踵武往圣儒风继——邹城孟氏家风

山东邹鲁之地是中国传统儒学的发祥地，后世闻名的文化礼仪之乡，这里不仅诞生了儒家至圣先师孔子，还孕育出儒家另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亚圣孟子。他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领军人物，他发展、深化了儒家学说，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故后世常以“孔孟”合称，以示对孟子的尊崇。由于亚圣孟子的存在，邹城孟氏家族也成为继曲阜孔氏之后，邹鲁之地的又一圣贤家族。

孟氏家族的开姓先祖可以追溯至鲁国的庆父。庆父是鲁桓公的次子，鲁庄公的弟弟。庄公继位后，他和另外两个弟弟叔牙和季友各自受封，分门自立，庆父一脉被称作孟孙氏，迁至邹国，也就是现在的邹城定居。孟孙氏后来被简化为“孟氏”。

孟氏扎根邹国后一直默默无闻，直到公元前372年，孟子诞生，从此改写了家族的历史，因此，孟氏后人都奉孟子为家族始祖，强调自己的圣贤血统，以作为圣贤后裔而自豪。自唐宋以来，历代王朝相继兴起轰轰烈烈的“尊孟运动”，孟氏家族咸遂濡泽，备极荣宠，他们感念先祖的恩泽，不忘根本，始终以孟子的信仰和精神为己之烛照，绳其祖武，学道孔孟，继圣贤之业，诗礼传家。

“传家世守三迁训，七篇仁义报国常。”孟氏子孙秉承《孟子》七篇的智慧，以书为训，涵养出崇儒重道、居仁由义的圣贤家风。如果继续追本溯源，孟氏家风其实可以上溯到孟子的母亲仉（zhǎng）氏。孟子能成就圣贤之名，得益于孟母仉氏的良好家教。孟母被誉为中国“母教第一人”，位居古代“四大贤母”之首，在中国家教史上意义非凡。孟母教子的故事在中国民间家喻户晓，最著名的故事就是“孟母三迁”：孟母对儿子的启蒙教育非常重视，她为了给儿子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曾三迁其居，谨慎择邻。他们起先居住在坟墓旁，年幼的孟子就模仿起别人家的丧葬仪式；孟母于是把家迁至集市旁，结果孟子又亦步亦趋模仿市井叫卖；最后孟母把家安顿至学堂边，终于使孟子自觉地模仿起士人的礼仪，成功接受读书的熏陶。

孟母教子最大的特点是言传与身教并行。“买豚示信”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据说孟子小的时候看到邻家杀猪，孟子于是问母亲：“邻家杀猪干什么？”孟母随口便答：“为了给你吃啊！”话刚出口，孟母就自悔失言，因为依照家里的经济状况孟母是舍不得买肉的，可是孟母一向重视言传身教，从怀孕开始，她就坚持“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担心因为自己的失言而“教之不信”，于是，孟母为了树立诚信不欺的榜样，言出必行，到邻家买肉给儿子吃，以兑现自己信口开河之言。

孟母的嘉言懿行不仅成就了孟子，而且成为孟氏家族教养子孙后裔的珍贵资源。孟母的教子故事，比如“孟子三迁”“断织喻学”“买豚示信”等，后来写入了《孟氏家规二十条》继续垂诫后人，她有一段关于妇德母仪的言论：“妇人之礼，精五饭，幂酒浆，养舅姑，缝衣裳而已。故有闺内之修，而无境外之志。”这段话被收入《家规》的《妇道篇》用以教育孟氏家族的女性。明朝嘉靖年间修撰的孟氏家志题名为《三迁志》，“盖取孟子作圣之功，由于母氏蒙养之正云耳”。清代的时候，孟氏六十九世孙孟继烺在家族内部设立三迁书院作为孟氏家族自己的私塾家学。以“三迁”命名，是感念孟母的母德母行，视母教为家学之滥觞。

除了重视母教，传承儒学、弘扬儒道亦是孟氏家族的教育传统，这也是孟氏家风最突出的特点。孟氏家学比普通人家的家学更深刻地体现出“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自觉，这使得他们的家族教育具备一些特殊性，比如，孟氏家学在内容上的纯粹化和学术化，除了教授科举考试要求的知识外，孟氏要求子弟“精通经术”，钻研儒家经典，系统地接受儒家思想知识的熏陶，领会儒家教义之真谛。由于受到封建朝廷的礼遇优待，孟氏家族在政治经济方面都享有特权，孟氏子弟不需要像普通人家的子弟一样承受生存的压力，所以在他们的家学教育中剔除了一般人家所奉行的“耕读传家”的传统，不要求子孙掌握耕作技能，而是侧重于智识和德育，讲求个人境界的提升，这其实是对孟子“修身”思想在家族教育中的一种实践。

在弘扬儒道的孟氏家学的熏陶下，孟氏后辈鸾翔凤集，人才济济，他们在各自的人生中实践着儒家的信仰，从不同的侧面传承了儒家精神，彰显出圣贤气度的家风涵养。

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他是孟子第三十三代后裔，人如其名，继承了孟子的“浩然之气”。孟浩然“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早年隐居鹿门山，四十岁游学京师，以才华名动公卿。古代士子深受儒学熏陶，以积极入世治国平天下为一己之抱负，孟浩然生当盛唐，早年也曾有建功立业之志，写下过“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样豪情满怀、踌躇满志的诗句，可惜仕途困顿，科举考试失利，他为人又清高耿介，生就一副不肯逢迎媚世的傲骨，因而一生未能出仕，以布衣终身。

