘作诗勉励自己：“人生有常业，力穑其一端。弗辞胼胝苦，且免冻馁干。而我面诗书，讵敢怀晏安。”

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鼎盛的诸城刘氏一族也早已成为历史长河中的陈迹，但诸城刘氏清廉爱民、宅心仁厚、识才爱才、重视教育、关怀民生的家风对今天而言，依旧是一笔极具特色的宝贵历史文化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