关于孟浩然的耿介不阿，有这么一个故事：据说，孟浩然十七岁时即在家乡襄阳本地的考试中崭露头角，然而待到去京城应试的时候，他却断然放弃科举，理由是他不愿仕宦于一个混乱朝廷。彼时正是唐睿宗李旦在位时期，大唐王朝刚刚经历了武周后期的内乱，李旦作为政变中的胜利者顺理成章登基称帝，但孟浩然却对睿宗李旦靠政变上位的行为很不齿，认为这是不仁不义之举，因而坚决不肯在睿宗朝出仕。

还有一次，人到中年的孟浩然在玄宗朝科举失利，仕途不顺，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同乡韩朝宗愿意举荐他做官，两人约好一起赴京，结果孟浩然却因为要和故友饮酒而失信违约，错过了来之不易的做官机会。本该痛心疾首的事情，谁料孟浩然却并不懊恼。这看似洒脱之举似乎与他之前孜孜求仕的行为自相矛盾，也与积极奋进的儒家追求相悖谬，这实际上暴露出了孟浩然内心深处的一份纠结：既渴望实现儒家积极用世的理想，但又不愿意放弃人格独立而趋附政治功利。矛盾与纠结中映射出一股儒者特有的反叛和独立精神，这与孟子所倡导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是一致的。也正是凭借着这份超群壮逸的正气，仕途失意的孟浩然在文学的世界里别开生面，为唐诗的创作开拓出一方新的天地，无意中也成就了他的千古诗名。

如果说孟浩然徘徊于归隐和出仕之间的纠结，贯彻了先祖的独立精神和反叛意识，那么，孟氏第七十代亚圣公孟广均则鲜明地实践了孟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生存哲学。孟广均生于清嘉庆五年，是孟子第六十九代嫡孙孟继烺的独子，“性纯笃，尤聪颖，博闻强记”。身为孟府宗子，孟广均身负家族的厚望，从小接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不仅精于儒学，而且兼善诗词、书法。与所有儒家士子一样，孟广均从小苦读，怀抱着修齐治平的宏伟志向。道光八年（1828年），孟广均乡试中举，本以为可以踏上仕途成就一番功业，可惜时运不济，彼时的大清王朝已非康乾盛世，烈火烹油的繁华盛年过后，王朝的统治由盛转衰，逐渐走向腐朽没落，同时，父亲孟继烺重病缠身，孟氏家族急需新的继承人执掌家业。孟广均于是放弃了治国安邦的宏愿，奉旨承袭孟氏翰林院五经博士，转而追求修身齐家的理想。他接掌宗族事务之后，一心修缮家园、经营家业，为了家族的存续鞠躬尽瘁。他借助于官私捐赠，修葺了原先颓败的孟氏府庙，这才有了今日人们所看到的孟子府庙的规模和格局。

儒家文化重视血缘根脉，修撰家谱是维系家族根脉的重要手段。1864年，年届花甲的孟广均合全族之力，着手修撰了《孟子世家谱》，这是孟氏家族最古老的族谱，初撰自北宋神宗年间，历经金、明、清多次修撰传承，是孟氏家族的主要存世谱系。新修的《孟子世家谱》耗时一年完成，这部同治本《孟子世家谱》成为迄今为止保存最完备的孟氏家谱，为孟氏家族血脉的维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天下有道则行，无道则隐，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处世智慧。孟广均完美地践行了这份儒者之智。身处不甚乐观的时代大环境，面对着日益衰颓的家族，孟广均顺势而为，放弃个人宏图，堪称识时务之俊杰。而在齐家之外，他又不忘修身养性，致力于金石收藏，既为孟府文化积累底蕴，更在一方雅趣中自得其乐，快意人生，儒家关于人生境界的至高追求，在孟广均这里再次得到了诠释。

孟氏家族以圣裔自居，后人以读书从文的士人居多，但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家族里却出了一个弃文从商的“异数”，他就是中华百年老字号瑞蚨祥的创始人——孟雒川。孟雒川出身于孟氏家族的一个分支——章丘旧军孟氏，虽然是脱离了邹城孟氏大宗的家族支系，淡化了圣贤家族的政治色彩，但源远流长的孟氏家风依旧在旧军孟氏的家族中流传。比如孟氏有重视母教的传统，孟雒川的母亲高氏对儿子的家教不敢怠慢，在孟雒川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聘请名儒做家庭教师，传授儒学。孟雒川从小就在儒家义理的熏陶中成长，长大后经商，在商业中践行儒家教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儒家的诚实守信和利以义取。诚信是儒家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孟子的义利之辨已经清楚地告诫后人在利益获取中坚守诚信的重要性，诚信是儒家为商业行为设立的一个基本道德规范。孟雒川将儒家的诚信理念贯彻到瑞蚨祥的经营中，展现出诚信为本、以义取利的儒商风范。1927年，当日本商人以廉价但质次的布料抢占市场的时候，瑞蚨祥依旧坚持用优质高价的英国布料，并严禁各地分号营销日本货，以保持自己的品牌和质量信誉。而在诚信经商的同时，孟雒川还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热衷于公益慈善，扶危济困，以商业的途径实现了儒家兼善天下的济世理想，“商”与“士”最终殊途同归。

时光流逝，岁月轮转，无论世情如何变幻，一代代孟氏后裔始终恪守祖训，在各自的时代和人生中努力传承儒家圣贤的精神风范，既是家风的延续，更是民族精魂的奠基。